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部队移交地方:《左传》与其作者的资料谁有？可不可以告诉我？谢谢

左传 : 左传,春秋左氏传,中文古典典籍,编年体,左传,编年体,历史,汉朝,谷梁传,左丘明,司马迁,《 左传 》是中国古代一部 编年体 的 历史 著作。《左传》全称《 春秋左氏传 》，原名《 左氏春秋 》， 汉朝 时又名《 春秋左氏 》、《 左氏 》。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 公羊传 》、《 谷梁传 》合称“春秋三传”。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刘叔刚刻本《春秋左传注疏》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作者左丘明
左丘明（公元前556～公元前451） 姓丘名明。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人。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明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左丘明与《左传》

中国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左丘为复姓。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阇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从内容看，该书应成于战国中期，可能是作者假托左丘明而作。相传《国语》亦出于左氏之手，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中国春秋历史的史学名著。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阇（盲史官）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编成了《左传》这部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看，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瞽阇）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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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左传》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着作。《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着。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评价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不仅是历史着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着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简介
鲁国史官 左丘明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和《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清代有的学者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诸侯国史编成。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54年)。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简练生动，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及复杂事件，又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左传》分年记事，没有篇名。晋杜预把它按年代顺序分附在《春秋》后面，认为它是用史实来阐述《春秋》经义的。《春秋》记事非常简单，近乎大事年表，例如这篇课文所记之事在《春秋》中就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节文的标题，都是后人加的。

左传 : 左传,春秋左氏传,中文古典典籍,编年体,左传,编年体,历史,汉朝,谷梁传,左丘明,司马迁,《 左传 》是中国古代一部 编年体 的 历史 著作。《左传》全称《 春秋左氏传 》，原名《 左氏春秋 》， 汉朝 时又名《 春秋左氏 》、《 左氏 》。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 公羊传 》、《 谷梁传 》合称“春秋三传”。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刘叔刚刻本《春秋左传注疏》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