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蓝漫画ios:为什么西汉时独尊儒家而不尊法家？

三教九流

古代指儒教、道教，释教为“三教”；儒、道、墨、法、名、杂、农、阴阳、纵横九家为“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学术中各种流派。
儒家：又称儒教《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由孔子创立， 并被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宗的叫个学派。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因排行第二，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南)人。春秋末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先世为宋国贵族，尊祖时迁居鲁国，父叔梁纥作过鲁国陬邑大夫。孔子自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早年业儒(为贵族相礼，作吹鼓手之类)，又为委吏(管理粮草)和乘田吏(管理畜牧)。少时以知“礼”出名，相传曾问礼于老聃(老子)。官任至鲁国司空、司寇，并代行相事，但时间不久。相传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为司寇时，以五恶(心违而险、行辟而坚，声违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罪名乱政而诛少正卯。后周游列国，未被重用， 聚徒讲学，有弟子三千，知名者七十二人。晚年删诗书，修春秋，订礼乐，建立儒学体系。孔子的思想言行由其门徒所记录和整理的《论语》一书保存下来。
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 克己复礼”。崇“礼乐”，尚“仁义”，始“正名”，重“亲亲尊尊之恩，行忠恕中庸之道”。在政治上主张“德治”、 “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战国时期，儒家分裂为八派，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派影响最大。特别是孟子一派，宋以后被看作孔子嫡传，儒家正宗。儒家在先秦虽称显学(著名学派)，但未高出其他学派之上。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除极短时期以外)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统治思想，处于正宗地位；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在儒家内部进行的。从西汉董仲舒、唐韩愈，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王守仁等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唯心主义传说；从东汉王充、唐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南宋陈亮、叶适、明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船山)、清载震等人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两翼对孔子则各取所需，共尊孔子为圣人。儒家学说统治中国达二干余年之久，是中国建设民族文化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其中有糟粕，也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需要一分为二，批判地继承。

道家：又称道教，其学派由老子所开创，其门徒一直将学术起源追溯到黄帝，故道家又称“黄老之术”。
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 字伯阳，春秋末期哲学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藏书，相传《道德经》(亦称《老子》)一书，八十一章，五千言，即老子所著。
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以后有杨朱“为我”学说，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 (《淮南子·汜论》)。再后约与庄子同时，在齐国稷下出现了道家的几个流派：有主张“情欲寡浅”， “禁攻寝兵”的宋铲、尹文派；有主张“弃知去己”， “齐万物以为首”的田骈、慎到派；有主张“澹然独与神明居”的关尹派(据《庄子、天下》)
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挥达到全盛，与儒、墨鼎立而三。道家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否认上帝和鬼神主宰一切，认为“道法自然”，“道”是“无”，无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宇宙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 “道”是世界的主宰，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 “无为而治”，希望社会退到原始状态，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反动的。道家对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矛盾有双方相互依存，并看到矛盾会向反面转化， “反者道之动”所以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他忽视斗争在转化中的作用。战国中期出现的黄老学派，吸取老子“虚静”思想并加以改造。汉初统治者据以为指导，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曾收到一定效果。魏，晋玄学崇尚庄老， 以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义，促成儒道融合。后道家思想虽再占统治地位，但始终作为儒学的补充而为统治者所利用。 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和辩证法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释教；又称佛教，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释教起源于印度，相传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释迦族人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后来佛徒门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圣人)。29岁时痛感世人生，老，病，死四种苦恼，又不满当时婆罗门教的种性制度和祭司的特权地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一切，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经过六年，最后才悟道成佛。
释教思想主张平等、为善，禁欲、苦修、出世、涅盘(意为人死后升入到最完善、最幸福的精神境界)。为了抑制自己追求生活的意向，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视为“空”，但又认为死者的灵魂是根据他“前生”的行为如何而投胎为人、为动物或为植物。如果“善业”超过“恶业”就有好的转世，大力宣扬了地狱轮回， 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从而否定了社会的根本改造。因此提出了不对抗暴力的教义，抹杀了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掩盖了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让劳动人民安于贫困和无权地位，以利于统治阶级。
佛教在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宣布为国教(公元前272年——前232年)。后来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了“小乘” (为早期佛教)和“大乘” (为后期的新教派)。 “小乘”着重伦理教诲，追求“自我解脱”，不拜偶象。认为只要自行修行，就能入“涅盘”，但不能人人成佛， “大乘”崇拜偶象，鼓吹“救度一切众生”，认为只要虔诚信仰和修行，人人皆能成佛。
佛教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内地，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才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之始。此后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相结合。魏、晋、南北朝佛教同玄学关系密切，广泛流传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两宋以后，佛教某些教义为儒教所吸收，逐渐衰微。佛教在我国一方面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奴役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从中吸收了印度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等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墨家：为墨子创立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墨子名翟(公元前468年——前376年)，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宋国人。 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在宋国活动时间较长，后居鲁国。 曾习儒术， 因不满儒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众讲学，成为当时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子自称“贱人”，做过木匠，是个体力劳动者，在技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后来上升为士，精通当时的历史文化典籍。
墨家学派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塟”、“天志”、“明鬼”、“非命”。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墨者”，是一个组织严密，坚守纪律的社会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称为“巨子”、“巨子”的职位，由前任“巨子”传给他所认为的贤者，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他们还有一定的法规， “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他们的生活极为清苦，但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后期墨家放弃了墨子学说中的“天志”，“明鬼”等宗教迷信观念，对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光学、力学等作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对名实关系、感觉与思维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在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上有很高成就。
墨家学说对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秦，汉以后渐衰。西晋时鲁胜注《墨辩》，力图振兴墨学， 因后继无人，几成绝学，直到清代中叶，墨子著作才被学者重视研究． 《墨子》书五十三篇，大部分是研究墨子的可靠材料。

法家：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思想家，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韩非出身为韩国贵族公子，为人口吃，长于著书，不善言辞。 与李斯同学于荀子。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纳。他的思想主张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重视，被邀至秦国，不久，因姚贾，李斯之谗下狱，被迫自杀。他综合了商鞅的“法”， 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集法家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
法家思想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井田，建立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 重农轻商，奖励耕战，在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君主集权统一国家，强调君权“神圣”。为了打击当时旧贵族势力，提出“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有度》)的主张，认为“功利”是“善恶”的标准，主张严刑厚赏，在用人方面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在思想教育上主张废弃儒家“仁义”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主张“不期侑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提倡“法后王”，承认今胜于古。在认识论上注重实际，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辩”，检验言行的客观标准是“功利”。
法家的政治主张大多切于实用，为当时许多诸侯国所采用。秦国用韩非学说，对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法家以“性恶”为其法治理论依据，认为没有“自善之民”，因此“不务德，而务法”，包含着对人民严厉控制，残酷镇压的手段，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西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仍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兼治的方法。法家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

名家：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战国时称“刑(形)名家”、 “辩者”，西汉时称名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和惠施。
公孙龙(公元前325年至前315年之间，死于前250年)客观唯物主义者，逻辑学家，赵国人。 曾劝燕王偃兵，并曾和赵惠文王讨论偃兵，做过平原君的门客。
惠施(公元前370年——前318年)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逻辑学家，宋国人。 曾做过魏相，在魏国掌权达十五、六年之久，政治地位很高、《庄子·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名家在名辩思潮中独树一帜，考察细密，主张“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强调名称和事实必须完全相符，正了“实”， “名”也就正了。其见解常和当时流行的看法相反， “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惠施提出“合同异”，从事物同异的相对性，引申出事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得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一体”的结论。公孙龙提出“离坚白”，认为石之“坚”和“白”相分离，视觉可见“白”而不见“坚”；触觉可得“坚”而不能得“白”，把感官的不同作用绝对化，夸大个性，否定共性。荀子在评论名家时，一方面肯定“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好持怪说，玩琦辞” (诡辩)。名家的名辩理沦曾被后期墨家所批评和发挥，名家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他们的著作除《公孙龙子》现存一部分外，余皆早佚。

杂家：战国末至汉初，糅合各派观点的学说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称其“兼墨儒，合名法”，是当时政治上趋向统一、学术上要求综合的产物。杂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时秦相。本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富大贾。时秦公子异人以人质于赵，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用千金为之活动，计使异人归秦嗣位，即为秦庄襄王，他为国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 门下有食客三干，家僮万人。秦王政(即秦始皇)年幼即位，他继任国相，称“仲父”；秦王政亲理政务后，他被免职，迁放蜀郡，忧惧饮鸠自杀。
杂家自称“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淮南子·要略》)，取各家之长，舍其所短。它虽然兼采儒、墨、法，名之说；但受道家影响最深， “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为多者，则惟杂家”。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著作共二十家，四百零三篇，今多已佚。 《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广邀游士门客所作。 《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宾客编纂，为此派的代表作。

农家：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许行。
许行：战国时楚人，有学生数十人，都穿着粗布衣，打草鞋，织席子以维持生活。政治思想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自理炊事)而治”。即人人必须劳动，虽国王也不另外。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一种理想(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还总结了农业生产上的技术经验。如管子中《地员》等编，《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 《审时》等篇都是研究先秦农业科学的重要著作。

阴阳家：战国时期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年)齐国人。 曾在齐稷下著书， 言治乱之事。到过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最后到燕国做官，受到诸侯“尊礼”。知识渊博“闳大不经”，人称“谈天衍”。此派学说是由古代从事丧祭活动的巫祝方士转化而来。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相胜的说法创立“五德始终说”，认为“五德转移，各治有宜”。把古代最早出现在《周易》一书的“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糅合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的原因，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五行思想的盛行，它被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赋与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成为两汉纤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阴阳五行中也有一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数，特别是对中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系统化都起过很大的作用。其合理因素始终被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继承。写成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月令》 (收入《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的首篇，分月记载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阐述四时运行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并制定生产活动措施，有人认为是阴阳家的著作。秦，汉时期此派逐渐与儒家合流。

纵横家：战国时期专门从事外交活动的一批谋士(说客)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合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字季子(公元前344年——前284年)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主张“合纵”，联合六国以拒秦。曾为燕昭王亲信，奉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国“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 以便削弱齐国，以防齐国谋燕。初入齐，得到齐王信任用为相。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自称西帝；约齐闵王并称东帝。他劝说齐王取消帝号，又和赵奉阳君李兑“合纵”五国攻秦，迫使秦昭王废帝号，并归还一部分魏、韩地、被赵封为武安君，旋又助齐闵王攻灭宋国。后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兵大举攻齐，他的反间活动暴露，被齐王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十六章反映的情况与《史记·苏秦列传》所说有异。
“连横”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仪(?——公元前310年)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 次年为相，封武信君。执政时曾迫使魏惠王献上郡十五县于秦，又说惠文君自称为王，推行“连横”策略，主张六国分别以事秦，瓦解齐、楚联盟，并出兵夺取楚汉中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 与司马错等率军攻灭蜀、苴、巴三国。 后一度入魏为相，被逐回，不久而卒。(《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十篇，今已佚。

呵呵 其实汉代是儒表法里的 并非不尊法家
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半儒半法，而以儒术为名义。
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名义上的独尊，法家思想才真实显示出汉代的政治本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明确揭示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的事实。
史称“汉承秦制”，其中心内容就是承袭秦代的法家政治思想和在法家思想指导下所建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且孝惠帝时期，在开国战争、剪除功臣、诛锄诸吕等事件过程中，政策上必然地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汉文帝既修黄老，又好刑名。在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等事件中，也必然地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 汉武帝时内兴外作，设立“中朝”，裁抑相权，利用儒学，重用酷吏，打击豪强权贵，严明吏治，设十三州部刺史加强监察，所有这些都带有法家特点。

其实秦遵循法家并不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秦二世的暴政。而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董仲舒的建议，汉吸取前朝的灭亡教训舍弃法家而遵循儒术是原因之一，而儒家文化也有其好的一面，如以『仁』为核心，提倡有教无类等等，最重要的是儒学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提倡封建等级制度的观点容易被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此外儒学还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容易控制百姓思想，也是原因之一。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大，势在必尊。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已经名高势大，与墨学并称为显学。随着秦王赢政振长鞭，扫六合，一并天下，法家学说也被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后则又“焚书坑儒”，重创儒学，使儒学进入低潮；但“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29）经秦末大乱后，儒学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30）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31）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

（三）、实行多欲政治，儒学可用。

汉武帝之前汉代政治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32）其次《春秋》公羊学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33）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34）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35）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呛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36）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

结论：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董仲舒宣扬，汉武帝不顾太后和群臣反对，坚持“独尊儒术”。为了实现他的专制集权统治。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儒家能够缚束人们的思想,稳固皇家政权.更好的实行中央集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