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婚纱照图片大全:请介绍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

对于一九九一年发生在苏联的那场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作者沙赫赖，系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一九九一年的那场事件，并作为叶利钦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别洛韦日协定的谈判和起草。他的表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那场事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西方关于苏联解体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苏联经济体制在长时期的运行中被证明是
不可行的。80年代经济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二是
，在政治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苏联人民就利用新获得的权利
，废除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这种主流观点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大国作了长
时间的尝试后，失败了。我花了1991-1996年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期间，
我与前苏联的高级官员、政治家、企业家会过面。对20年代以来，直到解体的苏联作了
研究。我的研究证明，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与事实不符。

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原因说。1928-1975年，苏联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从农业社
会转向工业社会。据西方估计，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
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
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这可是西方的数据呵。同期，东欧也比西
欧快。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放慢了，技术进步放慢了，这时的增长率比美国低
，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这时的消费水
平比生产增长还快。这时叶利钦就使计划经济解体。因此，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
绝对下降。1991年计划经济不再起作用。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
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

再看西方的第二个主流观点，即政治上的原因。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
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
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
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
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
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

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
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
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
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
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这个联盟产生的过程，我写的书中详细谈了这个问题。1975-85年，产生了巨大的压
力，要求改革。由于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
改革，使其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相信，苏联的民主化，分权的改革，引进有限的
市场因素，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苏联的停滞。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
到的。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首先是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
1990年出现了新的民主制度，即新的苏维埃制度，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
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
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
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叶利钦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
袖。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戈尔巴乔
夫控制苏联，叶利钦控制俄罗斯。俄罗斯当时没有法律基础，法律、军队都没有。1990
-1991年，上层接受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与各社会集体在苏联时期发生的变化有关系
。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
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
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
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
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
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
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这就能够把戈尔巴乔夫排斥到一边，使叶利钦
得到权力。具体的办法涉及许多细节，煤矿罢工，媒体的争夺，苏联周边民族主义情绪
。叶利钦就是利用这些夺取了政权，让戈尔巴乔夫留在那里，无能为力。

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
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
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
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
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
资本主义。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没有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经验。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
，他们不能组织抵抗。

叶利钦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从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改
革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叶利钦领导集
团的其他成员则更加直截了当，盖达尔在进行资本主义革命方面是诚实的。他成为第一
任总理。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
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结论不同。苏联的
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
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
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
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
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
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
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
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
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
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
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
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
资本主义的倾向。
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是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第二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依赖性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第三是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自治化过程。

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为了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的势力，戈尔巴乔夫方面提出了将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单位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1990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启动了“自治化”机制。其结果是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像块带着许多大窟窿的奶酪，俄罗斯也因此失去了51％的领土及其全部战略资源和近2000万人口。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完整，于1990年6月12日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俄罗斯联邦要脱离苏联，相反，俄罗斯联邦明确宣布准备继续成为更新后联盟的组成部分。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伊万·波洛兹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党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了俄罗斯联邦***，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为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19”事变。

由于1991年8月19日至21日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的然而又是诚实的决定——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统一的国家随着苏共组织的垮台而轰然瓦解也是很自然的。1991年8月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9月，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再早些时候，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已决定脱离苏联。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美国前总统乔治·卡特总统的助理布热津斯基多次指出，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它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8年)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真相

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建立独联体的事宜。他们要求专家按照联合体的模式准备文件，然后送到只有他们三人所在的房间。协议签署后，他们分别给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知了苏联的死亡和独联体的诞生。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签署协议，正式确认了苏联的已成现实的终结。

起先还有人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众所周知，叶利钦当时甚至不但说过“联盟永存”，而且还于1991年8月17日草签了联盟条约草案并计划于8月19日正式签字，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

关于签署协议，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莫斯科代表带着准备好的文本来到维斯库里，事实上，不但没有任何文本，甚至没有电脑和软盘。手稿是用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并用电传机将它复制成三份。

总统们要求专家按联合体模式准备文件。总的思路是明确的，但重要的是要为它找到必要的法律形式。当1922年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创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聚集在维斯库里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第四个创始国是南高加索联邦，它只存在到1936年。而所有的前南高加索联邦的成员都已经退出了联盟。显然，四个缔造者中的三个有权讨论联盟的命运。

结果诞生了协定的文本。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始国确认自己建立的苏联死亡的事实；第二部分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以创始国的身份)宣布建立新的联合体——独立国家联合体。

当经过协商的文本初稿准备完毕时，有人用电传机将它复印了三份，并穿过走廊送到只有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呆着的房间。这时他们身边既没有任何专家也没有顾问。从总统们那里退回的文件上带着一些问题、批注和建议。文件又经过修改、复制，这样反复几次，还是没能得出结论。

于是他们决定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联系，并请他紧急赶来。得到这位有威望的领袖的支持很重要。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尽管收到了邀请却没有来，而是留在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官邸。据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许诺让他担任苏联总理的职务，此外，两位总统都拒绝相信苏联气数已尽。

没有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他们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

接线员好久才找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而白宫倒是一拨就通了。结果谈话同时进行：叶利钦和布什通话，舒什克维奇和戈尔巴乔夫通话。戈尔巴乔夫得知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求助于军队，但是军人们没有响应。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史，当时沙皇从最高统帅的大本营向军队求助，但军队一致要求他下台。

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记得俄罗斯代表团是带着矛盾的心情从明斯克回到莫斯科的。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局势向“南斯拉夫化”发展，即一国各地区之间发生的流血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恐慌。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事实上一致批准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从法律程序上为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很快，除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共和国都加入了独联体。

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
谁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谁是罪魁祸首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
，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
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
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
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

【提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和多方面的。本文对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一，制度性因素：它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二，领导人因素：他们发起的改革瓦解了现存的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终毁灭了联盟。四，阿富汗战争因素：推动了改革进程和削弱了军地位的削弱。

【关键词】苏联 戈尔巴乔夫 改革 解体 原因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年期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和论述在国内外书刊和报端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体了呢？

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关系、思想理论、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各个角度考察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论。概括起来有：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线；苏共党的思想理论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军备竞赛的负担，等等。[1]

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联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例如，莱文认为，“在它（苏联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它开始停滞不前了，丧失了改革的能力，从而对所有领域包括其它民族失去了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政权的官僚本质，它才失足并崩溃了。”[2]

林登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时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来非常强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统治由共产党君主转变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改变政权的试图产生了破坏苏联帝国本身的危机。”[3]

有些学者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民族关系的紧张。他们认为，一旦公开性允许自由，分离主义的声音就愈益强烈。分离主义分子把莫斯科满足他们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软弱的表现，并且他们利用这种软弱而要求独立。[4]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苏联对外关系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们指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巨大包袱和消耗：苏联帝国扩展得太大、用来维持帝国的巨大军事力量、补贴东欧的经济负担、抑制东欧动乱所付出的代价、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等。[5]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把阿富汗战争与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例如，鲁维尼和普拉卡什强调了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中的关键作用。[6]
可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和论述则更为热烈。它们的特点是，其一，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有许多亲历改革过程的政治家(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等)参与了讨论。其二，左、中、右各派的看法和观点泾渭分明。[7]

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8]雷日科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9]

而盖列尔和涅克里奇却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他改革的基础是不现实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改革和公开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共产主义。苏联体制的灭亡，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结果，——但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10]

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11]

从中外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论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和接近的，更有大相径庭的。笔者以为，苏联解体仅仅过去十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而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论者们的视野不仅应当更为开阔，而且必须不宥于论者本身对解体事件所持的立场——不论是对解体感到悲哀的还是对解体感到喜悦的。在探讨和论述苏联解体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碍人们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分析的大敌。

笔者以为，苏联解体“原因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题和难题。我们这一代学者因为离它太近，而且夹杂着过浓的感情因素而难免使自己的观点失之偏颇。恐怕得假以几代人的时间，对解体原因的阐述才会更臻于客观和科学。

因此，笔者丝毫不敢有在拙文中透彻地说尽苏联解体原因的非份之念，只是试图在中外学者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对苏联解体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的思考。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立国七十多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目录
1苏联解体的原因
28·19政变
3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4苏联的终结
5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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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首先，在苏联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不高。虽然发达的重工业和不断的军备竞赛拉动了GDP，从而掩盖了这一现象。但是这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因此导致了苏联人民的不满。其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取乏民主，干部阶层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主义化，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干部群体，逐渐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当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特权阶层与自己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驰时，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和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苏联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6年斯大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随后，赫鲁晓夫、布里兹涅夫先后进行了改革，但他们的改革都只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再次，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再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苏联时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此外苏联还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等。这些罪行随着“公开化”的进程被逐步公诸于世，对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骤然放开的舆论氛围使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容易被极端思潮所俘获，在这种背景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势力，试图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因此极力促成了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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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虽然戈巴契夫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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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苏联解体之前，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8·19政变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西伯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时间如下：

立陶宛：1990年3月11日
格鲁吉亚：1991年4月9日
爱沙尼亚：1991年8月20日
拉脱维亚：1991年8月21日
亚美尼亚：1991年8月23日
乌克兰：1991年8月24日
白俄罗斯：1991年8月25日
摩尔多瓦：1991年8月27日
阿塞拜疆：1991年8月30日
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8月31日
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8月31日
塔吉克斯坦：1991年9月9日
土库曼斯坦：1991年10月27日
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16日
俄罗斯：1991年12月25日宣布国名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1990年6月宣布收复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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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终结
在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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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早在苏联解体发生之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就已经变得不可扭转。苏联的解体，在欧洲为这一从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开始的大潮画了句号。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这一唯一超级大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几乎无法再与之前的世界相比。

【提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和多方面的。本文对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一，制度性因素：它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二，领导人因素：他们发起的改革瓦解了现存的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终毁灭了联盟。四，阿富汗战争因素：推动了改革进程和削弱了军地位的削弱。

【关键词】苏联 戈尔巴乔夫 改革 解体 原因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年期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和论述在国内外书刊和报端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体了呢？

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关系、思想理论、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各个角度考察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论。概括起来有：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线；苏共党的思想理论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军备竞赛的负担，等等。[1]

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联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例如，莱文认为，“在它（苏联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它开始停滞不前了，丧失了改革的能力，从而对所有领域包括其它民族失去了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政权的官僚本质，它才失足并崩溃了。”[2]

林登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时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来非常强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统治由共产党君主转变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改变政权的试图产生了破坏苏联帝国本身的危机。”[3]

有些学者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民族关系的紧张。他们认为，一旦公开性允许自由，分离主义的声音就愈益强烈。分离主义分子把莫斯科满足他们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软弱的表现，并且他们利用这种软弱而要求独立。[4]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苏联对外关系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们指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巨大包袱和消耗：苏联帝国扩展得太大、用来维持帝国的巨大军事力量、补贴东欧的经济负担、抑制东欧动乱所付出的代价、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等。[5]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把阿富汗战争与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例如，鲁维尼和普拉卡什强调了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中的关键作用。[6]

可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和论述则更为热烈。它们的特点是，其一，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有许多亲历改革过程的政治家(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等)参与了讨论。其二，左、中、右各派的看法和观点泾渭分明。[7]

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8]雷日科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9]

而盖列尔和涅克里奇却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他改革的基础是不现实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改革和公开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共产主义。苏联体制的灭亡，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结果，——但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10]

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11]

从中外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论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和接近的，更有大相径庭的。笔者以为，苏联解体仅仅过去十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而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论者们的视野不仅应当更为开阔，而且必须不宥于论者本身对解体事件所持的立场——不论是对解体感到悲哀的还是对解体感到喜悦的。在探讨和论述苏联解体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碍人们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分析的大敌。

笔者以为，苏联解体“原因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题和难题。我们这一代学者因为离它太近，而且夹杂着过浓的感情因素而难免使自己的观点失之偏颇。恐怕得假以几代人的时间，对解体原因的阐述才会更臻于客观和科学。

因此，笔者丝毫不敢有在拙文中透彻地说尽苏联解体原因的非份之念，只是试图在中外学者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对苏联解体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的思考。

本文想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苏联解体的原因。它们是：制度性因素；领导人因素；民族问题因素；阿富汗战争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体系。这也是为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构成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后国民经济重心的原因。[12]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令人骄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

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3] 到30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从物到人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国家的管辖和治理对象：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本身被国有化，而且连人的思想也被国有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被国家所控制。
二、领导人因素：改革瓦解了现存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
有许多人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指出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何苏共出了问题呢？追根溯源，实际上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了问题。正是他发起的政治改革使苏共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损坏了苏共的形象，削弱了苏共的力量；他同意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款，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他在八一九事件后辞去总书记职务，使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实际上使苏共走向了灭亡。

但是，戈尔巴乔夫为何会出问题呢？或者说，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呢？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改革的过程和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的总结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苏联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党的作用、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与他所有前任有着本质不同的重大变化。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戈尔巴乔夫在他所著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关于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他说，“……完全可以确信：在当时俄国国内外的具体形势下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无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广大阶层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最迫切的要求。这场革命的口号不是某个人所杜撰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下层，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给饥饿者面包——鲜明地反映了这些要求。”[16]

“十月革命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证明，我们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问题是，1917年10月真的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了吗？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吗？”[17]

“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当然，它是在进化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有点削弱和缓和。但是，本质没有变化。”[18]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极权主义当然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典范。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制度在苏联的胜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由。”[19]

“我的观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和自己的历史现实性。不仅是因为这种包含着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而且还因为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每天都有力地证实：对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对团结的要求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增长。”[20]

关于苏联的一党制和极权主义制度。“革命胜利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绝裂的鲜明标记。在非常形势下，可以采取作为临时性的类似措施。而在社会生活中把一党制和‘观点一致’作为原则来实行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事物正常进程的颠倒和专横行为，并产生严重后果。

我认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证明1917年以后镇压和粉碎俄国的其他政党是必要的，一党制的最终确立或许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国家真正繁荣的基础。

到20年代末，苏联社会已完全被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所垄断。国内确立了镇压性的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论，‘党-国’（一体），在国家垄断所有制基础上的对国家进行包罗万象的、严厉的和过度的中央集中管理。”[21]

关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框架，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理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优势、绝对都是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22]

关于改革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时期采取了对党的活动进行实质性改组的方针和党内民主化的方针，最后实行改变它在社会中作用的方针。但是，苏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统治集团浸透着旧的习惯、传统和规则，以至于要对它进行改革和要把它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归根到底，苏共中央赞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建立混合的市场经济、改革联盟的联邦等。后来，在1990年苏共28大上，这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苏共最终未能经受住成为改革党的考验。它实际上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以及许多州和地区党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乱，从而对自己作出了判决。”[23]

关于民族问题。“……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一样，在民族进程中也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东西。随着国内确立了极权主义，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开始被强行纳入外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由莫斯科强加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多数居民的传统和已经形成的精神相异的人为的产物。”[24]

关于苏联年代的总结。“无论怎样，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价给俄国带来了历史的革新，把俄国从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遗产中解放出来，使得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劳动和英勇行为。忘记这一切并简单地把苏联政权的几十年描绘成几乎是忧愁的年代是不诚实的。……

是的，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是对的。而这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的衍生物。过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无条件地谴责和抛弃极权主义。……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联历史再次证明，表面上如此稳定和强大的极权主义最终使国家注定要变得软弱。同时，极权主义使人同国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离，试图压制社会中最微小的多样性，使社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刺激，从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败。

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能够成为社会健康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成为揭示和利用社会所有机会的基础。”[25]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一，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这种制度是必然要失败的；第二，一党制和“观点一致”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第三，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处于无权地位。第四，苏联年代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在苏联失败的是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仍然是生命力的。

当然，很难准确地判断戈尔巴乔夫上述观点中哪些是改革前就有的，哪些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哪些又是在苏联解体后总结出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知道苏联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甚至危机，但他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完整的改革计划。[26]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坦率地予以承认后作了如下的辩解：“在社会发展基础发生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的时期，提出某种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确图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27]

但是，缺乏明确完整的改革计划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杂乱无章的。从后来改革的进程和戈尔巴乔夫的自述来看，他的改革是有榜样的；他的改革设想和计划是有着深刻根源和基础的；他的改革决心和信心是极其强烈的。

他把赫鲁晓夫看作改革的先驱。他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留下的东西——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28]因此，他实际上把他在80年代中期发起的改革看作是50年代赫鲁晓夫改革的继续。

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后成为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深处没有真正根除大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和观念，他们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口号，其目的无非是要赢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但在夺取政权后他们却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苏维埃化，让这些民族强行接受选择苏维埃的自决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决。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又在违背各民族意愿的情况下，按照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强行把其他共和国拉进了一个名为联邦实为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里。

俄国的居民有半数是非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的重要性。他们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就明确宣布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

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苏俄承认了波兰、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但是，正是这些原沙俄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和自决，使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具有浓厚的大俄罗斯国家意识和传统的领导人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以阶级立场来审视民族问题，修改和背离了原先承认的民族自决原则。

在1918年1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所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可以被视为修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预兆。斯大林在报告中把苏维埃中央同前沙俄境内民族边疆地区政府的矛盾归结为政权问题的冲突，似乎当地的资产阶级把这个问题涂上“民族色彩”只是为了有利于他们同劳动群众政权的斗争。由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不是该民族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群众的自决权”。他说，“自决原则应当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具，应当服从社会主义原则。”[38]这里，斯大林实际上否定了民族问题的独立意义。

斯大林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俄共（布）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立场的变化。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观点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说，在奉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不应当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口号”，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承认包括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族意愿”。他提出实行“每个民族的劳动者的自决。”[39]

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立场，他认为，用“劳动者自决”的措辞代替“民族自决”的概念为时过早，这是一种“革命急躁症”的表现。[40]。

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列宁的观点，但也明显地向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作了让步。党纲提出了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接近“以便进行共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阶级任务。党纲没有提自决权，而是提出“为了克服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不信任”，“承认各殖民地和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有国家分立权”。在有关“民族分立意志”代表者问题上，党纲要求“坚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和注意该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水平。[41]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当前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立场：“……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消灭民族压迫、确立民族平等、保证少数民族权力的基本条件。”决议认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国家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42]

民族自决权不仅消失了，而且还被斯大林说成是“模糊的”、“空洞的”、“便于帝国主义利用”的口号，甚至成了“驯服民族”的“反动的”工具和“使各民族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工具”。[43]

1922年12月，通过了《关于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宣告了苏联的成立。根据联盟成立宣言，联盟被说成是“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的自由”的国家。“联盟是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

但是，正如俄罗斯学者希什金指出的：“形式上，这种统一是按照列宁的建议作为联邦制的共和国联盟建立的。实际上，新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些最高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后来又由1923-1924年法律文件的加强）、对加入联盟的各民族共和国政治主权的实际损害、在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它们受到限制的和不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让这个实际上‘自上而下’建立的联盟快速转变为集中制的官僚的单一集团，带有强大的垂直管理体系的鲜明特征。”[44]

鲍里索夫等人认为，“在苏联政权期间，列宁在20年代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许多原则实际上没有实现。各共和国没有实际的主权，它们的权力和全权掌握在中央部门手里。”“民族自治的纲领没有实行……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45]

但是，苏联官方却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这个长期不予承认和得不到解决的顽症终于以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公开性和民主化所创造的宽松的条件和环境，揭露和激化了积压已久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复活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势力，他们对联盟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挑战。

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领导都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先赞扬“正是社会主义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毫无疑义的”，然后他才承认，“在民族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及其各种表现被忽视了”。[46]也就是说，仅仅是在肯定不存在民族不平等的范围内承认民族问题上犯有错误。但是，正是这一年，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开始出现了民族骚乱。1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了反俄罗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苏德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47]纪念日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48]而正是这一步以后又引出了三国要求恢复吞并前现状（也就是独立）的要求。

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的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民族骚乱。从1987年10月起，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了要求同亚美尼亚合并的运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由此产生了流血的种族和宗教争端。

新的形势迫使得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更加关注民族问题的严重性。1988年11月，他在最高苏维埃发言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苏联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在制定和实施革命性的改革计划时，如果改造社会的工作不考虑到居住在我们这个巨大国家的所有民族的利益，我们是不会取得成功的。”[49]

但是，如何解决尖锐的民族问题呢？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是：“一方面要尊重各共和国人民和各民族的权力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它们，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联盟的深刻改革、通过把联盟转变为真正的联邦来加强联盟。”[50]

他多次表示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使用武力。[51]1989年3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局势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总之，要考虑考虑如何实际上建立我们的联邦。否则一切真正就要崩溃了……不许使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排除使用武力，而对自己的人民更完全不容许……”[52]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提出了改革联盟的基本任务：改革苏联联邦，使其具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内容；扩大所有形式和种类的民族自治的权力和条件；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力；为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保障，以确保消除对各民族公民权力的妨碍。[53]

戈尔巴乔夫说，“这样我们就制定了有关民族问题的原则性政治纲领，虽然迟延了。这个纲领为解决已经积累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54]

但是，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实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可能性的形势和条件。因为改革的深入发展使苏联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形势。由于实行了差额选举和废除了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作为苏联社会中坚力量的苏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实际上使原来控制社会的政治力量中心消失了。与此相反，另外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却正在崛起和发展。一支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拥有几百名人大代表的跨地区集团，它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对派。另一支则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这两支力量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联盟的计划和努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联盟中央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各民族共和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事态

最根本的原因是局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中 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政治与经济的极不协调 西方国家的颠覆 政策调整不适时不正确 领导人的本身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由于体制特征对国家的影响大）

以下来自我的原创文章。
苏联的解体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些必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程度越来越深，力量不断积聚，最终被偶然性事件所点燃而爆发。
有观点将苏联的解体归结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和平演变”从本质上讲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大环境下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上演变并分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手段。“和平演变”策略得逞的前提是这些势力能够在要演变的国家的上层建筑中找到突破口，而这些“突破口”可以存在于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对外开放领域。因此，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外部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便会随之而来，它无法从根源上避免，只能在开放后的接收环节上控制。开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必然要求，生产社会化必然会导致经济全球化，这是与社会制度无关的客观规律。苏联由不开放变为“开放”，这之间需要留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在这个缓冲过程中国家还需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应对新形势。若是没有这个缓冲过程，多种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交锋便会动摇社会的主心骨，从而动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闭塞僵化是“苏联模式”的突出弱点，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其目的是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扬弃否定的过程，需要吸收的是存在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的先进事物，并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加以改造地运用到国家建设当中去，而决不是“全面改造”，更不是“全盘西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点认识的不足，为“和平演变”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何况苏联竟把“政治变革”放在首位，这使得美国等敌对势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高地，大肆发射糖衣炮弹。但从本质上看，“和平演变”只是外部原因，它不可避免，却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的协调而抵制。苏联的改革没有做到这一点，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关于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的极端复杂性，一时间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由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日趋无效化的监督评议机制、全面委任化的干部制度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
该体制使苏联的经济政治高度僵化，尤其是党政不分，使得领导集团无法广开言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参政议政。经济上忽视价值规律，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指导经济工作，丧失了市场的活力，导致全国上下片面的机械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背道而驰。苏联在发展问题上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逐渐用片面的、孤立的“数字化”与“一边倒”的发展代替全面的、综合的协调发展。
该体制的长期存在，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法健康发展并贯彻于实践。苏共在这种体制中丢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的品格，把它凝固于党的文件、官方教科书和官方宣传品，变为离开人民生活和创造性劳动的教条律令，甚至变为个人升官发财和获取名利的政治标语，按照各种需要从不同的方面任意增删和曲解，一直走到只剩下空洞的招牌和躯壳，最终导致联盟大厦的坍塌。
该体制还使得广大“持不同政见者”渐渐失去了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还遭到过各种不公正的批判。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成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极大阻碍，“党政不分”日渐导致苏联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分化。斯大林试图通过所谓“肃反”机械化地将持不同政见者清洗掉，却忽略了客观世界变化的两条基本特征，即“联系性”和“变化性”。高度集中的体制并不可能将苏联与其他敌对势力完全隔离开，而且国际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持不同政见者”总是会产生，而且还会以不同的形式产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体现。 “一党专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共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政策失误的体现。
该体制另外的一项突出的弱点是失去了人民通过批评调节国家政策中的失误的能力。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具有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斯大林时期把其变成党中央的附属机构，使之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监督的权力。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苏联领导人的意志直接通过这种权力集中的体制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生活，国家受最高领导个人意志的支配程度很高。这种局面最初是的维护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的变形，领导人代表人民的意愿从而维护人民权利。但后来实际上大大削弱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变为名义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苏联的领导集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变为人民的统治者，把人民赋予的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变为了实现和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权力。
干部制度委任化，也是苏联政治体制中的一项重要失误。苏联建国初期以委任的方式向各地与各级岗位输送干部的做法沿袭固定下来，党、政、企及群众团体的干部层层由上级委派。从苏共方面看，中后期的苏共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脱离人民和党内大多数的、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导致苏共的“党内民主”具有两重性；甚至大搞“克格勃”组织，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所孤立。在两极格局下的世界中，苏共离人民越远，离帝国主义就越近，最终变成了一意孤行的专政，丢弃了人民，也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
其二，是由苏联内部大俄罗斯主义盛行造成民族政策的失误导致。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长期无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不思改革，还试图用强制手段“同化解决”民族问题，使得联盟内部各民族间积累了深厚的矛盾。“苏联”和“俄罗斯”渐趋同化，领导集团忽略了苏联宪法中15个成员国平等的原则，以“俄罗斯”的利益偏概“苏维埃联盟”各民族的利益。还是说苏联的国歌，1977勃列日涅夫版《苏联颂》的第二句Сплотила навеки Великая Русь（伟大的罗斯民族万古长青），明显在“民族”问题上错误地作了文章。俄罗斯民族拥有着带有压迫性色彩的意识形态，“大俄罗斯主义”是不尊重联盟各成员国不同民族的主权之表现，它同时导致诸如车臣问题等众多民族问题后遗症。民族自治问题处理的严重欠妥，亦是苏联解体前期各成员国众叛亲离的导火线之一。
其三，列宁逝世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从不同程度上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准则，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粉饰现状，而不思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有些地方只是从形式上体现了“一大二公”，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问题一直没有被坚定地摆在议事日程的首位，且对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缺乏解放思想的勇气，缺乏发展的新思路。“超阶段”错误和“偏向失衡”错误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长期重心偏离，使得社会主义渐渐“走形”，以至于苏联6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渐渐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其四，直接原因，是由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方向导致。他没有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设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对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功过及其存在和发展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并且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回避诸多矛盾，尤其是对民族问题的不恰当处理，更使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最集中的表现是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建设这一根本问题无法解决。而他却把改革失败甚至苏联六十余年来“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对过去的一切片面地否定。这一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顿时陷入极大的混乱，长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发生动摇，最终苏联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
苏联解体前夜，人民中的觉醒者如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党完蛋了，而列宁的党还活着。”的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中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不恰当的解释无论对苏联还是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渐渐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认识并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时期中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五，是一、三、四产生的根本原因，即苏联领导人及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不到位、不深刻。社会主义，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都究竟是什么，苏联领导者们常常在实践中忽略这些问题的本质，导致“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为共产而跑步二十年进入共产”。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是生产力的发展，这决定了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不可以强加给它某种既定的趋势。这种“不深刻的认识”表现为“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定义，人们只是按照它的规定来完成历史的作业。与任何在历史运动中出现、壮大和变化的新生事物一样，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理论，它的定义应服从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而不是让客观世界服从它的定义。更何况社会主义学说的逻辑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后盾，而这个后盾的最基本、最明确的核心，恰恰又是概括了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唯物辩证法。
我们在处理“发展”的问题时必须要重实质，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搬起政治大锤狠命地凿击经济这块“可能性”的脆弱木板，故意让它像钢铁那样迸射出“现实性”的光芒。
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社会主义政权执政的实际经验的积累，它只是阐明了世界发展的方向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后人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发挥的价值更多的是理论方向的指导意义，而不是现实纲领的执行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精髓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丰富并发展自身。社会主义实践本身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本质，并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将其付诸实践，需要克服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的不到位，导致发展方向的偏离，会在客观上构成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的内在原因，而具体在俄国人的实践中则表现为苏联的解体。
其六，是社会内部的主观原因，即俄国历史传统文化及旧俄专制制度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苏联领导集团中，也表现在人民群众中。历史文化传统总是具有继承性的特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要彻底革除长期的专制制度在俄国人民头脑中形成的意识，从思想上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则还需要数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们的不懈努力。然而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出现，以及中后期的苏联领导集团在执政中不断出现的错误，渐渐在原本思想意识落后的俄国人民的头脑中萌发了苏联领导执政“换汤不换药”的想法。有观点指责“俄国的土地严重缺乏民主的养分”，“社会主义的种子在无法在这里健康生长”。应当看到，这种“缺乏养分”是苏联建立初期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但苏联人民完全有能力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开垦这片土地，在不断探索中使民主的养分逐渐富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应是苏联中后期在主观上放弃了对这片思想土地的开垦促进了民主之花的衰败凋零。
其七，俄罗斯民族意识形态中“好决战”、“好扩张”的一面在苏联领导人的策略中尽显，尤其体现在矛盾广泛存在的冷战初期苏联主动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上。如果说“冷战”是受动荡中的国际环境因素影响，那么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位领导人执政后期加速个人集权、排除异己的行为也一定多少夹杂了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民族性格中的这一面虽有运用成功的例子，如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人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建设自己的国家，二战时期保家卫国决战精神的尽显等等；但民族传统中消极的一面一直没有得到控制，长此以往，还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其八，俄国人民小农思想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的社会形态中抬头，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联中后期领导人带有“小富即安”色彩的维持现状式的政策出现。苏联领导人不但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我，通过自我批评与斗争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反而用带有自己主观意志色彩的命令统领一切，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无法贯彻实行。
以上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出发归纳出的苏联解体的几点主要原因。苏联的解体的这些原因，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在反思中加深对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在日后的实践中扬长避短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