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小说生化危机:西夏文字之谜

在宋朝时期，中国西北部有一个重要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自称大夏国，少数民族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由于关于西夏的汉文史料极度匮乏，使后世研究西夏史的专家们深感困难。
西夏经历十代帝王，最后亡于蒙古。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经明、清而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文字随之死亡，文献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文化更加模糊不清，后人称之为神秘的王朝。而破译“死亡”的西夏文字就成了研究神秘西夏历史的关键所在。
神秘文字初露端倪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6米多，可通车马。这里是过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6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内容为佛经及《造塔功德记》，为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文字谁也不知为何种文字。
这种未知的文字在1870年被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能识别出西夏文。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字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年)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黑水城的重大发现
20世纪中国在历史文献方面有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使人文科学很多重要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书和大量简牍的发现。然而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上世纪初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书。
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西夏始建、地处荒漠中的死城，“额济纳”即西夏语“黑水”的意思。神秘的黑水城对近代探险者有极大的魅力。传说一位古代黑将军在这里英勇守城，并于就义前埋藏了大量金银珠宝。掘获珍宝的愿望使一些西方探险者对此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当时不少西方探险队来到中国。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受沙皇指派，率队来中国北部考察，其主要目标就是黑水城。考察队在这里翻找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文献，寄运回当时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便离开了黑水城。俄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尽管还无法认识文献中的西夏文字，但他们推测出这种文献可能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并指令考察队回到黑水城。1909年6月，科兹洛夫又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奇迹终于出现了。考察队员打开了西城外的一座佛塔，塔内从上部到基座摞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他们似乎找到了一座古代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意外发现的珍宝被运到圣彼得堡，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1976年，我和同事考察西夏故地，历时3个多月，经过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考察了不少西夏故址，见到了很多西夏文物、文献。其中黑水城遗址是重要一站。我们费尽周折，长途跋涉，穿过茫茫戈壁到达额济纳旗旗政府达赖库布镇。从这里到黑水城尽管直线距离不长，但两地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路。这一带多是巨大的沙包群，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迷失方向。汽车长时间在沙包之间弯来拐去，有时旁边会出现一片枯死多年的黄杨树林，有时还能见到古代的土塔和烽燧等建筑遗迹。当就要到黑水城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黑水城西北角的宝瓶式白塔。当我们考察完离开这个令人陶醉的古城时，更加挂记藏于圣彼得堡的大宗西夏文献和文物。
俄藏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献为主，不仅数量巨大，有8000多个编号，数千卷册，而且与敦煌遗书残卷较多的状况相比，它的完本比例很大。同时代的辽朝文化发达，但所留书籍寥若晨星；金代文物鼎盛，然而所存文献也屈指可数，近代由于大藏经《赵城藏》的发现使金代文献数量大增，然而世俗文献很少。黑水城西夏文献有500多种，其中仅世俗文献就有近百种。一个世纪前，世上还见不到一部西夏文献，现在西夏文献已占中古时期文献的很大比重。可以说，黑水城西夏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籍分布的格局。
另一位著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的伯希（P.Pelliot）和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也得到了一些西夏文献，分别藏于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外，印度、越南也都藏有一些自中国流失的西夏文献。
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这些文献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的天梯山、敦煌、武威，宁夏的银川、贺兰山，内蒙古的黑水城、绿城等地都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这样形成了以俄罗斯所藏黑水城文献为主要、国内外多处收藏的西夏文献宝库。这些文献都是珍本、善本，学术价值极高。

谁创制了西夏文？
西夏文究竟是怎样创制的？西夏立国前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民族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的社会原因。西夏统治者既要与宋、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自显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文化原因。此外，西夏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字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
关子西夏文字的创制，汉文史书已有记载。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我以为元昊时期创字之说可靠。史书记载除上述元代修纂的《宋史》与《辽史》外，还有距创造西夏文字时间更近的北宋、南宋的几种著作，如在宋夏边境率兵驻防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北宋曾巩所著《隆平集》，南宋李焘所撰北宋九朝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记载是元昊时创制。分析德明和元昊两人的特点和所行政策，对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德明虽也与宋朝发生过矛盾和争战，但基本上保持了对宋朝的臣属关系，特别是在其后期，竭力主张与宋朝和好。元昊则十分强调本民族特点，他能"创制物始"，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物。元昊把创造西夏文看做是立国称帝、发展西夏文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宋史》上记他在称帝后给宋朝所上表章中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便是元昊时期造字的又一有力证明。
确定西夏文创制的时间，西夏人记载的文献更加可信。我从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的资料中又找到了确凿的证据。一篇西夏人撰写的《妙法莲华经序》中有这样的记载：“风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这里创造文字的风角城皇帝即是元昊。
西夏文字为元昊时期所创，那么，到底是谁创制的呢?关于创制人物又有：元昊自制说，遇乞创制说，以及元昊创制、野利仁荣演绎说等三种。我认为第三种说法可信。西夏文字创制时，正是元昊全面准备立国称帝之际。经常忙于建国大计和军事征讨的元昊不大可能亲自创制繁难的西夏文字。野利仁荣是元昊称帝的谋主，被封为"莫宁令"(天大王)，是西夏第一文士。他翻译典籍、主办蕃学，为西夏文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死后元昊曾三次前往哭吊，给以厚葬，赠为富平侯。其实，《宋史》中就明确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西夏仁宗“始封制蕃宇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追封野利仁荣的仁宗十分重视文治，对西夏文的创制者自然是知道的。他是元昊的嫡玄孙，若为元昊所创，他不会随意把这份功劳归之于野利仁荣，这条记载为西夏文的创制时间和创制人同时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在西夏文诗歌《颂师典》中，也明确记载造字者是"野利"。因此说西夏建国前由元昊提议、下令，野利仁荣主持创制西夏文是可信的。

西夏文字的兴盛和消亡
西夏创制文字后，十分重视其使用。首先将西夏文“尊为国字”，这就确立了其文字的主导地位，为其使用、推行创造了前提。还规定“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立类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又以番学院为重。番学院掌管与藏族、回鹘等一切文字往来，并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汉学院掌管与宋朝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边以西夏文并列。政府设置机构并率先使用西夏文,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西夏还在建国第二年建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西夏创制文字后又把汉文的典籍《孝经》等译成西夏文，后又陆续翻译很多汉文著作。从元昊时起，就先后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使西夏文的应用更加广泛。
已经发观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表明，西夏文的使用曾经有过它的黄金时代。西夏文的应用范围广，仅目前已知的西夏文文献种类就非常多，其中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纪录、契约账目、文学著作、历史文献、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在实际应用中，西夏文涉及到这么广的范围，这在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是十分突出的。当我阅读西夏文印制的一册一册的法典和审案纪录时，好像看到西夏的官员在伏案习法、当堂问案；我翻译西夏文契约时又似乎看到西夏的边远乡村先生正用熟练的西夏文草书为买卖、借贷双方书写契据。
西夏王朝从未间断过西夏文的使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使用。西夏的印刷事业发达，政府官署中有刻字司，专理刻印事业。这是推动西夏文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夏被元朝灭亡后，党项族被称为“唐兀”人，是当时人分四等中的第二等色目人，仍有相当的地位。西夏文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元政府曾刊印西夏文佛经，散发于西夏故地河西一带。有党项人聚居的地方仍有西夏文传习使用。
然而随着党项族逐步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也逐步走上式微之路。明朝中期在保定所刻西夏文经幢，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文献，距创制西夏文的时间，已有460余年了。此后西夏文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死亡同时标志着一个曾叱咤风云的民族——党项族的消失。

艰难的破译“天书”之路
黑水城大量西夏文献的发现，使西夏若明若暗的历史文化出现了被重新认识的转机。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是解读早已无人认识的死文字西夏文。俄国的专家们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他们整理、研究这些重要文献，并首先从中找到了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从此加快了释读西夏文献的步伐。中国的学者通过俄国学者的介绍开始了解到这批文献中的少部分内容，并认识到这些文献的巨大科学价值。然而除了少量文献外，学术界难以见到大量文献的庐山真面目。当时的学术大师们如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及罗福苌、罗福成父子，王静如等，都十分重视黑水城文献。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我始学西夏文时，西夏学专家们在6000多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
在导师指导下，我从抄写西夏文书籍入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学习死文字需付出极大精力，当时我每天都用大部时间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后对西夏文字逐渐熟悉，死亡的西夏文字慢慢变得有血有肉。
"文革"中我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林彪折戟沉沙后，我料到中国一定会由乱到治，学术研究迟早会开展起来。1971年我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带到干校。西夏文专号中有西夏重要文献的介绍和研究，有西夏文献的原件和录文。1972年回京后，我立即开始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资料，陆续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西夏文字典。
当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到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两位同事陆续参加工作。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西夏文字构造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在全面分析《文海》资料的基础上，我对数千西夏字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60多种文字构成方法，综合出西夏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纠正了“偏旁说”之误。我发表了关于分析西夏文字构造的论述。目前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的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合成法构字分析法。
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文献。我发表了数篇研究西夏语语法的论文，提高了自己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由于西夏文字和西夏语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经几年努力，1981年我发表了国内第一篇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的论文，西夏文不再是难懂的天书。
1987年元月，我首次访问前苏联。在三周访问时间内，两周时间在入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阅览西夏文献。我利用这段宝贵时间，每天从早晨上班到晚上下班，都在该所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我亲见这些古代珍贵文献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访问结束后，我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批珍宝。
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诸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西夏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都能方便地阅读、使用这些文献。1991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系双方合作出版事宜。经双方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出版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从1993年开始，我们四次组团到圣彼得堡进行整理和拍照工作。我们翻阅着这些被西夏人反复阅读过的世俗和佛教文献，看到由于经常念诵而被手指污黑了的书页边角，想到西夏人创造的灿烂的文化，真是感慨万千。这些珍贵文献长期流失海外，也使我们备感痛心。
为了使这些黑水城出土的国宝魂归故土，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重见天日，我们抓紧时间编辑、付梓出版。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今后还将陆续出版十几册。
开启神秘的西夏社会大门
与西夏同时代的宋、辽、金诸朝，汉文历史资料极为丰富，而西夏资料十分匮乏，在不多的有关西夏的资料中，主要是朝代更迭、对外关系、战争过程等，涉及西夏社会的资料很少。人们对西夏社会的认识有一种模糊甚至神秘的感觉。
随着西夏文的破译和文献的发现，给西夏学家们打开了进入西夏社会的大门。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共20卷，内容上比《唐律疏义》、 《宋刑统》还要丰富。我和我的同事在10多年前已将《天盛律令》全部译成汉文出版，后利用这部译著研究西夏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研究。
西夏文《圣立义海》是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志书，15卷，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星宿、天象、时令、山川、草木、农田、物产、耕具、畜产、野兽、服饰、饮食、皇室、官制、佛法、司事、军事、人品、亲属、婚姻、贫富等，内容十分丰富，也是了解西夏社会的一把钥匙。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通俗的识字书，每一词语以番、汉两种文字分列四项，音义互注，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人、懂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语文。全书分为九类，其内容为：天体、天相、天体变化、山川河海、矿产、植物、动物、君子、小人、人体各部和人事活动及有关事物。最后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该书是研究和认识西夏社会的重要文献。
近几年我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经几年的研究，我已能大体译释。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通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对多种西夏文文献的成功解读，那段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化、社会场景不再模糊和神秘，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西夏文字的兴盛和消亡]
西夏创制文字后，十分重视其使用。首先将西夏文“尊为国字”，这就确立了其文字的主导地位，为其使用、推行创造了前提。还规定“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立类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又以番学院为重。番学院掌管与藏族、回鹘等一切文字往来，并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汉学院掌管与宋朝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边以西夏文并列。政府设置机构并率先使用西夏文,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西夏还在建国第二年建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西夏创制文字后又把汉文的典籍《孝经》等译成西夏文，后又陆续翻译很多汉文著作。从元昊时起，就先后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使西夏文的应用更加广泛。
已经发观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表明，西夏文的使用曾经有过它的黄金时代。西夏文的应用范围广，仅目前已知的西夏文文献种类就非常多，其中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纪录、契约账目、文学著作、历史文献、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在实际应用中，西夏文涉及到这么广的范围，这在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是十分突出的。当我阅读西夏文印制的一册一册的法典和审案纪录时，好像看到西夏的官员在伏案习法、当堂问案；我翻译西夏文契约时又似乎看到西夏的边远乡村先生正用熟练的西夏文草书为买卖、借贷双方书写契据。
西夏王朝从未间断过西夏文的使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使用。西夏的印刷事业发达，政府官署中有刻字司，专理刻印事业。这是推动西夏文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夏被元朝灭亡后，党项族被称为“唐兀”人，是当时人分四等中的第二等色目人，仍有相当的地位。西夏文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元政府曾刊印西夏文佛经，散发于西夏故地河西一带。有党项人聚居的地方仍有西夏文传习使用。
然而随着党项族逐步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也逐步走上式微之路。明朝中期在保定所刻西夏文经幢，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文献，距创制西夏文的时间，已有460余年了。此后西夏文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死亡同时标志着一个曾叱咤风云的民族——党项族的消失。

咸草 2005-9-7 18:00
[艰难的破译“天书”之路]
黑水城大量西夏文献的发现，使西夏若明若暗的历史文化出现了被重新认识的转机。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是解读早已无人认识的死文字西夏文。俄国的专家们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他们整理、研究这些重要文献，并首先从中找到了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从此加快了释读西夏文献的步伐。中国的学者通过俄国学者的介绍开始了解到这批文献中的少部分内容，并认识到这些文献的巨大科学价值。然而除了少量文献外，学术界难以见到大量文献的庐山真面目。当时的学术大师们如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及罗福苌、罗福成父子，王静如等，都十分重视黑水城文献。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我始学西夏文时，西夏学专家们在6000多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
在导师指导下，我从抄写西夏文书籍入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学习死文字需付出极大精力，当时我每天都用大部时间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后对西夏文字逐渐熟悉，死亡的西夏文字慢慢变得有血有肉。
"文革"中我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林彪折戟沉沙后，我料到中国一定会由乱到治，学术研究迟早会开展起来。1971 年我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带到干校。西夏文专号中有西夏重要文献的介绍和研究，有西夏文献的原件和录文。1972年回京后，我立即开始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资料，陆续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西夏文字典。
当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到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两位同事陆续参加工作。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西夏文字构造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在全面分析《文海》资料的基础上，我对数千西夏字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60多种文字构成方法，综合出西夏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纠正了“偏旁说”之误。我发表了关于分析西夏文字构造的论述。目前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的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合成法构字分析法。
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文献。我发表了数篇研究西夏语语法的论文，提高了自己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由于西夏文字和西夏语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经几年努力，1981年我发表了国内第一篇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的论文，西夏文不再是难懂的天书。
1987年元月，我首次访问前苏联。在三周访问时间内，两周时间在入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阅览西夏文献。我利用这段宝贵时间，每天从早晨上班到晚上下班，都在该所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我亲见这些古代珍贵文献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访问结束后，我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批珍宝。
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诸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西夏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都能方便地阅读、使用这些文献。1991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系双方合作出版事宜。经双方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出版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从1993年开始，我们四次组团到圣彼得堡进行整理和拍照工作。我们翻阅着这些被西夏人反复阅读过的世俗和佛教文献，看到由于经常念诵而被手指污黑了的书页边角，想到西夏人创造的灿烂的文化，真是感慨万千。这些珍贵文献长期流失海外，也使我们备感痛心。
为了使这些黑水城出土的国宝魂归故土，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重见天日，我们抓紧时间编辑、付梓出版。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今后还将陆续出版十几册。

咸草 2005-9-7 18:01
开启神秘的西夏社会大门
与西夏同时代的宋、辽、金诸朝，汉文历史资料极为丰富，而西夏资料十分匮乏，在不多的有关西夏的资料中，主要是朝代更迭、对外关系、战争过程等，涉及西夏社会的资料很少。人们对西夏社会的认识有一种模糊甚至神秘的感觉。
随着西夏文的破译和文献的发现，给西夏学家们打开了进入西夏社会的大门。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共20卷，内容上比《唐律疏义》、《宋刑统》还要丰富。我和我的同事在10多年前已将《天盛律令》全部译成汉文出版，后利用这部译著研究西夏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研究。
西夏文《圣立义海》是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志书，15卷，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星宿、天象、时令、山川、草木、农田、物产、耕具、畜产、野兽、服饰、饮食、皇室、官制、佛法、司事、军事、人品、亲属、婚姻、贫富等，内容十分丰富，也是了解西夏社会的一把钥匙。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通俗的识字书，每一词语以番、汉两种文字分列四项，音义互注，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人、懂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语文。全书分为九类，其内容为：天体、天相、天体变化、山川河海、矿产、植物、动物、君子、小人、人体各部和人事活动及有关事物。最后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该书是研究和认识西夏社会的重要文献。
近几年我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经几年的研究，我已能大体译释。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通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对多种西夏文文献的成功解读，那段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化、社会场景不再模糊和神秘，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咸草 2005-9-7 18:02
附录：西夏文字的构成特点与规律
西夏文是方块形的表意字，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较少，合体字占绝大多数。合体字中，与汉字会意字类似的会意合成字和与汉字形声字类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是西夏造字的主要方法。比如用西夏文“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泥”字。反切上下字合成造字、互换字、对称字很有特色，是西夏造字的特殊方法。
西夏文与汉字相比，有以下共同特点：
1.同属表意文字体系；
2.形体近似，形体方正；
3.构字方法相似；
4.某些形体在不同部位上都有笔画变通现象；
5.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6.有些字受到统治者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
与汉字相比，西夏文又有以下不同点：
1.西夏文五画以下和二十画以上的字很少，显得比较均匀；
2.西夏文斜笔较多，也即撇、捺丰富；
3.西夏文会意字比汉文多，汉文形声字比西夏文多；
4.类似拼音构字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已成系统；
5.西夏文构字时普遍地省形、省声，而汉字是个别现象；
6.西夏文象形、指事字极少，文字中的表意部分并不表示物形。

咸草 2005-9-7 18:09
附录：
西夏文残碑
长27厘米、宽22.5厘米
1974年宁夏银川
西夏陵区出土
宁夏博物馆藏

此块残碑为西夏陵出土的形体较大、字数较多的一块西夏文碑。砂岩雕凿，阴刻楷书，所刻碑文笔画匀称，笔力遒劲厚重，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书法珍品。西夏文字多为比较工整的楷书，大概是借鉴了唐代成熟的楷书风格。从西夏文楷书的书写规则来看，西夏文字同汉字一样，亦具有祥而静的特点。宋人姜夔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欲不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通，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正因为如此，西夏文字常给人以端详、宁静的感觉，不但字体方正匀称，而且秀丽轻盈。在用笔方法上，西夏文楷书亦藏露兼施，方圆并出，既显其骨力，又具有精神。

在宋朝时期，中国西北部有一个重要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自称大夏国，少数民族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由于关于西夏的汉文史料极度匮乏，使后世研究西夏史的专家们深感困难。
西夏经历十代帝王，最后亡于蒙古。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经明、清而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文字随之死亡，文献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文化更加模糊不清，后人称之为神秘的王朝。而破译“死亡”的西夏文字就成了研究神秘西夏历史的关键所在。
神秘文字初露端倪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6米多，可通车马。这里是过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6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内容为佛经及《造塔功德记》，为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文字谁也不知为何种文字。
这种未知的文字在1870年被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能识别出西夏文。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字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年)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破译西夏文字之谜
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对西夏文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死去的文字存世极少，偶尔有所发现，国内外专家见到也大惑不解，莫名其妙。至今全中国能破解其意的不足10人。本文作者将带领我们去领略这些“天书”蕴含的无穷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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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

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大庆元年（1036）颁布西夏文，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其间西夏文与汉文并用。西夏国灭亡（1227）后，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石刻，明代中叶保定石幢均有西夏文。以后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字体仿汉文楷书。但无一字与汉文相同。此外，尚有篆字、草字，共有6000余字。每字由一至数个小方块字素构成，分左、右、上、下、中等块，每字均有含义。会意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很少，对转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