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热火锅发热包怎么扔:中国艺术的演变和发展

建议你看一本叫《中国艺术思维史》的书!它是以中国几千年民族艺术思维及其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著者首先追踪了中国艺术思维形成的总的文化背景，重点研究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农业民族和国度，其农耕文化与华夏思维的密切关系。从而将其作为整个中国艺术思维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源头，在此后数千年的艺术创造和发展演变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基本精神。
　　该著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对于中国艺术思维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定性，由于在前面的“文化背景”一章中特别强调了“泛巫”意识对于中国艺术思维形成的重大影响，所以，到先秦、两汉，也就是中国艺术思维基本定型的时期，著者指出这是“由神秘性思考向‘理性’和‘味象’转化”的阶段。紧接着，第三章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我国艺术思维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发展和变异，“玄思”、“虚静”成为艺术思维的突出特征。该著还认为中国艺术思维的成熟是在唐宋时期，这时期的感应与感性、才情与禅思以及意境理论等都得到了充分地论述和表现。至此，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在中国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所生成的艺术思维特殊性，就基本成型并由此而产生和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民族艺术瑰宝和文化经典。
　　金丹元教授的研究视野极为开阔，他曾经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以及佛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其对于艺术的研究也纵贯古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等各个历史阶段。因而，如今进入对于中国艺术思维史的研究，也就显得底气十足，游刃有余。例如，本书在分析唐代的“引禅入诗”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引禅入诗，实乃引禅思入诗矣。”这就一下子把问题上升到了思维研究的境界。书中进一步分析道：“禅思的根本目的，是要悟到‘本来面目’，故曰‘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禅思虽也从直觉到想像、联想、情感、境界，有一个悟的过程，但禅思的直觉自一开始起就融进了体认。而且其本体又是‘心’和‘性’。禅宗大师认为，得道者的思，是全体大用的，即没有体认的直觉是‘妄觉’，体认在‘思’一起步，甚至尚未进入对象的‘思’，主体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直觉与体认是不可分离的，禅的直觉是体认的直觉，一旦离开体认，仅凭直觉去感知，那就不是禅思的直觉，而只是一般意义中的直觉了。故洪洲禅云：‘起心动念，弹指动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大用。’而唐宋诗人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引进了这种整体把握，才显见得空中有灵，灵中有空。而且，禅思还要求不仅体认‘有’，也要体认‘无’，将这种思维机制引入文艺创作中，也就必然会出现虚虚实实，虚中见实的意绪和画面。虚不是全虚，实也非真实的特殊的审美效应。”（第172页）当然，书中对于引禅入诗的分析还有更精彩的说法。而这无疑是需要研究者对于艺术和禅学都有深入的了解的。
　　作为艺术思维史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宏观发展上把握整体艺术思维的历史走向，而且对于个别的艺术问题和艺术概念，也应该找到其思维意义上的来龙去脉。本书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对于我国艺术思想中的基本概念进行艺术思维角度的考究的。如关于“虚静”，书中做了这样的分析：“‘虚静’历来是中国文论中常谈而不衰的话题，而且，几乎大家都公认‘虚静’说源自于‘庄学’。但事实上真正将‘虚静’由一种学说而上升为自觉的艺术思维，则无疑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是因为，一则魏晋玄学实乃庄学之发展和升华，二来，虚静说的成熟又缘于道、佛思想的普及和交融，而只有到了魏晋以降，道、佛的合流及其顺应艺术思维自身发展的要求，才成为可能。”（第104页）紧接着对虚静说的全面分析和考证，更显得丝丝入扣，顺理成章。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关于中国艺术思维史的研究，自然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范围之内，而且也更不能仅仅是对思维传统的纯粹学术性的回顾和描述，金教授的这部《中国艺术思维史》，第六章为“文化背景与艺术思维统摄下的中西美学比较”，第七章则为“中国艺术思维的特性和超时代意义”。一方面显示了其学术视野的开阔，一方面也更体现了其立足于现实借鉴，并放眼未来发展的理论胸襟。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