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小塘镇:日本的起源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

扶桑神话与日本民族起源——《山海经》中远古神话的新发现

本文摘自何新著《诸神的起源》
本文写1986年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近年来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研究，特别是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山海经》中有关扶桑的记载远比《梁书》扶桑记为早。并认为早在远古时代，中日便在地理上有密切的交通，帝尧时代就有大陆移民奔赴日本探寻日所出处；《山海经》并非荒诞之作，乃是一部关于远古山川海陆和地理、人文、氏族、物产情况的有价值著作。

扶桑，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一棵与太阳有关的神木。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记载，日本岛上古代列国中，很早就有以“扶桑”自称的国名或族名。但中日之间建立关系，根据正史（《汉书》、《三国志》）的记录，目前所知不早于汉代。然而，扶桑神话的产生却很早，在《山海经》中记述尤多。

我最近对《山海经》以及中国古代东方的史地情况作了一些考察，结果，获得了一些意外的发现。由此，不仅可以确证中国古代之所谓“扶桑”的神话，与日本的富士山信仰有关，而且可以断定《山海经》中“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两章，所记内容基本是远古时代日本海和日本列岛的地理、氏族、人文情况。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多数记述，竟可以与汉、唐、明以下关于日本的信史相参证，还可以与日本海及日本列岛周围的地理情况相参证。由此，我们可以对日本文化起源、日本民族史以及中日文化和关系史，对《山海经》的史地文献价值，以至远古华夏人的海地观念、地学知识，都获得某种新的认识。

兹将所见，证述如下，供有兴趣的海内外读者研究、参考。

一、关于扶桑国的论争

关于“扶桑”的地望所在，可以说是历史上遗留下的一个远古地理之谜。近代广为流行的一种见解，认为其地与美洲墨西哥有关。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按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扶桑传”）。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但西方学者中，很早就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例如德国学者克拉被罗（H．J．Klaproth）曾于18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扶桑国不可能是墨西哥，而应当是日本或萨哈林（库叶岛）。由此形成了关于扶桑地望问题有代表性的两派观点。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有众多的传教士和东方学家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据统计，国外有关论著可达39种以上（罗荣渠说，见《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在我国学者中，也许是为了论证中国人享有最早发现美洲这一荣誉，许多人赞同扶桑地在美洲墨西哥一说。除章太炎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朱谦之（1941年，《扶桑国考证》）、邓拓（《谁最早发现美洲》，1961）等。然而，赞同扶桑与古日本有关这一观点的。却较鲜见。尽管从古地理看，这一观点应更为信实。

应当指出，关于东亚人种与美洲土著印地安人种，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遗存方面，都存在许多近同之点，这已被考古方面的大量实物材料所证明。但是，这一方面的材料，却未必可以用做支持扶桑地在美洲的证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扶桑”，其地理位置和人文情况究竟如何？这些记载，究竟是与日本还是美洲墨西哥的古代情况相吻合？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近人研究扶桑问题，所注意的书证多援引中古以后的史料（如《梁书》）。而对于最早系统记述“扶桑”地理问题的《山海经》一书，却颇为忽视。我在本文中，即想提供若干取自《山海经》一书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基本可以确认远古中国人所谓“扶桑”之所在就是今日之日本列岛。

二．扶桑、富士与黑齿国

“富士山”一词，在日语中读音作“fujisang”——几乎完全同于汉语“扶桑”的读音。当然，语言的耦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问题在于其他方面的实证。关于富土山，我查阁了百科全书及中国古代的若干资料，了解到：

1、富士山，从古以来在日本民族中就享有“圣岳”之称（相当于中国之昆仑山、天山或泰山）。它实际是被日本全民族所崇奉的一座地位至高的宗教性神山。

2、有关富士山的山文简况如下：

它是日本第一高山，海拔3776米，是一座著名的火山。自公元781年有文献记录以来已喷发18次之多（也就是说，平均每隔七十年左右喷发一次）。最近一次喷发在公元1707年。山体位于本州岛上富士断裂层（fossamagna）的山地构造上。山体呈标准圆锥体形。山顶终年积雪，山色优美。如果以中国中原（河洛）地区为中心，则富士山的位置，几乎就在中国的正东方向。富士山是活火山，现在仍有喷气现象。山北有著名的富士五湖。

了解关于富士山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中国《山海经》以及传说中关于“扶桑”的情况。

传说中的扶桑是东方的一棵神树，此树位置在东方大海一座山的温泉山谷中，太阳由此升腾而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君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口‘温泉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海外东经》记：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核，一是居上技。

我们知道，《山海经》一书来源古老。前人早已指出，此书在流传中有散失、增益、错简，文未必出于一人一时。由于中耳相传，间生想象，所以其中确有一些神话和难以考实的传说。但问题不在于此，却在于其中的多数记载，往往可以被史料证实。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对于“扶桑”所在地点的定位。据《山海经》记载，扶桑位置，是在“黑齿（国）”的北部。那么由此发生的问题就是：

1、古东方历史地理中，是否的确有一个黑齿国？

2、如果有，此国位置在哪里？

查证史料后，答案是明确的：

1、古东方历史中确曾记载过一个“黑齿国”（据《周书·王会》记：周成王时，即有黑齿国人人贡，献白鹿、白马。而考日本古民俗确有崇奉白鹿、白马的风俗）。

2、黑齿国地望，就在今日的日本列岛上。

在《山海经》中，关于黑齿国的报道数见。其位置，据《海外东经》记，乃是在中国东方海外“东南陬至东北陬”（日本列岛恰在这一方位上），“人黑齿，食稻”。《山海经》中的上帝名叫“帝俊”，而黑齿人被认为是帝俊的子孙。（此族人据说与中国周朝时封于山东半岛海岱区域的姜太公族也是同姓。《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实际上，早在1600多年前，最早为《山海经》作权威性注释的东晋学者郭璞已经明确指出，黑齿国与古日本（“倭国”）具有密切关系：

“东夷传日：倭国东四十余里，有棵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倭国，其确切地望在今日日本的九州岛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偻种。”所说自倭国渡海千里别有岛，应是指与九州隔海相望的本州岛。又据《元史·外夷》：倭又名“倭奴”。倭奴，实际就是日本本土上的古老居民阿伊奴人——Ainu的转音。在中国古地理书中，常称中国大陆东方的居民为“隅夷”。从古汉语语音看，“隅夷”一名，也与阿伊奴人有关。阿伊奴古代曾遍布于整个日本列岛上。）郭璞所引《东夷传》，指《三国志·魏书·鲜卑乌桓东夷列传》，书中记：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黑齿国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也。

根据现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近期考古发现，《三国志·东夷传》中所记的“女王国”，乃是古代日本九州岛上的一个强国，日语称“邪马台国”。我们知道，今日之日本列岛，实际由四块大岛组成。由东北向西南呈弧形延伸，分别为：北海道岛、本州岛（面积最大）、四国岛、九州岛。如果女王国在九州岛上，那么“裸国”在其东南约相当于四国岛。而所谓黑齿国，位置应在日本本州岛的东南部。富土山则在其北侧。

根据明代学者李言恭所著《日本考》的记述，直到明代，日本贵族中尚普遍流行以染牙成黑齿为贵的特殊风俗。他还记述了染牙的方法：

其（日本）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染乌蓓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

由上述可知，《山海经》中所记在中国东海“大荒东”（即极东方）的黑齿国，可以肯定，就是指古代日本的一个方国。那么据此，《山海经》中所说的日出之地“扶桑”，其地既与黑齿国不远，那么它也在日本列岛上，这一点应当已经没有疑义。

今本《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盖国地在辽东、北朝鲜。）

郭璞注释指出：

倭国在带方（即带郡）东大海内，以女为王。其俗露介，衣服无针功，以丹朱涂身。

由此可见，《山海经》的作者，是的确了解日本（“倭”以及“女王国”）的存在的。

又《海内经》记：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债人爱（挨）之。

案：“偎”音通委，倭人亦可记作委人（日本出土汉代金印刻“倭奴国”即作“委奴国”。“爱”可读作挨或依。参证《玉篇》：“北海之偎，有国曰偎人”。这个地处东、北海之上，濒临朝鲜的“偎人国”，实际也是指日本。

三、大人国、小人国、毛人国与阿伊努（Ainu）人

可以补证以上说法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淮南子·时则训》：

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傅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皓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历代学者均承认，文中所谓“博木”，也是扶桑的别名（详后）。从地理方位看，古“碣石”地在今河北渤海湾西北侧，朝鲜与碣石隔海相望。而传说中的“大人”部落，即是位置相当于今日中国辽东及朝鲜半岛的古扶余国：

“扶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其人粗大。”（《三国志·扶余传》）由大人国再向东——越过朝鲜半岛，就到达所谓“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上树木之野”。其他，正相当于日本列岛之所在。至于所说路程一万二千里的距离，我们可以核验一下《三国志·东夷传》所记中国到日本之间的距离：

自（汉）带郡（汉朝东方航海的大港，位于今南朝鲜汉城附近）至（日本）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实际上，直到明代，中国人仍然认为中日之间的距离是一万二千里。明·薛俊《日本考》：

（自日本国）渡百济到乐浪及带方等郡，约一万二千里。可谓丝丝入扣，密合无间。值得注意的是，从今日地理距离的实测情况看，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距离，并非一万二千里。但是，古代测距术不准确，实际距离往往依靠族行者的感觉和估计，所以在《梁书·扶桑传》中，估测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又认为约为二万里。如果一万二千里是指九州岛与中国的距离，那么二万里很可能是指本州岛与中国的距离（根据中国古代旅行者的记录，自九州到本州，船行需一年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人国”的存在，亦见之于《海外东经》：

东海之外，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

据郭璞引述他同时代（东晋）人的说法。大人国位置确在日本附近：

平州别驾高会语云：倭国人海行遭风，吹度大海外，见一国人皆长丈余。形状似胡，盖是“长翟”别种。

又据《山海经》，在扶桑和黑齿国附近，还有一个奇怪国度叫“毛人国”。《山海经》中有多处关于“毛人”、“毛民”的记载，分别收录在《大荒北经》和《海外东经》中。检证史料，我发现，正如“黑齿人”一样，《山海经》中所谓“毛人”也与日本列岛的古代居民有关。

据《大荒北经》说“毛民依姓”。郭璞说：毛民“面、体皆生毛”。又说毛民与大禹具有关系；而《史记·五帝本纪》记，大禹曾到过。“东极日出蟠（搏）木之地”。《海外东经》记，毛人国位置在黑齿国北方：

毛民之国在其〔何案：指黑齿国、玄服国〕北，为人身生毛。

参证于史书，南史《宋书·倭国传》记：“日本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有毛人国……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

19世纪德国学者希格勒（G·Schlegel）认为，中国古书中所记北方“毛人”是指日本的“Ainu”人（阿伊努人）。此说甚确。毛人，实际上也是北狄之一种。而“Ainu”日语中，至今仍读“狄”。中国古《尚书》中把北方之民，称作“奥”，又称作“狄”；把东方之人称作“隅夷”（隅、奥古音相近），我以为，这些族名，其实都是“Ainu”的转语。

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上的土著人种，其别名又称“虾夷”（AimiXi，Aizou）。其人种体型与北美印地安人接近。高颧，深目，多毛，身矮，大脚，大头，具有鲜明的体征。他们一度占据过大部分日本列岛。一直到8世纪，仍然控制着本州岛的三分之一地区。

深知日本的前美国驻日大使（1961－1966）赖肖尔，在他的名著《日本人》中曾经指出：阿伊努人后来“逐渐地被日本民族的主体所征服和同化，迄今，只有在北海道岛屿尚存在约二万人。但是至今他们也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他还指出：Ainu人在体型上具有一些与其他族类不同的特殊特征：身材矮小（其现代男性已混血，但平均身高仍仅1．60米）。更有特点的是，他们“脸上与身上明显地毛发较重”，“他们代表一种现代民族尚未形成之前的早期土著（日本）人”。（节录赖肖尔《日本人》）

马瑞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虾夷人的记载：

虾夷，海岛中小国也。其使〔何案：指来华使节]须长四尺，尤善弓矢。……唐显庆四年（659年），随倭国使至，入朝。

关于日本列岛上曾分布有许多毛人部落，我在史书中还见到多处确凿的证据。一是明李言巷著《日本考》所附’”海岛图”中，于日本东北方向标明：“东北至毛人国界”。表明当时日平北方北海道一带尚属于毛人国度。二是南史《宋书·倭国传》记公元478年日本国王的国书中提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三是《旧唐书·东夷传》记：“日本南东尽海，东北限大山 。其外即毛人。”

（此外，在唐代来华的日本遣唐使中有一人名叫“佐伯今毛人”。如果“毛人”是这位使节的氏名的话，那么他就也属于毛人族。）

《山海经》郭璞注说：

去临海（位于浙东）郡东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岛上。为人短小而体尽有毛，如猪熊，穴居，天衣服。

郭璞所说“毛人岛”，从方位看亦是日本。（自明代海图上看，古人由于测方向不够精确，所以长期以为月本位置是在浙江海外的东南方。）

郭璞这个注文还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他指出毛人穴居。二、他还指出了“毛人”的另一种特征：“为人短小”。而这两点，恰也与Ainu人的特征相合。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东方海外存在“小人国”的传说。《海外东经》记：“有小人国名靖人。”《列子·汤问》记：“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袁珂教授认为靖人、诤人都是“侏儒”的转语，甚确。但人高不足一尺，则显然是夸张之说。）

那么，所谓“小人国”的故事，究竟是一个神话，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呢？查核史书证明，在古史中确实也有在日本列岛周围有小人国存在的记录。《三国志·东夷传》：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休德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前已指出，女王国是日本古国之一。）

明人薛俊《日本考略》记载：

日本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岛而居，西南皆据海，东北隅隔以大山，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东北山外，历毛人国至文身国，约七千里。至体儒国，约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耽罗，渡百济到乐浪及带方等郡，约一万二千里。

案《后汉书·东夷传》：“倭国男子皆黯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可知纹身也是日本居民的古代风俗。这一则材料，既证明了《山海经》中所记东海“毛人国”、“小人国”的真实存在，也确证了“毛人国”、“小人国”（诛儒国）与日本在地理上的关系。顺便指出，18世纪英格兰作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中，也写了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故事。我猜想，生成其幻想的原型，也许就出自东方的《山海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将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问题，提供某种新的启示。此外，我还怀疑，古代中国人所谓“东夷”，实际也与阿伊努人有关。东夷著名的酋长、射神大羿及其射回故事，实际反映了阿伊努人善射的技艺和扶桑神话。可以旁证这一点的，是关于日本富士山女神的一个著名神话。富士山神是两位白衣女神。其中一位与日本的最高大神——天照大神（北极星神）有关。而我们知道，天照大神对一位名叫“娥羲”（大日灵贵）的女神。耐人寻味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太阳女神则叫“羲娥”（与“娥羲”相近）。而另 一个富士女神名叫“赫夜姬”，传说她曾于八月十五日夜晚，像中国神话中著名的嫦娥（羿的妻子）一样奔月，成为月神。《大荒东经》中说：天之东极有“女和月母之国”（似即邪马台——女王国）。这些神话传说虽有细节上的种种差别，但却仍然不难看出似乎出自同一的原型。从而暗示了远古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的深刻历史关系。

最后，我还想从与日本海的地质构造有关的方面指出一个重要的证据。《大荒东经》中记有一则地质材料，说：东海之外有“大壑”。郭璞注指出：“《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

《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是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虚。八法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案“归虚”，在《庄子》中记作“尾闾”。《庄子注》云：

“尾闾，泄海水出外者也。在百川之下，故称尾。水聚族之处，故称闾。”

《康熙字典》引《五音集韵》：“尾闾在扶桑东。”《海国闻见录》：“自日本琉球以东，水皆东流，庄子所谓：尾闾泄之。”

使人极为惊讶的是，上引这些中国古籍中所传说的那个位于渤海海东、“扶桑”、日本附近的海中大壑，竟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地理存在。这就是位于日本本州岛东方海外，自北纬25--40、洋深8490－10554米的著名“日本大海沟”。至于海水中的洋流，应是指环绕日本列岛的著名“黑潮”。

综上所述，我们以《山海经》等古书所记述的与扶桑有关的海东地理、人文、地质情况，与古史书中关于古代日本列岛的记载作了一些比较，可以看到，基本情况毫无牵强地完全吻合。

传说大人国善用弓箭和标枪。“晋永嘉二年，有鸷鸟集于始安县南，……民周虎得之。木矢贯之铁链。其长六尺有半。”但这样长的箭镞，我怀疑实际是标枪。古欧洲人习用。在《尚书》中，有肃慎来贡巨失的记载。

四、“汤谷”与火山

前已指出，据《山海经》中记述：古代中国人传说为太阳所出地的“扶桑”，是在日本列岛上“黑齿国”北方的“汤谷”中。何谓“汤谷”呢？郭璞说：“汤谷，谷中水热也。”据《大荒东经》：“汤谷”别名“温源谷”，似即温泉。

我们知道，温泉是一种地热现象，多与火山有关。日本列岛上有多座火山，也有众多温泉。《山海经》记载太阳的所出地，除扶桑外，还有几处神山，其名不一，但都在海外“东极”（均在“大荒东经”），即日本列岛上。而最可注意的是，其中所记载过的几座山，至今仍可以在日本列岛上的山文情况中，得到惊人的验证。例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巨陵，于天东极。黎明日月所出，名曰析（折）丹。东方曰析（羲），来风日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巨陵，就是大山。东方神名“析”，也就是“羲”。羲，乃是“羲俄”或“羲和”的省称——正是中国和日本太阳神的共同命名。我们知道，据《山海经》记载：中国的太阳神羲和，是女性，在古代典籍中也记作“羲俄”或“羲娥”。据《大荒南经》的记载：日神羲和之国，在“东南海之外”。而在日语中“日”（太阳）读“Xi”。日神则称“OuXi（显然是“羲俄”转语）。

更令人惊讶的是，《山海经》所记这座立于天之东极、负责“出入风”（即职掌季节），并且主司黎明晨曦、令日月出入于其中的“巨陵”——其实就是位于日本的本州岛中部，享有“日本阿尔卑斯”之称的著名大山——飞弹山脉。此山，在日语中至今仍然读作“xidan”，亦即“析丹”。

《大荒东经》又记：

大荒之中，有山名猗天苏门，日月所生。山名“猗天苏门”与前面的“孳摇君羝山”，均不像汉语，看来却很像是古日语或其他东方语言的对音。案“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是“叹词”。《字通》考订“猗”字的古音，指出通于“阿”（“符惭’可记作“阿惭”）。日本九州岛上有一座著名火山名叫“阿苏山”，日语读作“asuzang”。而在古日语中，“火山”一词则读作“阿苏麻”（asuma），与汉语“阿苏门”（即“猗天苏门”）语音甚为接近。由此观之，这座名叫“猗天苏门”的“日月所生”之山，似乎正是日本语中“阿苏火山”一词的记音。明·薛俊《日本考略》记：“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俗异之，因行祷。产如意宝珠，夜则有光。”此所记“阿苏山”，也就是指这座火山。

《大荒东经》中还记：

有大阿之山者。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所谓“大阿山”，有可能也是“阿苏山”的转语。而所谓“明星”，或许是指自火山熔岩中生成的“夜光如意宝珠”。

关于太阳与火山的关系，我们后面会作进一步讨论。但是这里不妨指出，中国古代历来有关于“十日”的传说。而《山海经》中所记“十日”所在的位置，又正是在东南海中的羲和之国（大荒南经）。在古本《山海经》中，曾记录射神“羿”射落十日，而十个太阳下坠后，变成了“沃焦”。（此事见《庄子·秋水》成玄英注疏本，引用古本《山海经》。）

那么，什么是“沃焦”呢？原来“沃焦”正是中国古人所记录的日本火山。请看：

“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之，莫不焦烬，故名‘沃焦’也。”（《文选·养生论》注引《庄子》司马彪注）

“沃焦者，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故水东南流而不盈也。”（《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上述不可思议的说法，似乎只是一种神话。但是，更深刻地透视一下，我们从“沃焦”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大海中），这巨石的形状（方四万里），特别是其物理性质：海水注之，竟为之沸腾、燃烧、“焦烬”，却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东海中的“沃焦”，其真相，就是古代旅行者对于日本列岛上火山形态的一种夸张性描写。

五、扶桑木与“日本”的命名

明代李言恭《日本考》，曾记述日本本州岛上有一座太阳山，名叫“日光山”：

日光山，乃日所升之处。其山草木四季皆红色。但日升之初山石有声，至暮或阴雨始静。乃日春京之东也。其日春京原系春回京，有春日大明神镇之。

案李所说“春日大明神”，相当于中国《楚辞》中的日神东君，以及五方神中的东方春神太昊。（《淮南子》：“东方之极……太昊句芒之所司者。”）

又据清人记述，“东山道磐城国日光山，绵延西跨宕代、下野二国。”“温泉地形耸拔异常，气候殊冷，原野草木之花至秋开者与八月相应。”“山顶有湖，湖水溢出，散作瀑布无数。”（清·王滔《扶桑游记》）“其山上多枫木。”枫树春季开红花，秋季着红叶。但说此山“草木四季皆红色”，则似乎是夸张。

我们知道，枫木有多种——“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同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枫木乃是“秋令红叶植物的代名词，非专指某一树种言”。（《辞海》）但在中国人所说的枫中，却有特别一种名叫“枫香木”（Liquidamber formosana），属金缕梅科，是一种落叶大乔木，十分值得注意。

此树据说最高可生长达四十米。叶互生，有三裂，略像桐叶。花单性，雌雄同株，头状花絮，春季与叶同放。喜光，生山麓河谷，秋叶鲜红。实际上，汉唐时人所认为的“扶桑树”，多指这种巨树，从语音关系看，枫木，乃是扶木的转语。而“枫香”，又别名“枫摄”（《说文》、《尔雅》），“枫摄”其实正是“扶桑”的双声转请。（其拉丁分类名 formosana，读“福摩萨那”，其实也是“扶桑”的语转。由此我们又可注意到近代西方人——可能始于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福摩萨”，语源实际也是“扶桑”的转语。）

但枫香树主生于中国。在日本多见的枫树，实际却是山械木的一种。这种树与枫香树在形貌上有所相似。木高亦可达十米，叶呈掌形，也似梧桐。春季盛开红花，结果实。秋亦着浓重红叶，在日本俗名其为“山红叶”。古人所见枫木（槭树）与枫香木形态非常相似，所以长期误认为同种。甚至在明代李时珍的大著作《本草纲目》中，也仍将二者混为一谈（《本草纲目·枫香脂》：“枫树枝弱善摇，故字从风，俗呼香枫。”“树甚高大，似白杨。叶圆而作歧，有三角而香。二月有花，白色，连着实，大如鸭卵。……说文解字云：枫木，厚叶弱枝善摇，霜后叶丹可爱。述异记云：木之老者为人形，呼为灵枫，以雕刻鬼神，可致灵异。”）。直到清代，才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枫、枫香木区分别为二类。

枫香树之所以被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

事情得从秦始皇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就派方士徐福去找长生不老丹药.孰料,他心里早有打算.于是要求派给他童男童女各三千名,金银珠宝不记其数,以及各种牲畜和种子,宛如一只诺亚舟一般向东海航行.
最终,他们的船只到达了今天的日本,于是成立国家,创造法度,改编汉字,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后来,秦帝国内乱,无暇顾及,以至后代王朝逐步默认,没想到,夹缝中求生存的弹丸之地遗患无穷!!!

武大郎是日本的祖先？？

话说潘金莲爱上西门庆后，武大郎很生气，但他也实在没
办法。打吧，打不过西门庆，说吧，潘金莲又不听。剩辱，
一气之下，武大郎决定投黄河自杀。他在水中漂呀漂，
被海水卷到几个岛子上。当地的渔民将他打捞起来，发觉还有
一口气，赶紧做人工呼吸，将垂死的武大郎救活了。
渔民们大喜，奔走相告，说是岛上来了一个高大、英俊、
威猛的男人，咱们祖祖辈辈都这么矮，要利用这位先生的身高
优势来改良咱们的人种，推他作咱们的国王。于是武大郎就作
了国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武大郎很快有了一大群王子。这
些王子散到民间，与平民的女子婚配，于是从此以后，当地居
民的身高有了显著的提高。
武大郎作国王，开头还相当勤勉。每天都是"有事出班早
奏，无事早早退朝"。过些日子，他发觉很没劲。官员们鸡毛蒜
皮的事都要讲半天。于是他说，你们以后把事情的重要内容写
成奏折，交给我看。官员们很惊奇，说什么叫"写"?我们不识字，
不会写。武大郎说，好吧，我给大家办个补习班，扫扫盲。于
是他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给官员们开了扫盲班，学习文字。但
武大郎是个卖烧饼的，只认识很少一些字，很多字他只记得一
些偏旁部首。官员们学习以及往外传播的时候，又忘掉了一些
字的一些部分，于是这就形成了目前的一种“假”文字∶平假
名、片假名之类。这是东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大郎推行这项改革后，得到了更多的拥护。有一天他发
觉臣民们没有姓名。于是他说，这可不行，大家得有名有姓才
行。当然，赵钱孙李你们没法叫了，谁住哪就姓哪吧。于是有
了"田中"、"松下"、"山口"之类的姓。至于名字，就"一、二、
三、四"的排吧。但老大不能叫"大郎"，那犯了我的忌讳，只能
叫"太郎"，老二不能叫"二郎"，那犯了我弟弟武二郎的忌讳，
只能叫"次郎"。其余你们就按顺序叫，我没意见。于是这个国
家有了"山口太郎"、"田中次郎"等等名字。
武大郎当国王以后，老是山珍海味，都吃腻了。他想起当
初自己在海上漂流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只能捉鱼生吃。现在
回想起来，那味道还是相当好的。于是他叫自己的厨师做鱼的
时候一定只是生做，不用做熟。这道菜推广以后，得到了全国
人民的热烈拥护，并从此成为该国的一道名菜。
武大郎还发现，当地人民还是象中国人一样，睡觉时是睡
在床上。他很生气，想当初自从潘金莲和西门庆搞了婚外恋后，
西门庆经常到自己家来，搞得自己没有地方睡，只好睡地上。
我当国王的都居然只能睡地上，你们也只能睡地上！这样*卧薪
尝胆*才能不忘夺妻的耻辱！于是他照这意思颁布了一项法令。
从此以后，该国的人民从此只能睡在铺块席子的地上，这就是
所谓*塌塌米*。
武大郎想，在中国，当国王那叫气派，前呼后拥、旗子满
天飞。咱现在这国家，连个标志都没有，那多没劲。于是他把
自己卖烧饼时的围裙拿出来，叫太监洗洗，还算是白色的，就
用它当旗子。旗子上总得有个标志吧。武大郎脑袋里所有的印
象，只有卖过的烧饼。于是他烙了一个红红的、圆圆的的烧饼，
贴在围裙的中间。这就成了那个岛国的国旗。
武大郎当了若干年国王，无疾而终。他临死之际，仍然因
为打不过西门庆、报不了夺妻之仇而耿耿于怀，于是留下遗训，
要子孙后代找西门庆报仇雪耻。后来他的子孙们便日操夜练，
并到少林寺偷学了几招功夫，为了纪念国王武大郎，取名为“武
氏道”(后来由于学功夫的人文化程度低，加上该国文字是“假
文字”，被传成了“武士道”)，又因为武大郎是白手得天下的，
这些功夫又被称为“空手道”。到了元未明初，武族后人便开
始派人登陆中国大陆，寻找西门庆报仇，却被咱国英雄戚继光
赶了下海，那便历史上的“抗倭”。
进入二十世纪，武族人在中国自北向南，由东而西，踏碎
我河山大半，还是没有寻着仇人西门庆。于是他们居然要中国
人学习他们的“假”文字，要中国人取他们那样的名字，要中
国人在"围裙烧饼"旗下面实现"大东亚共荣"。这真是让当时在
战场上打不赢的中国人笑掉了大牙。
最近，武大郎的后人据说有可*情报，怀疑西门庆隐居在
福建一带，于是福建对面的钓鱼岛，好像整天有人在那里卖烧
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