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头的做法:鲁迅的妻子是谁？

鲁迅的合法妻子是许广平，但是在许之前鲁迅在家乡和一女子拜堂结婚，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这之后鲁迅东度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一景仰自己的女青年（学生）相恋后结婚，她就是许广平。那位家乡女子姓朱（无名）和鲁迅一家终生生活在一起。

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
1906年6月，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信里 说，他母亲病得很重，想见见自己的长子。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人看见他领着妻、儿在东京街头漫步。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新娘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俗，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
现在，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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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婚恋

——兼驳有关讹传谬说

□陈漱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
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
的故事》等专著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
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
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
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
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
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
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
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
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
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
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
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
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
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
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
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
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
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
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
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
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
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
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
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
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
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
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
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
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
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
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
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
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
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
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
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
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
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
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为使读者比较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鲁迅的婚恋生活，还有必要澄清
一些讹传，批驳一些谬说。这些讹传和谬说大多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
的旗号抛出的，但由于有悖于事实，并不能达到恢复历史人物原貌的
目的，而只能混淆真伪，惑乱视听。据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一，二许争鲁说。在谈及鲁迅的婚恋生活时，中外一些研究者常
提及许羡苏。有人甚至用直截了当或隐晦含蓄的笔墨把鲁迅和许羡苏
的关系神秘化，认为他们的感情已超乎友情。作这种判断主要有两个
依据：1，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孙伏园曾对人说：“L（按：指鲁迅）家
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
才气云云。”（鲁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长的”指许广平，相
对矮的那一位则指许羡苏。2，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
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
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
围巾、毛背心。但是，以上事实只能说明鲁迅和许羡苏关系密切，而
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超乎友谊的情感。比如鲁迅与“二许”之说，原
是孙伏园散布的流言，鲁迅在同一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说法
“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至于鲁迅与许羡苏通信，基本上是在
鲁迅与许广平相爱双双南下之后。因为鲁迅常常需要调阅存放在北京
寓所的书刊、拓片，只好委托替鲁瑞和朱安管家的许羡苏代寄。这些
往返信函的内容多属事务性，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更不是某
位名家揣测的是表达鲁迅的“赎罪”心情。1931年许羡苏到大名河北
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北京之前，她把鲁迅寄她的信捆成一包，
亲手交给了朱安，可见这批信件并没有神秘内容。许羡苏为鲁迅织毛
线，系受鲁迅母亲的委托，也并不是表达超乎寻常的情感。

二，暗恋萧红说。有人因为鲁迅与萧红大都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
创伤，都有肺病和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共同语言多，对话范围广，
就认为鲁迅和萧红在潜意识中彼此暗恋。这位论者还给读者布下了一
个疑阵：“后来，她（指萧红）远走东京，却一去没有了消息。这是
颇费猜量的。”其实，萧红1936年7月去东京，萧军去青岛，暂定分别
一年，是因为萧军一度移情别恋，使萧红内心苦痛，两人之间一度产
生了感情裂痕。这跟鲁迅丝毫也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在萧红赴日本
期间给萧军的信中，仍时时流露出对萧军的恋情。许广平在《忆萧红》
一文中谈到，鲁迅跟二萧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
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
“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原载1945年11月28日上
海《大公报·文艺》）。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
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
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
量的感情空间。

三，与弟媳关系暧昧说。这种说法起因于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
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致使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周作人的日
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
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
元。”千家驹解释兑，“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
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
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这种妄解不仅蒙蔽了
一些对鲁迅生平不熟悉的青年人，同时也蒙蔽了一些学富五车的学者
教授。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
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
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羽太信子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之妻，1909年在日本成婚。
羽太信子家贫，人口多———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为帮助周作
人及羽太一家的生活，鲁迅毅然中断了留学生活。鲁迅对友人许寿裳
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
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亡友鲁迅印
象记》）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
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
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
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
来函，据推断似为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
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
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望文生义会得出多么荒
唐可笑的结论。

四，“濯足”系手淫自慰或其它性行为说。在鲁迅日记中，间或
有“夜濯足”的记载。濯，洗涤之意。《孟子·离娄上》：“清斯濯
缨，浊斯濯足矣。”意思是清水用以洗涤帽子上的丝带，浑水则用来
洗脚。《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后来就用濯缨表示清高自守的行为，而以濯足作
为被道学家视为污浊的性行为的隐语。因为一般人有每天洗脚的卫生
习惯，但在鲁迅日记中却有时大半月、甚至几个月才出现“濯足”的
记载，于是有人怀疑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脚，而是性生活或性行
为的隐语。这种理解也是一种妄测。因为鲁迅日记并非皇帝的起居注，
是写给自己看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活中的要事经常有意或无意不
录，小事则经常失记，更何况鲁迅生前也并不是每天都洗脚，特别是
在寒冬。鲁迅日记中濯足的记载时断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隐秘之处。
比如鲁迅1915年至1918年独居于北京绍兴县馆时，日记中有“夜濯足”
的记载，而在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的1927年10月日记中反无“濯足”的
记载，可见“濯足”与性行为并无关连。再如，鲁迅临终前不久的日
记中（如1936年9月21日，10月12日）都有“夜濯足”的记载。当时鲁
迅正在发烧，病情严重，当然不会有性生活的雅兴。所以，应该把鲁
迅日记中的“濯足”如实地解释为洗脚，而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

五，鲁迅狎妓说。前些年，海内外一些以反鲁为职志的作家还发
布了另一个爆炸性新闻：“鲁迅狎妓。”证据是：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的记载。经查核，这句引文出自鲁迅
1932年2月16日记，前后文是：“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
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所谓“全寓”，系指
鲁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全家。如狎妓，哪有全家同往并携夫人
的道理？事实是，日记中所谓“妓”系指“一·二八”事变之后沦为
歌女的女性。“略来坐”，无非是借聊天进行社会调查。鲁迅同年创
作的旧体诗《七绝·所闻》《七绝·无题》就都是以这些下层妇女流
离失所的痛苦生活为题材。所以，这种谣传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人格，
只能暴露出造谣者内心的阴暗。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谈到论及一个作家
必须顾及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
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
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
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想，在谈及作家婚恋生活时，如果捕风捉
影，移花接木，或背离事实，凭空杜撰，那必将使论述对象蒙受更大
的冤屈，这种做法更是不足取的。

鲁迅的婚恋

——兼驳有关讹传谬说

□陈漱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
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
的故事》等专著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
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
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
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
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
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
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
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
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
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
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
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
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
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
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
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
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
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
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
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
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
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
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
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
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
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
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
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
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
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
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
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
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
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
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
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
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
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
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为使读者比较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鲁迅的婚恋生活，还有必要澄清
一些讹传，批驳一些谬说。这些讹传和谬说大多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
的旗号抛出的，但由于有悖于事实，并不能达到恢复历史人物原貌的
目的，而只能混淆真伪，惑乱视听。据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一，二许争鲁说。在谈及鲁迅的婚恋生活时，中外一些研究者常
提及许羡苏。有人甚至用直截了当或隐晦含蓄的笔墨把鲁迅和许羡苏
的关系神秘化，认为他们的感情已超乎友情。作这种判断主要有两个
依据：1，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孙伏园曾对人说：“L（按：指鲁迅）家
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
才气云云。”（鲁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长的”指许广平，相
对矮的那一位则指许羡苏。2，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
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
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

鲁迅的婚恋

——兼驳有关讹传谬说

□陈漱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
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
的故事》等专著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
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
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
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
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
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
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
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
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
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
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
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
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
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
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
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
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
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
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
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
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
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
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
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
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
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
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
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
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
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
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
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
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
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
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
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
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
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
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
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为使读者比较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鲁迅的婚恋生活，还有必要澄清
一些讹传，批驳一些谬说。这些讹传和谬说大多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
的旗号抛出的，但由于有悖于事实，并不能达到恢复历史人物原貌的
目的，而只能混淆真伪，惑乱视听。据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一，二许争鲁说。在谈及鲁迅的婚恋生活时，中外一些研究者常
提及许羡苏。有人甚至用直截了当或隐晦含蓄的笔墨把鲁迅和许羡苏
的关系神秘化，认为他们的感情已超乎友情。作这种判断主要有两个
依据：1，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孙伏园曾对人说：“L（按：指鲁迅）家
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
才气云云。”（鲁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长的”指许广平，相
对矮的那一位则指许羡苏。2，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
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
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
围巾、毛背心。但是，以上事实只能说明鲁迅和许羡苏关系密切，而
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超乎友谊的情感。比如鲁迅与“二许”之说，原
是孙伏园散布的流言，鲁迅在同一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说法
“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至于鲁迅与许羡苏通信，基本上是在
鲁迅与许广平相爱双双南下之后。因为鲁迅常常需要调阅存放在北京
寓所的书刊、拓片，只好委托替鲁瑞和朱安管家的许羡苏代寄。这些
往返信函的内容多属事务性，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更不是某
位名家揣测的是表达鲁迅的“赎罪”心情。1931年许羡苏到大名河北
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北京之前，她把鲁迅寄她的信捆成一包，
亲手交给了朱安，可见这批信件并没有神秘内容。许羡苏为鲁迅织毛
线，系受鲁迅母亲的委托，也并不是表达超乎寻常的情感。

二，暗恋萧红说。有人因为鲁迅与萧红大都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
创伤，都有肺病和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共同语言多，对话范围广，
就认为鲁迅和萧红在潜意识中彼此暗恋。这位论者还给读者布下了一
个疑阵：“后来，她（指萧红）远走东京，却一去没有了消息。这是
颇费猜量的。”其实，萧红1936年7月去东京，萧军去青岛，暂定分别
一年，是因为萧军一度移情别恋，使萧红内心苦痛，两人之间一度产
生了感情裂痕。这跟鲁迅丝毫也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在萧红赴日本
期间给萧军的信中，仍时时流露出对萧军的恋情。许广平在《忆萧红》
一文中谈到，鲁迅跟二萧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
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
“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原载1945年11月28日上
海《大公报·文艺》）。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
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
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
量的感情空间。

三，与弟媳关系暧昧说。这种说法起因于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
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致使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周作人的日
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
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
元。”千家驹解释兑，“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
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
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这种妄解不仅蒙蔽了
一些对鲁迅生平不熟悉的青年人，同时也蒙蔽了一些学富五车的学者
教授。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
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
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羽太信子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之妻，1909年在日本成婚。
羽太信子家贫，人口多———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为帮助周作
人及羽太一家的生活，鲁迅毅然中断了留学生活。鲁迅对友人许寿裳
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
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亡友鲁迅印
象记》）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
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
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
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
来函，据推断似为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
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
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望文生义会得出多么荒
唐可笑的结论。

四，“濯足”系手淫自慰或其它性行为说。在鲁迅日记中，间或
有“夜濯足”的记载。濯，洗涤之意。《孟子·离娄上》：“清斯濯
缨，浊斯濯足矣。”意思是清水用以洗涤帽子上的丝带，浑水则用来
洗脚。《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后来就用濯缨表示清高自守的行为，而以濯足作
为被道学家视为污浊的性行为的隐语。因为一般人有每天洗脚的卫生
习惯，但在鲁迅日记中却有时大半月、甚至几个月才出现“濯足”的
记载，于是有人怀疑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脚，而是性生活或性行
为的隐语。这种理解也是一种妄测。因为鲁迅日记并非皇帝的起居注，
是写给自己看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活中的要事经常有意或无意不
录，小事则经常失记，更何况鲁迅生前也并不是每天都洗脚，特别是
在寒冬。鲁迅日记中濯足的记载时断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隐秘之处。
比如鲁迅1915年至1918年独居于北京绍兴县馆时，日记中有“夜濯足”
的记载，而在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的1927年10月日记中反无“濯足”的
记载，可见“濯足”与性行为并无关连。再如，鲁迅临终前不久的日
记中（如1936年9月21日，10月12日）都有“夜濯足”的记载。当时鲁
迅正在发烧，病情严重，当然不会有性生活的雅兴。所以，应该把鲁
迅日记中的“濯足”如实地解释为洗脚，而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

五，鲁迅狎妓说。前些年，海内外一些以反鲁为职志的作家还发
布了另一个爆炸性新闻：“鲁迅狎妓。”证据是：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的记载。经查核，这句引文出自鲁迅
1932年2月16日记，前后文是：“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
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所谓“全寓”，系指
鲁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全家。如狎妓，哪有全家同往并携夫人
的道理？事实是，日记中所谓“妓”系指“一·二八”事变之后沦为
歌女的女性。“略来坐”，无非是借聊天进行社会调查。鲁迅同年创
作的旧体诗《七绝·所闻》《七绝·无题》就都是以这些下层妇女流
离失所的痛苦生活为题材。所以，这种谣传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人格，
只能暴露出造谣者内心的阴暗。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谈到论及一个作家
必须顾及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
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
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
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想，在谈及作家婚恋生活时，如果捕风捉
影，移花接木，或背离事实，凭空杜撰，那必将使论述对象蒙受更大
的冤屈，这种做法更是不足取的。

他名义上的妻子是朱安,但许广平给了鲁迅真正的爱情

许广平
(1898—1968) 女。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夫人。原名许霞，笔名景宋、平林等。广州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母亲迁居澳门，在澳门读小学。1917年入读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编辑《醒世周刊》。1922年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曾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会总干事身份领导该校学潮。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国文系，1926年毕业返穗，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导主任兼文学系主任时，许广平为其助教。10月与鲁迅抵沪，与鲁迅结为夫妻。此后协助鲁迅从事斗争和创作活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承担整理出版鲁迅著作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沪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致力民主运动，曾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和《民主》周刊撰稿人。1948年经香港赴东北解放区。次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广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

与鲁迅的通信合编为《两地书》。1968年3月在北京病逝。著有《鲁迅回忆录》、《两地书》、《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他儿子是周海婴

朱安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