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三亚拍婚纱照好吗:说下明的南倭北虏问题，谢谢

楼上的为什么把日本说成是太阳本呢
搞得好像日本很光明正大一样.

一、倭患

倭患是困扰整个明王朝的两大政治问题之一。“南倭北虏”是当时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自元末明初迄于明后期，倭患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终始。倭寇波及到了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明后期的还常常深入到内地数百里的腹地肆行破坏。倭寇横行的势力所在领土不仅面积广阔，而且正是当时经济最繁荣和王朝的财政经济命脉所在地。因此，这一历史灾祸，无论对明王朝和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
“倭”指日本人，然而据《明史 日本传》记载，真正的日本人最高估计不过是十分之三，一般的估计是十分之二、三。其余十分之七、八都是中国人，特别是闽浙一带通番之徒，打扮成倭的样子来冒充。明初，“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明史 日本传》），这里说的岛人可能就是日本的海寇。另据《明史 佛朗机传》，明后期一度骚扰沿海的葡萄牙海盗也被余陶县奏报为倭。不过明初也有日本海盗在沿海为患的记载。
既然倭寇大多不是真倭，尤其是到了后期日本人人数极少，为什么会被称为“倭寇”呢？原因起于“争贡之役”和明的海禁政策。朱元璋将日本、朝鲜列为“不征之国。”，但要求日本国每十年向中国进贡。所谓“贡”，是日本使者以土产来朝，中国政府亦以土产“回赐”，这事实上是一种官方贸易。这种贸易对日本是有利的。但十年一次，又限定人数船数，远远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因此不但入贡时间不按照中国规定，而且人数船数都超过规定。当时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嘉靖二年，大内氏遣宗设嫌道来，细川氏又遣瑞佐、宋素卿至。舟至宁波互争勘合真伪，宗设杀瑞左焚其船，追素卿至绍兴城下。所过焚掠，劫持指挥张朗，杀明军数百人，夺船出海，备矮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亡。给事中夏言奏矮患起于市舶，进罢浙闽市舶司。因而绝贡。此后，日本与中国不贡使者十七年。嘉靖十八年日使来献方物进表文伏罪，虽非贡期获准入贡。到嘉靖二十六年又贡，因先期到来且人船逾额，被守臣阻回，从此贡路不通。（以上见《明史 日本传》）
禁海之后，沿海贸易大受影响，于是走私猖獗。“倭寇”其实乃是海禁之后对于沿海的海盗和走私武装的称谓，里面真正的日本人不多，且多半都是爪牙。当时地方政府为禁海不力推诿责任，就一律称之为“倭寇”了。此外，明初因日本使者往往态度骄敖，并与谋反丞相胡唯庸过从紧密，进贡使者竟然在巨烛中暗藏武器，胡唯庸案发之后，令朱元璋对日本非常愤慨，也曾绝其贡使，并在洪武27年设有专官备倭，对日本戒心很强，这也是原因。当然，明的倭寇大盗很多都来往于中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确与日本海盗有所勾结。
倭寇早期除海盗外，主要是走私武装，亦商亦盗，与富豪、官府也有所勾结。后期则基本与海盗山贼合流，并弥漫到了内陆，经常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甚至攻占内地城市，掠虏人口，抢劫财物而去。倭寇的成分大多原为“凶徒、逸囚、罢吏、邪憎”，还有“衣冠失职书生”参与其间，其中著名大盗如王直、徐惟学还曾当过盐商。这些人大都来自下层，即使有经商者虽较富有资财，但也无甚政治势力。总之，由于明代朝政的腐败黑暗，日甚一日，官邪乱国，贿赂公行，财力空虚，军备废弛，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各地匪患猖撅，兵连祸结。地方政府无力对付日益严重的寇乱，明政府又因噎废食，厉行海禁，不顾人民死活。凡此种种都把愈来众多的人逼上了绝境，这是导致当时一些人误入歧途的社会根源和客观因素。然而，倭寇常年在东南海疆烧杀抢掠，罪行累累，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北虏
元朝灭亡后北方蒙古分裂，明朝将蒙古高原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落都称为鞑靼，又泛指蒙古高原西部和阿尔泰山一带的部族为瓦剌。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廷北走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1402年（明建文四年）取消国号，恢复部族，但各部不相统一。1438年（明正统三年）以后，瓦剌首领脱颧统一了本部，进而征服了鞑靼，其子也先曾短期统一了蒙古各部。1454年（明景泰五年）也先死，瓦剌瓦解，各部又分裂。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鞑靼的达延汗出兵征服瓦剌，迫其西迁，又统一了蒙古各部。16世纪前期达延汗死后，再次出现割据局面。鞑靼疆域的南界已在明长城一线，东界也已越过大兴安岭至明辽东边墙一线。蒙古部落的入侵形成了明朝的“北虏”问题。明成祖四次北伐，击溃了鞑靼部，使瓦剌部有机会壮大起来。英宗时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方的势力由盛转衰，北方防务日益严峻。此后明朝历代均收到来自北方的威胁。至万历时，建州女真的兴起更是为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南面的倭寇和北面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