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发官方网站积分兑换:谁能帮我清楚地解释“乌托邦”？

ystpeggy朋友，你好。以下是有关“乌托邦”的详细资料：
　　“乌托邦”一词是源自于公元1516年英国人摩尔，是他本人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所提出的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国度。他说“乌托邦”位说于一个小岛上，岛上的每一个人都要从事农业(因为民以食为天)，而除了农业外每个人需有另一项专长，如 木工，铁工，泥工等...但没有制衣，因为每个人都穿同样的衣服而且都是自己做的，布料则是向公营仓库拿取。为何每人都要穿同样的衣服呢？因为穿同样的衣服，就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在追逐虚荣的问题出现。
　　在乌托邦的人，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6小时，早上3小时下午3小时，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其时间就是自由时间，而每人都把这些时间用来读书，摩尔觉得读书可以培养人们的精神层面，人文素质，把人们从肉体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那为何每人每天只需工作6小时呢，摩尔认为现在的社会因有太多人不事生产，或是为了满足少数人虚荣的欲望，而从事一些无意义的工作，如果这些人皆来从事生产工作，那每人的工作时间只工作6小时就可以了。
　　另外摩尔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乌托邦是没有私人财产，因为有了私有财产一样会产生虚荣的心态。
　　在乌托邦只有分男人，女人和未婚跟已婚，不分年龄。
　　吃饭时并不限制在自家或公共食堂，但在公共食堂用膳，是不用自己煮饭的。到吃饭时间时会响起喇叭声，通知大家吃饭。而在乌托邦里，除了这些并没有其它娱乐场所....如酒吧，妓院。

　　看到这里你们应该觉得很熟悉吧.....没错！共产主义所实施的就是现代的乌托邦模式...但并不是摩尔所提的乌托邦，因为有太多人的因素无法克服！

　　至于楼上所提到的英国人摩尔所写的《乌托邦》，其实这本书全名的应该叫做《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书中的主张是：
　　1、反对国王的好战喜功，指出战争是唯一适宜于野兽的运动，然而任何一咱野兽都不像人那样频繁地进行战争。战争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雇佣军是国家的主要祸害；
　　2、人民贫穷不能使国家太平，杀戮不能根治犯罪，圈地运动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他指出，在专制国家里，包括老百姓自身在内的一切都属于国王，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的那一部分才成为每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一些谋臣却主张，老百姓有钱便有自由，便会犯上无礼。他认为，仅仅他指出，在专制国家里，一大批贵族一事不作，专靠别人养活自己，对佃农尽力盘剥，锱铢必较，自己则讲究穿着，纵情吃喝，奢侈无度，结果穷人遍地，盗窃成风。盗窃犯是不应被处死罪的，因为生命比财产更贵重。他说：“一个人使别人丧财就得自己丧命，这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幸运能给我们的财富全都比不上人的性命的宝贵。“但对于除盗窃外便走投无路的人，随你想出什么惩治的办法，也还是要从事盗窃。”他认为防止盗窃的办法不是严刑，而是给予谋生之道，同时应当引导人民，教育他们懂得法律，与其罪后严惩，不如罪前防范。但最重要的是国王要关心人民的福利，而不只是关心自己的财富。
　　莫尔说，有一个国家，国家很大，治理得宜，对罪犯的惩处不用杀戮而用劳动，罪行较轻的，既不坐监牢，也不带镣铐，而是在身体自由的情况下派出为公众服劳役。
　　3、人们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私有制是社会贫困和灾难的根源。
　　在私有制下，富人终日游荡，奢侈豪华。穷人辛勤劳作，牛马不如。
　　他指出，任何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学生而摆脱不掉的贫困灾难的担子。”
　　他认为，“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主张建立一个“共有共享”的社会，一切归全民所有，人人劳动，不为吃饭问题而操心，每人一无所有，而又人人温饱富裕。
　　莫尔还批判市场和货币。毫无用处的黄金反而比人值钱，废除货币，才能消除社会贫困，才能铲除罪恶。“贫穷似乎是仅仅缺乏金钱所造成，一旦金钱到处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
　　4、乌托邦按照民主制建立城市联合国，官吏定期选举产生。人人熟悉法律，因而没有律师。实行信仰自由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於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於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消声匿迹。自彼时起，鸟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於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於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另外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