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定拼音:两宋期间一共爆发了多少次农民起义?

宋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宋朝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产生、发展直至灭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由于具有相对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宋初为巩固中央集权采取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是宋代土地兼并大兴的直接原因；宋代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发展已对宋政府形成一定的威胁，于是不得不采取种种‘摧制兼并‘的举措，但是由于土地交易的频繁急剧及其官僚豪族的阻挠，这些改革终究都以失败而告终.

　　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形态。围绕土地的所有制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维护土地的所有制形式。而土地只所以能够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在于它边际生产力高于其他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力。历代封建王朝在完成朝代更替的时候，大多用暴力的形式，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待到修养生息到了一定的时期，人口繁衍加剧，了土地的重要性又一次突显出来。因为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其他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力，土地也就越来越值钱，占有的土地越多，也就意味着财富越多。对财富的追求导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上封建王朝对土地产出的剥削越来越重，终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新的一伦改朝换代又开始了。这样的事情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治乱的重要原因，对土地产出的追求也就使封建王朝不可能跳出治乱更迭的怪圈。

　　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中后期全国的财政收入中，取自商业、手工业的收入基本和取自土地的赋税基本相当，事实上已经基本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条件。但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却在顽固的阻挠着新生事物，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腐朽思想还顽固的残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王伦：宋末农民起义发动者。
　　北宋
　　(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北宋与以后的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并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因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驻在宋州，所以建国号为宋，定都于开封。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俶，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
　　为防止武将专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北宋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使宋朝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宋朝国祚延长，但却造成宋代的国力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地方权宪过小、军队战斗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极后果。北宋的外敌主要有辽国(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国。尽管宋室耗费大量银、绢向它们缴纳岁币，始终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状态。最后亡于外敌之手。
　　北宋虽然外患深重、积贫积弱，但在内治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之强，人才之盛较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初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41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远超唐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而宋都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开封在北宋时又称东京(东都或汴京)。据记载，东京的手工、商业多达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铺林立；闹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绝。在京都市场上，各地货物琳琅满目，甚至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的商品亦有买卖。而北宋为了应付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社会经济的发达，由此亦可见一斑。宋人孟元老曾撰《东京梦华录》，详尽描写宋东京的繁华，当时开封城中有闹市、有酒楼、有茶馆、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尽，五更时分又再燃灯开张，夜以继日，人烟不断，可谓「不夜城」。此外，画家张择端还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上河是宋时民间对清明祭祖坟之谓，意同「上冢」。该画描绘出清明时节东京东角子门内外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但见桥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行人络绎不绝，表现出当时中国第一都会的繁荣兴盛。
　　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北宋有着极高的成就。其间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史学方面，北宋欧阳修等编纂《新唐书》，对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贡献。而司马光主编的钜着《资治通鉴》，更是编年史的典范。《资治通鉴》自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历时十九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兴衰、政治的得失记载下来，为后代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借鉴，它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除史学之外，北宋的文学发展，也在中国文坛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词」，更是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另一座丰碑。北宋的词人辈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等。柳永、周邦彦的词以绮艳著称，而豪放派的苏轼则最为后世所熟识。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学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当中有许多作品传颂至今。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话本和戏曲这类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并为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的兴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由此可见，北宋的文学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北宋由于一建国即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积贫积弱局面：对外软弱无能，屡受外敌进侵；对内吏治败坏，冗官冗吏充斥。有识之士深以为忧，遂生改革弊政之议，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但两次变法维新却屡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时期。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以山东梁山泊为据点的宋江农民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并屡次打败官军。最后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爱奇石玩好，时常在民间搜刮珍宝，并用大船运回京，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许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东南地区的杭州一带受害尤烈，终于激起以方腊为首的民变。朝廷不断派重兵镇压，均未成功。后来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队伍参与围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灭起义军，方腊被俘并于同年八月被处死。宋末农民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却大大地动摇了宋室的统治。
　　与此同时，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崛起。宋室为了收复燕、云诸州，便联金灭辽，但其虚弱也为金国所洞悉。就在灭辽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两路大举南下侵宋。东路大军由斡不离指挥，西路则由粘罕指挥，共同进攻太原。此时，宋朝的局面已经大乱，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寄希望于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转不利局势。此时，金兵已到达黄河岸边，直迫宋都开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军队在丞相李纲的指挥下，击退了金军，暂时制止了金国的南侵，但由于徽、钦二帝的无能，一心想和金国求和。他们先后答应割地赔款给金国，又罢免了李纲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无忌惮。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废宋帝为庶人，立宋臣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其间共历七世九帝，享国一百六十八年。

　　为什么北宋军队打不过西夏 辽国却能镇压住每一次农民起义？
　　主要是农名起义者的环境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北宋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这种情况不一定一无是处。最明显的一点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宋一朝，贿官现象很严重即政府对官僚过于优待，俸禄和待遇不合理拔高。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统治的结构很结实，从内部损坏比较困难。
　　其次，北宋经济发展比较好，民间比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层，最受压迫的人，但是这种人对统治结构最没有危险。真正有望成功的起义（也是对统治结构构成危险的阶层）往往需要社会中和中下层的参与。只靠最低层的是没有用的。
　　再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的受压迫的阶层，如果不是一个族群里产生，就会向其他族群发展。很可惜，北宋朝廷总体政策是固本，但不健体。如果当初北宋以族群的生存考虑而向外发展，将国内矛盾和最底层阶级外移的话，就会富强起来。
　　同样，与辽西夏的战争，其实不是打不过而不是在认真的打。汉武帝打匈奴，唐朝灭突厥高句丽是本着一种为族群复仇和生存的精神在打，所以赢了。可是北宋却不是，他有退路，总体对外政策都是被动的。而契丹的兴起是一种为本族寻找生存空间而战斗的。两者一战结果自然可见。
　　同时，北宋高度发展的商业经济也恐惧大规模的战争。无论上层的士大夫和中下层的百姓，害怕破坏和过度的税收，从而导致整体社会对抗击战争的不敏感。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项原则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著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著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著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北宋农民起义 王小波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春 青城（四川灌县南） ① 993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青城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第二年，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四川部分地区，坚持斗争到995年春，最后失败。
　　李顺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12月 青城
　　宋江 1119年（宣和元年） 梁山泊（今山东梁山） ② 1119年，宋江在北方领导人民起义，起义军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沉重打击了北宋军队，由于北宋统治阶级残酷镇压，1121年夏，起义军失败。
　　方腊 1120年（徽宗宣和二年）10月9日 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 ③ 1120年10月，方腊在浙江睦州起义。起义连破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六州五十二县，杀死贪官污吏。后由于粮食和武器缺乏，退到睦州青溪县的岩洞，最后失败。
　　南宋 南宋农民起义 钟相、杨幺 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2月17日 湖南洞庭湖一带 钟相、杨幺1130年2月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建立“大楚”政权，1135年6月杨幺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宋朝在对内打击农民起义时候手段是多么的强硬，王小波，方腊，杨幺，钟相…………宋朝不惜调对金作战的岳家军去平叛，可见宋朝是一个对外实行妥协，对内进行铁碗政策的王朝

?宋朝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有三百多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朝代.在汉唐元明清的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往往一经发起,即成燎原之势,进而撼动整个帝国的根基.惟独在宋朝时期,每次起义都只能局限在比较小的地域,时间短则数月,长不过四五年.宋军队在对内平乱的表现是中国历朝之中表现最出色的.

宋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宋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主要起义者
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长其(大历)(天南)(大南)
昭圣帝 侬全福
仁惠帝 侬智高

唐
蒙赶

安阳
德圣帝 王则

大蜀
应运帝 李顺
张余

蜀
化顺帝 王均

齐
阜昌帝 刘豫

楚
天载帝 钟相
大圣天王帝 杨么

大元
隆基帝 高永昌

奚
天嗣帝 萧干

奚
天复帝 回离保

辽西
辽西王(大汉帝) 张鲸
汉兴帝(兴龙帝) 张致

红袄军
顺天帝 郝宝

汉
郝定

东夏(东真)
天王 天泰帝 蒲鲜万奴

造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