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鞋哪个品牌最专业:新教和天主教分别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全力承担了挽救与传播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形态来看，军事上强大的日尔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但因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基督教既能扬弃古希腊罗马文化，又能创立一种承前启后的新文化，于是新的统治者在征服西罗马的同时也迅速实现了对基督教的皈依。这在客观上为基督教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基督教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引入了古典学术，并使古典学术在基督教神学的光环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幸免于难。
在那文化荒芜的时代，教士成为惟一有文化的人。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修道士们做了许多搜集、保存、抄写书籍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修道院逐步建立起藏书室或图书馆，主要是宗教典籍、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及其注疏本、圣者的传记、教堂礼拜用书、拉丁文教科书和文法书，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拉丁文古典著作和希腊文著作的译本。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道院的修道士也从事一些编著活动。如中世纪前期的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也是从修道院产生的。修道院还兴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教师由修士担任。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它通过保存希腊、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著作，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等，使日耳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其次，基督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方以基督教为纽带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早在罗马帝国凭借武力征服了古代众多民族之后，帝国统治者便意识到迫切需要一种世界宗教来调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此，当权者曾修建万神庙来供奉本族及其帝国范围内其他民族的神祗，然而随着这些古代民族在罗马帝国中的衰落，其民族宗教也一同消亡，由此证明了世界宗教不可能靠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却在融合东方与西方神学、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悄然兴起，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335页）。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三百年里，教会有时受到了酷烈的迫害，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不够及时，而且时断时续，也未能覆盖所有的地区。大迫害造就了一大批殉教烈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也促使逆境之中的教徒们更努力地传教，结果反而增强了教会的地位。此外，基督教主张忍辱负重、与当权者合作，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实际作用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和看重。随着基督教信徒的日益增多及其在帝国全境、尤其在王公贵族和罗马军队中影响的迅速扩大，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到4世纪末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的信仰。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对教会严加控制，使它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会的教义、宗教活动、人事、经济都必须听命于皇帝。同时，由于大批富人涌入教会，基督教发生蜕变，使得原始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日渐淡漠，而那些固有的消极因素则得到了强调。基督教渐渐成为帝国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教阶制的建立实际上是罗马帝国世俗官僚体制在教会中的反映，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的诞生，足以说明基督教为罗马帝国辩护所作的努力。尽管基督教和罗马权贵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的衰亡，但是它以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形式取代或同化了古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模式和思维的方法。其中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地中海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述和理论体系虽然仍折射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余辉，但在整体上已顺利完成了西方古代文化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消融和扬弃，从而使基督教文化体系得以基本定型，后来并通过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影响到西方近代史的开端。
当日耳曼人的铁骑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大部分罗马知识分子或随帝国官僚机构一起被消灭，或因惧怕日耳曼征服者而隐匿乡村。然而新当权的日耳曼统治者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惟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很快承认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并开始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基督教在这些日耳曼王国中的传播，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日耳曼人，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第278页）。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方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
随着日耳曼人王国纷纷皈依罗马基督教，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及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王国中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转入了中世纪文明的轨道，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两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从而推动了西方历史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方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别开来了。
第三，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并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修道院制度在西方的发展分不开。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在7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在西方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各地教士，把被墨洛朝君主们所舍弃的古代文化知识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搜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一些修道院和教堂还设立了手抄图书馆，他四处罗致学者，通过他们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很快兴起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文化复兴”。这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方大陆，并为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评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至公元10世纪，热尔贝主教保存并巩固了查理曼时代的学术基础，同时引进了东方世界的科学和思想方法，有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鄂图文化复兴”。
随后的12世纪文化复兴是继9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之后西欧文化发展的又一次高潮，它直接促成了13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鼎盛及其思想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首先表现为文化教育的复兴与繁荣。12世纪前后在欧洲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这些由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形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却也孕育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其次，12世纪文化复兴的另一大特点是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11世纪以来形成的经院哲学，由于未能从希腊哲学中直接吸收丰富的材料，其内容尚显单薄。随着12～13世纪翻译运动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而同时期城市大学的兴起，恰好又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场所或条件，经院哲学终于获得了蓬勃发展。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撰有《论政治家》和《论逻辑之重要性》，这两部书是12世纪文化复兴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们体现出当时较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这位主教还在中世纪率先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自由的问题。在此，人的本性与社会存在应如何达到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遂构成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生目标乃追求“至善”，个人精神自由应与此吻合；而社会法律亦服务于此，它维系着社会公义之存在，对人们偏离或违背其正确目标的行为加以警告和惩罚。这里，人性与法律都体现出理性的原则，所以他提出个人精神自由与社会法律及公义在理性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主张，倡导现实生活中政治和哲学，个人意志与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这种思想追求对中世纪个人灵修实践和社会改革活动都有过直接影响，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而被14～15世纪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和发扬。
第四，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哲学领域，基督教奠定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思辨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哲学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以上帝为核心、神学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早期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的新托马斯主义等三个阶段。在早期基督教哲学中，关于神的统一性和三位一体论的本体论证明，关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结合的争论以及关于上帝的恩赐和人的罪孽深重的本性的人类学研究构成了教父哲学的全部内容。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是早期教父哲学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为一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自觉地使理性屈从于信仰，写下了《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多部划时代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经院哲学时期，经院哲学家把理性应用于启示，力图证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和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和说明。托马斯·阿奎那以创新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为基督教创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神学体系，是继奥古斯丁主义之后又一完备的理论形态。为了更加牢固地确立基督教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对于理性的普遍要求，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进一步标榜自己承认客观知识和人的理性，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把中世纪经院哲学推向高峰。经院哲学调和理性与天主教教义，缓和了由理性思潮冲击所造成的天主教教义危机。但理性一旦进入神学的殿堂，也就埋下了使神学走向衰落的种子。
在法学领域，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中世纪欧洲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 的时代，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它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物的社会组织。直到11世纪晚期开始，以意大利为基地开始了罗马法的复兴。在东罗马帝国保存和臻于成熟的罗马法又传回到西方。尽管罗马成文法的制定是建立在民众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它的有效运行也都基于此，但与教会法相比，罗马法毕竟有着鲜明的非宗教性质，逐渐成了王权用以对抗教权的有力武器，使罗马法获得了与《圣经》同等的权威并受到与《圣经》相似的尊崇。由波隆那法律学校的罗马法研究专家爱尔纳留于公元1088年编就的《查士丁尼法典》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以致圣伯尔纳曾抱怨欧洲的法庭都被查士丁尼法包围了，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命令了。对此罗马教廷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教权高于王权、教会高于国家，尽管罗马法在西欧的复活与教会有直接关系，但教会更重视教会法，规定法学课程中的教会法要以宗教会议和罗马教廷公布的教规和命令为依据。公元1140年，爱尔纳留的学生格拉蒂安把基督教历届会议和教皇的敕令汇编成册，后世称之为《格拉蒂安教令集》，由此推动了教会法的研究。那时“城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的官员与教会的管理人员均来自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批评的过程，它刺激了一种受过教育的公众舆论的发展”（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16页）。在对教会法，特别是民法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合法性、合法政府的原则，包含了国家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观念。法律也开始被人理解为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诉讼程序。现代罗马法精神正是经历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改造，是宗教信仰进一步理性化和世俗化的产物。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戒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时代，因为上自7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12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07页）。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制度都是源于中世纪的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其文化知识和多种学科也是在中世纪早期兴起的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音乐这“七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2世纪城市大学的诞生，带来了西方社会学术生活和教育制度的深刻变革。最初的大学不是按照君主的意志，而是由有意学习的人们自己组织的。后来，教会主管各大学的事务，发特许证给已经建立的大学如意大利、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学，又与倡导办学的贵族合作。这些大学主要是专科性质，在意大利的撒勒诺大学以医科著名，波伦亚大学以编订教会法典和罗马法闻名。那时最大的大学巴黎大学是哲学和神学的中心，它是中世纪后期牛津、剑桥、布拉格、维也纳等大学效法的榜样。威尔·杜兰在其名作《世界文明史》中写道，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和巴黎大学所造成的影响相比拟。在3个世纪里，它不但吸引了最大量的学生，并且招来了心智最敏捷最突出的人士，例如阿伯拉尔、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大阿尔伯特、布拉班特的西格尔、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格脱、威廉·奥卡姆等，几乎构成了从公元1100年到1400年之间的哲学史。而这些伟大的学者，又必然是由那些伟大的教师，在一种令人们的心智激荡高昂的气氛中，在人类历史达到文明的巅峰状态下造就出来的。从欧洲历史上看，各种教育制度、机构设施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基督教会分不开的。中世纪大学所确立的一些制度，如指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在文学方面，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教会文学作品多是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创作。至于中世纪盛行的英雄史诗，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等，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们大多借基督教反对异教斗争的形式，表现一种寻求统一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譬如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全诗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宗教意识，主人公为了正教的利益在作战。马克思评价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中世纪还盛行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是对骑士阶层的文化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理想的文学表达。这类作品以忠君、信教、行侠为信条，歌颂骑士们为荣誉、信仰和爱情而战的献身精神，暗示出原始活力如何同禁欲主义相抗衡的悲剧主题。骑士抒情诗、骑士故事诗和骑士传奇是骑士文学的三种主要类型。如《亚历山大的故事》采用12音节诗句，也称“亚历山大诗体”，是法国诗歌中的著名诗体。随着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也在逐渐形成，进入12世纪以后，市民创作的文艺作品即城市文学开始发展起来，成为继教会文学、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而兴起的中世纪第四类文学形态。正象塞万提斯笔下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在整整一千年中，西方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一切进行无休止的战斗。这种神性和世俗性的矛盾在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的《神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它以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为题材，充满了神学典故，它把基督教神学作为最高指导思想，却又把异教徒维吉尔作为引路人，它既崇奉基督教来世思想，又在作品中讴歌现实生活。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今不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世纪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力士参孙》和《失乐园》、散文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及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都取材于《圣经》。由此可见，《圣经》已成为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音乐方面，基督教要表现的是神的爱，爱在神和人类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交流，而音乐是最恰当不过地表现了这种情感。在世界所有宗教中，惟有基督教音乐作品最多，音乐水平发展得最高最快。在罗马帝国后期，教堂音乐开始形成以赞歌颂诗为主的独特体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剧、圣乐曾是欧洲音乐的主体。当时教会内部涌现了许多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理论家。如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花费了十多年时间选出了许多典型的歌调，并订立了许多演唱规则，形成了音调简朴、旋律优美的格列高利颂调，至今通用于天主教会弥撒仪式中，是为“格列高利圣咏”，代表着教会非人格化的精神势力，是欧洲普遍公认的古典音乐典范。基督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利用了当时的骑士文化和法国游吟诗人的歌谣作品，以及德国恋诗歌手的抒情诗，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同时被称为“奥尔加农”的多声部宗教歌曲诞生，到17世纪，基督教新教音乐又创造出清唱剧的形式，近代圣剧的集大成者亨德尔的代表作《弥赛亚》就是借清唱剧的体裁，以其大规模的合唱、优美的宣叙调和流畅舒适的咏叹调，而成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圣剧。18世纪欧洲音乐界举世闻名的一代宗师巴赫，为了“使上帝的话语广为流传，从而把宗教音乐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点”，他创作的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和受难曲等，蕴涵着热烈的情感和诗一般的沉思，使“巴罗克”音乐风格达到了鼎盛。可见，教堂音乐不仅为中世纪欧洲音乐确立了模式、方法和风格，也为近代欧美世俗音乐，如交响乐、歌剧等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基督教发展密切相关的“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等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西方建筑的特色。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因此，建筑艺术一向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正是这种象征性，使它能够成为神的象征。公元532～537年建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墩和墙是用彩色大理石贴面，柱身却是深绿或深红。柱头、柱身、柱基之间又箍以金铜箍，还用玻璃“马赛克”装饰穹顶和拱顶。这样，当人们走进教堂时，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来到了一个可爱的百花盛开的草地。可以欣赏紫色的花，绿色的花，有些是艳红的，有些闪着白光，大自然象画家一样把其余的染成班驳的色彩。一个人到这里来祈祷的时候，立即会相信，并非人力，并非艺术，而只有上帝的恩泽才能使教堂成为这样，他的心飞向上帝飘飘荡荡，觉得离上帝不远”（《外国建筑史，第69页》。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艺术代表之一巴黎圣母院，其中厅宽仅十二点五米，长度却有一百二十七米。两侧支柱间距不大，造成了内部强烈的导向祭坛的动势，祭坛上锦绣铺陈，摇曳的烛光照着受难的基督耶稣，呈现出一种极强的宗教情绪。再加上中厅高度很高，窗子又占满了支柱之间的整个面积，且以垂直线构成的支柱显得瘦骨嶙峋，显示出一种清教的冷峻和严酷，而这恰恰是基督教所宣扬的纯洁精神生活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否定。因此恩格斯说，哥特式教堂内部体现的是“神圣的忘我”。文艺复兴式建筑则提倡复兴古罗马时代的建筑风格，多用希腊式石柱和罗马式圆顶穹隆以及半圆形券、厚实的墙、水平向的厚檐，与哥特式风格中的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飞扶壁和小尖塔等相对抗。在教堂内部布局上，表现为高圣坛与中殿已不再分开，大厅总面积扩大，座位增多，世俗色彩加重。1626年竣工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就是文艺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作，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而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等人涉及基督教主题的绘画、雕塑珍品更为西方文化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早期基督教曾禁止象征性造型艺术，以免犯崇拜偶像之忌。但随着基督教思想与异教民族文化的沟通和融合，逐渐改变了基督教对造型艺术的保守态度，于是最早的基督教绘画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传统中的神本主义渐渐向人本主义转变，人文主义艺术家在创作形式上虽然开始放弃中世纪那种象征、超脱、空灵的绘画手法，在绘画内容上仍然采用大量基督教题材。不过在其中贯注了世俗精神。他们利用宗教题材来表达宗教或世俗主题，体现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及审美情趣。在这方面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以及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都堪称典范。与绘画艺术相映成辉的还有雕塑艺术，在中世纪除了圣像雕塑外，大量的作品是作为教堂的装饰性浮雕。这些作品构图考究，主题突出，形象生动，人物逼真，具有耐人寻味的宗教意蕴和永恒不朽的艺术价值。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圣经》为题材的雕塑作品不断增加，在意大利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米开朗琪罗曾称赞贝尔蒂在佛罗伦萨洗礼堂两扇门扉上的浮雕组画《以撒的牺牲》和《约瑟救灾》说：“它们是如此完美，作为天国的大门也当之无愧。”而米开朗琪罗自己则把文艺复兴式雕塑艺术推到了顶峰。代表米开朗琪罗雕塑风格最高成就的作品有充满悲剧情感的美丽的大理石雕像《圣母哀悼耶稣》、威严的《摩西》和英勇的《大卫》三座大型雕像，它们不仅使其作者名垂千古，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美感。文艺复兴通过雕刻和绘画等艺术体现人文主义的理想，它不再像中世纪前期艺术那样只热衷于表达完美的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景，而是转向了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又使基督教绘画、雕塑艺术获得了新生。
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一方面，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晚期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衰落了，另一方面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又进一步摧毁了古典文化。在文化一片蛮荒的情况下，正是基督教承担起了教化蛮人走向文明的重任，从而挽救、保存、传播和延续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欧洲文化的种子。正如霍莱斯特指出：“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可能过分强调了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实际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对于科学的兴趣，可以说并不大于一位现代英国文学或拉丁文教授。现代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的学者们充分利用了精练的逻辑工具和推理方法，增强了思想的明晰性，培养了辩论的艺术性，使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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