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新出的角色邓紫棋吧:鲁迅的母亲是谁?
鲁迅和他的母亲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鲁迅的母亲姓鲁.
鲁迅和他的母亲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鲁瑞老夫人！
鲁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