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官网: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航海的认识

600年前，即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一种和平交往的航海模式。中国在三国和唐宋时代，通过南海已经开始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网。至明初之际，南海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明朝的外部安全环境和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海匪，调节和缓和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在郑和船队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中，只出现过自卫性质的三次短暂战事，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传统。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方贸易，贸易采取议价成交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的贸易原则和精神。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郑和船队在途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尊重当地人民的佛教信仰，捐钱修庙，布施香礼，其三种语言的“布施碑”至今留存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郑和本人是伊斯兰信徒，郑和船队最后还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对发展当时明朝与西洋伊斯兰国家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了西方殖民航海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强制改变当地人民信仰，摧毁当地固有文化。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郑和是中国航海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郑和属于中国，郑和也属于世界。郑和所到的东南亚国家至今还在纪念郑和，足以说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

郑和与哥伦布谁伟大

郑和与哥伦布都是大航海家、大探险家，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郑和与哥伦布究竟谁伟大这个课题表示极度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漫长时间的研究。记者就此问题访问了中国船史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辛元欧。

辛教授十分肯定地说，当然是中国的郑和伟大。他认为郑和之所以比哥伦布伟大，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点上：

其一，“厚往薄来”与“东方金梦”的目的不同。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两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固有差异。郑和下西洋执行“厚往薄来”的既定方针，并贯彻于下西洋的始终，这反映我中华泱泱大国的胸怀。而哥伦布的航海探险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与其它西方探险家一样，目的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在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圣大非协定中可以看出，哥伦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全部财物的十分之一，并且一概免税；对于同领土进行贸易的船只，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八分之一股份的权利；哥伦布还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其后代世袭其一切爵位、头衔和权利。

其二，“和平亲善”与“殖民扩张”的手段不同。郑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在下西洋前后二十八年，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把中华民族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哥伦布却是殖民统治者，他远航是军事殖民行动。为了慑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哥伦布进行了九个月的征服战争。在短短的几年中，印第安人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取一空。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扩张分子的双重身份，与提倡和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明的对照。

其三，“造福亚非”与“祸殃美洲”的结果不同。郑和七下西洋，为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追思他的恩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庙中香火不绝，历年不衰。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这样多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与郑和相比，哥伦布的海外殖民活动带给美洲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给美洲人民带去两件杀伤性武器，那就是枪炮和细菌，夺去了无数美洲人的生命。当一九九二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作为全球节日之一时，理所当然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自有定论。

此外，哥伦布远洋航行在时间上要比郑和首次下西洋晚了整整八十七年，航行次数、船只吨位数目及人数、航行里程等方面也都优于哥伦布。辛教授认为，哥伦布无论是航海之目的、船队之规模、航海之影响，都是与郑和不可比拟的。

辛教授不无感慨地说，研究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好好运用这笔无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作者：中新社记者 韩胜宝

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从航海历程上看：郑和远航达到南洋、印度洋、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近三十年；哥伦布于1493年8月出发远航，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及后三次西航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中美、南美洲沿岸一带，历时近十四年。可见郑和的航海历程远比哥伦布较长；新的航海知识以及航海科技远比哥伦布较优；亦为以后的航海家奠定了航海知识的基础。
从两者交往性质来看：东西方远航的客观后果大不相同。郑和远航所带去“丝与瓷”，
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哥伦布的远航是为着寻求东方的财富，为着经济效益的；亦因此给亚、非、拉带来长达30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
从政治上来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如下：（一）向西方各国阐释成祖皇帝登基，并要求其朝贡；（二）宣扬国威；（三）寻找失踪的惠帝。而哥伦布却为着寻找新大陆及开疆拓土。
从经济上看来：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为着西班牙殖民侵略作好有利条件，从中掠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以发展西欧本土经济的需要。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于近代航海科技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600年前，即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一种和平交往的航海模式。中国在三国和唐宋时代，通过南海已经开始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网。至明初之际，南海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明朝的外部安全环境和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海匪，调节和缓和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在郑和船队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中，只出现过自卫性质的三次短暂战事，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传统。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方贸易，贸易采取议价成交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的贸易原则和精神。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郑和船队在途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尊重当地人民的佛教信仰，捐钱修庙，布施香礼，其三种语言的“布施碑”至今留存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郑和本人是伊斯兰信徒，郑和船队最后还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对发展当时明朝与西洋伊斯兰国家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了西方殖民航海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强制改变当地人民信仰，摧毁当地固有文化。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郑和是中国航海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郑和属于中国，郑和也属于世界。郑和所到的东南亚国家至今还在纪念郑和，足以说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从航海历程上看：郑和远航达到南洋、印度洋、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近三十年；哥伦布于1493年8月出发远航，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及后三次西航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中美、南美洲沿岸一带，历时近十四年。可见郑和的航海历程远比哥伦布较长；新的航海知识以及航海科技远比哥伦布较优；亦为以后的航海家奠定了航海知识的基础。
从两者交往性质来看：东西方远航的客观后果大不相同。郑和远航所带去“丝与瓷”，
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哥伦布的远航是为着寻求东方的财富，为着经济效益的；亦因此给亚、非、拉带来长达30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
从政治上来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如下：（一）向西方各国阐释成祖皇帝登基，并要求其朝贡；（二）宣扬国威；（三）寻找失踪的惠帝。而哥伦布却为着寻找新大陆及开疆拓土。
从经济上看来：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为着西班牙殖民侵略作好有利条件，从中掠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以发展西欧本土经济的需要。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于近代航海科技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600年前，即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一种和平交往的航海模式。中国在三国和唐宋时代，通过南海已经开始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网。至明初之际，南海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明朝的外部安全环境和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海匪，调节和缓和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在郑和船队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中，只出现过自卫性质的三次短暂战事，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传统。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方贸易，贸易采取议价成交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的贸易原则和精神。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郑和船队在途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尊重当地人民的佛教信仰，捐钱修庙，布施香礼，其三种语言的“布施碑”至今留存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郑和本人是伊斯兰信徒，郑和船队最后还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对发展当时明朝与西洋伊斯兰国家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了西方殖民航海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强制改变当地人民信仰，摧毁当地固有文化。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郑和是中国航海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郑和属于中国，郑和也属于世界。郑和所到的东南亚国家至今还在纪念郑和，足以说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
回答者：chenyuehe - 童生 一级 3-2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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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从航海历程上看：郑和远航达到南洋、印度洋、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近三十年；哥伦布于1493年8月出发远航，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及后三次西航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中美、南美洲沿岸一带，历时近十四年。可见郑和的航海历程远比哥伦布较长；新的航海知识以及航海科技远比哥伦布较优；亦为以后的航海家奠定了航海知识的基础。
从两者交往性质来看：东西方远航的客观后果大不相同。郑和远航所带去“丝与瓷”，
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哥伦布的远航是为着寻求东方的财富，为着经济效益的；亦因此给亚、非、拉带来长达30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
从政治上来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如下：（一）向西方各国阐释成祖皇帝登基，并要求其朝贡；（二）宣扬国威；（三）寻找失踪的惠帝。而哥伦布却为着寻找新大陆及开疆拓土。
从经济上看来：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为着西班牙殖民侵略作好有利条件，从中掠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以发展西欧本土经济的需要。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于近代航海科技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回答者：LZY哈哈 - 魔法学徒 一级 3-22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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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即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一种和平交往的航海模式。中国在三国和唐宋时代，通过南海已经开始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网。至明初之际，南海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明朝的外部安全环境和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海匪，调节和缓和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在郑和船队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中，只出现过自卫性质的三次短暂战事，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传统。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方贸易，贸易采取议价成交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的贸易原则和精神。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郑和船队在途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尊重当地人民的佛教信仰，捐钱修庙，布施香礼，其三种语言的“布施碑”至今留存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郑和本人是伊斯兰信徒，郑和船队最后还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对发展当时明朝与西洋伊斯兰国家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了西方殖民航海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强制改变当地人民信仰，摧毁当地固有文化。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郑和是中国航海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郑和属于中国，郑和也属于世界。郑和所到的东南亚国家至今还在纪念郑和，足以说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从航海历程上看：郑和远航达到南洋、印度洋、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近三十年；哥伦布于1493年8月出发远航，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及后三次西航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中美、南美洲沿岸一带，历时近十四年。可见郑和的航海历程远比哥伦布较长；新的航海知识以及航海科技远比哥伦布较优；亦为以后的航海家奠定了航海知识的基础。
从两者交往性质来看：东西方远航的客观后果大不相同。郑和远航所带去“丝与瓷”，
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哥伦布的远航是为着寻求东方的财富，为着经济效益的；亦因此给亚、非、拉带来长达30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
从政治上来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如下：（一）向西方各国阐释成祖皇帝登基，并要求其朝贡；（二）宣扬国威；（三）寻找失踪的惠帝。而哥伦布却为着寻找新大陆及开疆拓土。
从经济上看来：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为着西班牙殖民侵略作好有利条件，从中掠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以发展西欧本土经济的需要。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于近代航海科技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