黄连碱有荧光吗: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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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中国自行试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飞机飞上蓝天。从那一刻起，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同时，歼5的试飞成功，更让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从而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歼击机的历史。

如今，50年过去了。当年试制歼5飞机的种种艰苦和紧张，都湮没于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航空博览园中那架歼5飞机前如织的参观人流中了。而当年参与试制的副总工艺师罗时大亦是耄耋老人。

5月23日下午，沈飞园区内，槐香扑鼻。在公司办公楼一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和记者谈起半个世纪前试制歼5的激情岁月，罗时大老人仍记忆犹新。

精益求精造银鹰

罗时大告诉记者，他担任歼5飞机副总工艺师时还不到30岁。“读中央大学前，我实际上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念上了。20天后，我投考的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系也来了录取通知书。我犹豫了一个礼拜后，来到中央大学。因为，1943年我上高中时，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老百姓，我就很气愤———中国人真可怜，连飞机都没有。所以，能制造、设计飞机一直是我的愿望。”

大学毕业后，带着年轻人的热望，1951年11月，罗时大来到了沈阳112厂（后来的沈飞）。“因为112厂当时是军工厂，保密。我刚来沈阳时，多数人都不知道112厂在哪儿，只听说在北陵后门。我从火车站下车后，先打听到北陵，从前门进去，想当然地认为找到了北陵的后门，也就找到112厂了。可北陵的门实在太多了，找来找去，光是在里面转圈圈。累了，坐在地上休息时，我听到了飞机滑过的声音。顺着声儿，我找到了112厂。”

讲到这里，罗时大乐了。“世界上发达国家是先研制飞机，后修理飞机，这一点与我国不同。我国发展航空工业走的是从修理飞机到自己制造飞机的路子，在先掌握了修理和制造苏联飞机的零备件技术后发展起来的。制造喷气式歼击机，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沈飞从1951年到1954年，曾修理了200多架苏制喷气式歼击机，这当中，我们跟苏联专家学，掌握了米格型飞机的结构特点，为制造喷气式歼击机创造了条件。”罗时大回忆说。

1954年，国家正式下达了制造歼5飞机的命令，要求于1957年10月1日前制造出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来。“我们试制的歼5，是仿制苏联米格-17埃弗型飞机，开始称56式歼击机，后改叫歼5飞机。它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喷气式歼击机之一。这种飞机全部零件1万多项，25万多件。虽然我们已经跟着苏联专家搞了4年的零部件制造，但当时要让工厂在短时间内制造出这样结构复杂、技术要求又高的飞机来，对我们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更让罗时大他们感到时间紧的是，苏联提供的全套飞机图纸（技术资料）于1955年3月才到厂，制造周期只剩下了两年半。

“你想想，拿到图纸后，我们要做生产准备工作，消化俄文技术资料，要用原材料制成零件，还要进行组合件装配，部件装配，总装成整架飞机，试飞等，多紧张。我在厂工艺部门是科长、副总工艺师。当时工厂大多都是刚刚从全国各地来厂、不懂飞机制造技术并正在培训的新工人；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技术员；领导干部虽大部分都是参加革命久经考验的干部，但不懂飞机制造技术，对生产、管理也没有经验。”罗时大告诉记者。

当时生产飞机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没有厂房，罗时大他们只好边生产，边基建；没有设备，只好边补充，边生产。有的设备本厂的确无法提供，就到全国各地去协作加工。“搞飞机，光有手不行，得有精密的设备，协作加工必须得有耐心。记得在北京加工飞机起落架上的一个机加零件时，就麻烦得很。我们找的那个加工厂认为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加工的精度很高了，可拿回来一检查，不行。再跑去，北京那家加工厂就不高兴了，说他们的机床只能加工到这个精度。我们只好再跑，几个地方下来，我们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当时，只要和我们接触过的加工厂都认为，112厂的人要求太高，麻烦多，不愿意给我们干活。技术员泄气了，我们就一边给技术员打气，一边还要耐心地跟加工厂说好话儿。”

不畏寒暑不怕苦

不仅如此，“生活条件也是很苦的，我们吃的是粗粮，住的是矮平房，上世纪50年代沈阳的冬天比现在可冷多了，靠烧炉子取暖。但当时全厂职工（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等）精神振奋，不怕苦，不畏难。最宝贵的是大家都有一颗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贡献，为制造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立功的心愿。大家都不计报酬，不怕艰苦，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为了完成任务，经常是星期日不休息，到月末最后几天，为完成当月任务，更是24小时加班加点干，不休息”。

“我们搞设计的房子里，每天晚上12点钟以前灯都是亮着的，大部分技术员都在学习、研究技术资料中的问题，做第二天的技术准备工作，不离开办公室。当时我们的厂长、后任总工程师的高方启，经常晚上到我们那里检查工作，看到大家工作得太晚了，就到各办公室去催大家回去休息，但等他走后，大家又打开电灯看资料，做准备工作。”罗时大告诉记者，这样的情景，今天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由于歼5飞机的设计图纸和工艺装备来自于苏联的两个地方，在飞机的试制过程中，出现了500多个不谐调问题。作为副总工艺师的罗时大就兼任“不谐调问题组组长”，专门解决图纸和工艺不谐调问题。为此，他写了一份200多页的《关于飞机制造谐调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试制中，由于技术经验不足，在工作中出了一些笑话。如加工某个飞机零件时，苏联原文工艺规程规定‘要用伏尔加河水清洗零件’。技术员对这个规程不敢轻易改动。我看了翻译资料后，脑子里有一根弦儿———清洗零件为什么非要用伏尔加河的水？肯定是伏尔加河的水里有什么特殊的功效或溶剂。可是，我们在沈阳上到哪里去搞到伏尔加河的水呀？还有一次，苏联原文工艺规程中有道工序要求‘飞行员头靠上的一块皮子，要用3岁的小牛腹上的皮，且要求该小牛皮未被牛虻叮过，未受鞭打伤过’。当时技术人员也不敢改动，又问到我。我想，弄到3岁的小牛不难，肚子没被鞭子抽打过的小牛也可以找到，可还要没让牛虻叮过的，就太难了。后来，我请教苏联专家，他说中国的自来水就可以用来清洗零件；头靠上的皮，选用软一点的牛皮就可以了。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们就聪明多了。”

歼5凌空啸长风

“试制飞机的速度是惊人的。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终于比国家下达的计划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制造任务。至此，我们日夜盼望有自己制造的飞机的愿望实现了。”罗时大说，“1956年7月1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们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从112厂试飞站用汽车牵引到沈阳空军于洪机场试飞（当时112厂的机场跑道短，还达不到试飞这种飞机的条件），担任该飞机首飞的是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两架敌机的主任试飞员吴克明同志。当时有各方面代表300多人观看了首飞，当飞机安全着陆后，人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该飞机投入批量生产。9月9日《人民日报》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在头版作了报道。同年9月10日，聂荣臻元帅亲临工厂，参加了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的庆祝大会。那天的上午10点，聂荣臻元帅亲自为飞行表演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剪了彩。当吴克明驾机作精彩飞行表演时，人们翘首仰望，许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6年国庆节，中国试制的4架56式飞机列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兴地对外国友人说：“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过去了。”

“经国家批准，1956年至1959年我们共生产了600多架飞机，装备了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为捍卫我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一道坚固的蓝天长城。英勇的人民空军驾驶着我们生产的飞机，多次击落入侵之敌。1958年，空军第9师27团刘淮敏驾驶歼5飞机与4架美制F-86战斗机作战，一举击落其两架；接着第14师42团杜风瑞驾驶歼5飞机与数倍之敌作战，又击落F-86飞机两架；同年，海军航空兵驾驶歼5飞机又击落RB-57高空侦察机一架；空、海军受命封锁金门作战，驾驶歼5飞机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25架。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国人民的志气。”说到这里，罗时大激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