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哪个银行好办:求一篇龙应台的文章

亲爱的安德烈，你不是一个“混蛋”

　　我的“忏悔录”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

　　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是否，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消极的和积极的道德

　　安德烈：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挑的东西有多重？90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

　　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

　　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1挪威0.922丹麦0.843荷兰0.814卢森堡0.85瑞典0.76比利时0.617爱尔兰0.418法国0.419瑞士0.3810英国0.3411芬兰0.3412德国0.2813加拿大0.2614西班牙0.2515澳洲0.2516纽西兰0.2317葡萄牙0.2118希腊0.2119日本0.220奥地利0.221意大利0.1622美国0.14你看，22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17个是欧洲国家。前12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19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我不觉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觉得呢？

有篇《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你看看。
早餐吃完麦当劳，看了 CNN，穿上意大利西装，再开着德国车……，你的
二十四小时，是拥抱了全世界，还是被全球化所淹没？全球化影响从哪里
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
文／龙应台

我的二十四小时

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早点，往往是牛奶、面包，奶油果酱，或者是麦片杂粮，像喂马吃的。边
吃早点边读报。看你人在哪个城市，先读当地的报纸，可能是香港《明报
》，可能是台北《中国时报》，可能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或是《法兰克
福汇报》，但是有几份国际的报纸是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找来看的，譬如《
国际先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或者听BBC的广播，看CNN的电
视报导。

用完早餐，进到浴室冲凉；洗发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香港台
北纽约，大概都是同样那几个国际品牌。连卫生纸都是——咦，卫生纸难
道是高科技吗？坐在梳妆台前，发现你的化妆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
个城市任何一个角落，夜市那几个品牌：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
我是对名牌衣服没有感觉的人，如果讲究穿品牌服饰的话，那么衣橱一打
开，入眼也是那几个熟悉的名字，法文、意大利文、英文。

食跟衣是这样了，那么住、行、育、乐呢？

住，一个宜家的家具就把每一个公寓，不管是墨西哥城还是上海、是赫尔
辛基还是洛杉矶，都「统一」了。出门坐车，别说是汽车就那几个固定的
选择，连不同城市的地铁都是几个公司的产品。别说家具、汽车等等商品
已经全球统一，连城市的样子都一致了。

所谓街道家具——马路边的路灯、公车站牌、广告设置、人行道设计等等
，都变成了全球企业的产品。都市的景观和建筑，透过国际竞标，由少数
全球化的建筑师与开发商运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与乐就不一样吗？我在吃了欧式早点之后，开着德国品
牌的汽车，驶过法国公司设计的街道，到了一个英国建筑师建造的美术馆
大楼，去看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展。很可能是一个多媒体的影音展，用录像
机、照相机所摄下的现代感十足的光怪陆离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
如果这种展看多了——譬如你已经看过多次的意大利威尼斯展、巴西圣保
罗展、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德国卡赛尔展、韩国光州展等等，你会有一个
疑问：尽管艺术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国家文化不同，「现代」的解释却大
同小异、似曾相识？

看完展览之后，也许还有时间进了书店。这个书店一进门的地方大概就摆
着《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正体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简体中
文版。如果是在马德里，会看到西班牙文版。在柏林，会看到德文版。不
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晚上，很可能去看个电影。要避开好莱坞的全球产品可不容易；「铁达尼
号」或者奥斯卡印记的「卧虎藏龙」在马来西亚的乡下或是伦敦的市区里
都看得见，有如麦当劳的标准菜单，「全球同步」。

如果不想看电影，留在家里懒惰地看电视，会看到什么呢？我最近搬到香
港，电视一打开，刚看见片头，孩子就说，「这个电视节目我知道。」同
样的电视节目，美国制片的，在德国放映是德语，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
语，到了香港就是用粤语发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统一了的食衣住
行育乐跟着你到天涯海角。

睡不着吗？想吃一颗安眠药，你会发现，连安眠药也是全球一致的。头疼
吗？止痛药也是全球一致的。养鱼吗？你喂鱼的饲料来自一个国际连锁商
。要快递东西到外国去吗？ DHL或是联邦快递，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
法兰克福，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发生了法律纠纷吗？需要人寿保险吗？国
际连锁的律师事务所、全球联机的保险公司，正等在你门口。不仅只是食
衣住行的物质，还包括育乐的文化价值和观念，在全球化的运作下，都成
为统一的商品，渗透了我的二十四小时，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或者正
面地说，全世界在我的手指尖，为我所用。

在一百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的影
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我应该敞开大门让它全部进来，还
是只露出一条保守的缝。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所谓「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
它已经从大门、窗子，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全面侵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
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到生活里头成为你呼吸的世界，渗透到最具体的生
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

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影响从哪里来，往哪
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谁被谁「化」掉啊？渗透到我的二十四
小时生活细节里来的，难道是印度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

全球化里的不安

不是的，仔细看这二十四小时的内容，代表「全球化」的东西中，其实百
分之九十九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然后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物质
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的
内涵其实是一种「美化」的过程。

因为全球化挟带了大量的美国化，所以许多欧洲人对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惧
的。激进者甚至于诉诸暴力，对他们认为象征全球化的符号——星巴克、
元首高峰会议、麦当劳等等，进行抗争。

人们所忧虑的，一方面是资源的垄断——韩国甚至有农民以自杀来凸显全
球化所带来的本土产业枯竭问题；一方面是价值的垄断，因为价值被包装
成为商品，随着跨国企业的操作，似乎威胁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

当德国的某一个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而可能被英国报业集团收购时，德国总
理亲自出面斡旋，为的是不让外资进入本国文化的领域。报纸塑造舆论、
传播价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经。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对「全球化」第一次发生「戒心」是在一九七五
年刚到美国时。在台湾读大学时，教英语的美国教师会要求每一个学生选
一个英文名字，因为她可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于是一整班的学生都变
成了 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到了美国，我开始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面对二、三十个美国学生，很难
记得谁是谁，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于
是我回想，为什么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花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
反而让五十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有了这个认识之后，「 Shirley」从此消失，
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二十三岁的我觉
得，你美国人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
他的脸，你也可以学着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一九七五年，我还没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于所谓文化「交流
」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文化是商品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我这一代几乎是看
洋书长大的一代。去开国际笔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各国作家汇集来谈国
际和平与文化平权的场合里，我这读洋书长大的人就发现，你可以和大家
谈莎士比亚、歌德、托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谈曹雪芹、庄子、韩
非或张爱玲，因为，文化商品，大半是单向输出。

有一天我想买本德文版的「道德经」给孩子，走进法兰克福最大的书店，
到哲学部门，找不到；文学部门，找不到；政治学部门，找不到。最后在
哪里找到呢？ Esoterics「神秘学」！老庄孔子的书，和风水、日本化的
禅宗、生肖、气功、太极拳放在一起，做为同类商品。

我们的书店会把柏拉图跟西洋占星术归为一类吗？不会，但是我们有可能
把非洲最严肃的小说和非洲的「野兽大观」或者「食人族奇谭」放在一起
。不是吗？

所以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
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
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型态；不安，因为这
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或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
，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
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呢？为什么要又为
什么不呢？

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经遇见一位印度作家，
谈起我们年轻时知识的启蒙过程，发现我们都是美国新闻处的「受惠者」
。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里，美国政府透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
地将美国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于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
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着其它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
来的想象。

那么，对全球化的戒慎恐惧，和对国际化的追求，有没有矛盾？你不是一
直呼吁要国际化吗，那么为什么对全球化又不是一心地拥抱？

北京、台北、香港

国际化跟全球化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关键的差别。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
商品——包括物质和精神商品——的无远弗届；身处亚洲，我们往往是那
「输入」的一端，备受影响，当然要无比的谨慎。国际化，是对于国际有
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识，从而发展出一种与国际沟通和接轨的能力。

当你进入香港的网页，你发现它用洗练的英语、生动的画面、完整的信息
，很有效地让外人马上认识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它的特点，哪里好玩好
吃，哪里可以带孩子去。

当你进入台北的网页，障碍马上就出现：英语别扭，内容干燥——应该是
精彩的城市导游的地方，竟然是对观光者没有太大意义的政府组织结构。
当你进入上海网站时，你发现，画面比台北活泼，设计也比台北对味，可
是，一点进去，内容是空的。

进入香港机场，视线所及之处是精美的巨幅广告，活泼的英语告示，光洁
现代的商店，完善的路线指针。进入桃园中正机场，突然安静下来，好象
到了「乡下」；英语少了，广告少了，指针少了。虽然整洁明亮，可是空
旷寂寥。

进入北京机场，就连「乡下」都不是了。墙上是空的，客人第一个看见的
东西是高悬在海关头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人们进入
香港时，整个机场营造一种兴高彩烈的气氛告诉你，「香港是亚洲的世界
之都，我们欢迎你」。进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给你的第一印象却是
冰冷严厉的管制法令，犯了什么什么法的人会被递解出境云云。

就文化内涵而言，香港其实是最薄弱的。相较之下，台北的人文风景最活
跃，北京的历史文物最丰富、创新企图最旺盛，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演
出——不论是参与或者是观光客与人口的比例，香港却是最高的。台北和
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将自己的内涵呈现出去。我们说，香港最「国际化
」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较懂得用国际的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所以国际化是一个呈现的能力。但是不要误会为那只是表面的包装和行销
。就譬如学习英语，一个把英语的文法学得烂熟，语汇背得特多的人，不
见得会使用英语，因为语言的背后藏着习俗和价值；不懂得这些习俗和价
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个语言的。可以正确地拼写出democracy或者civ
il society的人，不见得会用这两个词。或者说，会使用这两个词的人，
所懂的绝不只是这两个字的拼写或发音而已；字后面有千丝万缕的历史脉
络。

同样地，当我们所谓懂得国际的呈现方法，一定意味着懂得国际的内涵—
—文化的形成、政治的发展、市场的运作、竞争生态的改变、新思潮的涌
现等等。掌握了对内涵的了解，心中有一个标准，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现可
以达到目的。

谁要二手的感动？

有了这个标准，「闭门造车」的可能性就减低了。我们会比较知道要做什
么才能和国际「接轨」。一个让人看得懂得网页、一个让人觉得亲切的机
场，一个城市让人看得见它的美好、认得出它的特别，都是「轨」接得好
不好的问题。可是接轨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轨道和别人的接上，以便于将
自己的货物输出。轨道，与国际一致，火车里的货物，却要求独此一家，
否则，没有独特风格，谁要你的输出呢？

如果我们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那么国际化就是懂得如何将这些作品推销全
球，譬如哈利波特的全球化。但不是让我们的作家模仿哈利波特的写作。
如果我们的石库门、四合院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美学，那么国际化就是懂得
如何保存这个美学而且将它发扬光大，吸引全世界来欣赏它。

国际化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掏空，更不是把自己的内容换成别人的内容。
道理何其简单：谁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没有性格、没有特色的东西呢？

巴黎要跟纽约竞争，会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纽约一样的高楼大
厦吗？那会是一个笑话。人们不辞千里去看古罗马，是为了什么？人们不
辞千里来看北京城，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看北京的超现代高楼或者法
国人设计的模仿巴黎香榭里舍的王府井吗？

我们的建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词汇。我们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来，让别
人实验他的词汇，驰骋他的想象。我们的音乐走西方交响乐团的路线，走
不出自己的路。我们的文学，有一点国际输出，可是其中有相当的比例不
是汉语的精华，而是满足他人猎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们的视觉艺术，要
界定自己的「当代」，还有困难。

我的问题是：你要求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独立的「当代」，请问那个土壤
在哪里？当土壤非常薄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除了性的大胆、文
革的恐怖、毛的讥讽之外，就是西方的模仿，不论是建筑或是音乐。而你
可能被接受，只不过因为你是「神秘」的中国，所以拙劣也可能被当做观
赏的对象。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追问，要有自己「当代」的花
朵出来，请问你的土壤在哪里？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林怀民接受的是美国现
代舞的训练，开始回到台湾去创建舞团时，自己就已经很清楚了自己的位
置，他说，「我如果只是跟着美国现代舞这样走下去的话，到最后就只不
过是一个现代舞团罢了。」于是他开始深入中国的古典和台湾的生活：京
剧、楚辞、太极拳、书法、台湾本土诞生的历史、乡土信仰里的「怪力乱
神」……。最优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为他创作的泉源。有一次
在维也纳看云门演出。民间信仰的乩童，经过现代舞的诠释，上了舞台。
「魅」的原始文化和「去魅」的理性追求相互碰撞；林怀民其质在实验、
在寻找，他自己的「当代」。

另一个例子是谭盾。和林怀民一样，谭盾在国际的「轨道」上寻找自己的
「火车」。他回到自己的乡土，用现代的眼睛从湖南古老的巫文化和傩艺
术中探索新的意义。最新的创作组曲「地图」演出时，波士顿交响乐团设
立网站介绍楚文化的根源，短短时间内就有二十万人次上网阅读。

云门舞集成为蜚声国际的亚洲舞团，和全世界最杰出的舞团做激烈的国际
竞争。谭盾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作曲家竞技，他们都娴熟「呈现」的手法，
在国际的「轨道」上奔驰，但是他们「火车」里载的，可不是美国现代舞
的模仿，也不是廉价的东方情调。不是每一种实验都会成功，不是每一个
寻找都有答案，但是林怀民和谭盾都明白：国际化，绝不是将自己的庭院
拆掉，将自己的传统抛弃。

把铁轨接好，让外面的火车送货进来，同时让自己的火车开出去，盛满自
己的东西。但是当「国际化」被误解为模仿和抄袭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就
逐渐失去它自己的面貌，走到哪里都似曾相识。我们的音乐和艺术，带来
的是二手的感动。

国际化是设法将铁轨铺好，找到衔接的地方，却不是把火车装进别人的货
物。传统从来就不是死的，死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
只是看你当代的人有没有新鲜的眼睛，活泼的想象力，大胆的创新力，去
重新发现它、认识它，从而再造它。

因此，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来时，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到底我们找不找得到
铁轨与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那
个微妙的衔接点；必须找到那个点，才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里，找到自己
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