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魔性笑容:科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品牌网 时间:2024/04/29 17: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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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人类社会最国际主义的一个群体,全球化的先锋队。那么,科学家还需要祖国认同吗?

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家是否需要祖国认同,这要看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家,即使想忘掉祖国,也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尖子里的尖子。但在共和国前30年,他的家境很苦,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6个孩子。赴美不久,他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那个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尖端的陶瓷材料,可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尖端陶瓷材料的应用属于与军事科技相关的“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所以,尽管他不喜欢中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在一家公司做实验员,工资每小时不足10美元。再后来,他放弃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质量检查员。虽然工资随着IT业水涨船高,但那是一种普通而平静的生活。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在自己的祖国从事尖端陶瓷材料研究,没有security clearance问题,他可以成为最出色的材料学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离开了令他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是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李文和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家园。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经常参加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每次北京之行,他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然而,199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是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武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偷了美国的核弹头微型化技术。但他们找不到根据,于是,华裔核专家李文和成了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

1999年底,并非武器专家的李文和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从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被除名,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用电椅处死他,就像当年用电椅处死向苏联泄漏核技术的罗森伯格夫妇。李文和被独自关押在一个牢房里,没有窗户,灯永远开着,日夜不熄。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还经常挨饿。世纪之交的2000年元旦,他独自一人在囚室中挨过。李文和感到,美国政府明知他不是间谍,却要逼他自杀,把案子作实。在被关押了9个月后,他被迫“认罪”,承认曾把一些毫无敏感性的公共信息数据下载到个人电脑里,以表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才换取了释放。现在,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但他在新近出版的自传里这样写道: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对于美国人而言,李文和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但对于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注定有祖国,不管他们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

在悲剧的祖国

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

今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载文,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1953年,17岁的卡迪尔汗入读位于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不久又去欧洲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领导巴基斯坦的原子弹研究。20多年后,巴基斯坦拥有了原子弹,“核弹之父”卡迪尔汗成为国家英雄,两次荣获国家最高勋章。学校的教科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全国各地的汽车上都印着他的肖像。他成了巴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国家总统的知名度还高。

然而,在美国和西方看来,穆斯林国家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过于天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盯上了他,在他的寓所和工作场所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信的助手。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重压之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甚至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供其要挟伊朗等其他国家。
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在成功的祖国

“科学无国界”的先决条件是祖国的成功。祖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

1996年,在北京中关村西北方,矗立起一座航天城。那里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互联网上读过一篇文章,写北京航天城的故事。

1998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均由北京控制中心发出。担任总调度的是年轻的申劲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神舟一号升空的那天,刚好是他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申劲松发现飞行状态有些不对。但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决定如何处理,而决定的后果却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的一刻,申劲松失去了感觉,腿发软,汗水从紧攥的拳头中流出。这天,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呆了整整一年。到2002年神舟三号升空时,这个1973年出生的大男孩才不过28岁,却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

事实上,整个北京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全部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载人航天没有经验丰富、胸有成竹的专家领军,就靠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控制软件专家的欧余军,1995年毕业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但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供借鉴,一切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安全回来,就全看这个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欧余军没白没黑日夜苦干,终于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被推翻,全部的心血付之东流。小伙子伤透了心,一个人躲在机房里失声痛哭。中心的领导坚信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让他继续干。离飞船上天只剩下几个月时间了,欧余军成了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是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送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直到飞船返回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做手术。

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在航天中心旁边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他们的同学、朋友月薪上万元。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的月工资只有人民币1300元。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那篇文章后面,有个跟帖:

19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受良心的谴责。

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也许有些将来也不算成功。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早年在美国任教,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会留在美国过平静的生活。1949年,34岁的任新民回到祖国,成为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1985年,任先生年已70,因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贡献才为人所知。而在此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他85岁时,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

其实,这些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的科学工作者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他们成功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中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是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招牌,乃至城市户口、居住条件,祖国似乎是虚无缥缈的。

然而,中国的科学就是为“祖国”而兴起的,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愿望和动力,中国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国家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就没有我们国家从贫弱走向强大富裕的今天。祖国依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中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工作者带来了荣耀。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落叶归根,就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写照。世界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以千百计,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赢得诺贝尔奖,那荣耀属于一个复兴中的古老文明,属于中国民众亿万双期待的眼睛。

祖国在哪里?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房子。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落后,就贫困。

的确,中国仍然贫穷落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家。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强大的工业,却发现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城市里的空气肮脏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黄沙。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于是,工业化了,我们的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的制度不合理,腐败官员贪赃枉法,而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宇航科学家却只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我们还有很多公民蒙受冤屈,却投诉无门,正义不得伸张。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来努力,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

别人的房子再好,是别人的家;我们的房子再破,是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是我们乃至我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依托,能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为了把这座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要时刻准备着,准备吃亏,甚至做出牺牲,正如北京航天城里的那些年轻人。

我们不如别人,我们承认。但知耻而后勇。我们勇敢,我们不屈不挠,如愚公挖山不止,前赴后继,世代努力,把国家建设成最好的家。这就是祖先留给中华精英们的忠诚精神。

忠诚是什么?忠诚是:成不了一颗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树,就成为树底下的一粒泥土。这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固有的精神,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英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落后、贫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国家先进、富裕、强大,你没有成名成家,但永远不败,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国家共同进步。

中国的进步属于世界

有人会说,毕竟“科学无国界”啊。你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不是的。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加上海外的华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接近于解决了。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他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侮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讲一个故事作为结尾。有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被重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那时候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四十年前的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应该坐在后面?”司机说,“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

是啊,对这位老先生来说,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红色中国的强大为他挣来了前排座位,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挣来了世界的进步,却也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大陆回家乡的希望。

我们的家或许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本刊略作删节)参考资料: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46033792909312/20050705/5799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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