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写课文童年的水墨画:我想去英国学习，同时还要打工，能不能介绍一下啊，最好具体一些 谢谢

英国上学比较轻松的，大学一般课程1小时一节，课程排不满，一个星期3－4天有课，看你自己怎么选课了，运气好的话，课都集中在2，3天，剩下的可以打工。一般来说打工不能超过20小时，事实上没有人管，不过一般也干不到。打工大概是4－5镑（最低）工资，南部接近伦敦稍高。

硕士课程稍微多一点，一般是半天一门，不过也排不满一周的，但是作业多些。打工时间更少了，而且硕士就一年，所以一般人不会选择打工。

打工需要办NI卡，不过一般可以先用临时号码3个月换。我反正是没办了，办最后还要去劳动机构，挺麻烦的。只有较大且正式的公司有，一般小时工或者餐饮店不需要。

打工基本可以支付生活费，学费是挣不出来得。所以还是要求有一定经济能力。学费大概是1万（人民币14万）左右，文科便宜点。学校不一样也有小小差异，我给得是大学基础学费。生活费一年大概5000，比较节省得。

只要持英国的学生签证,享有打工权利,但每周不可以超过20小时; 寒暑假期间允许全日制打工.
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在饮食业工作。洗碗，烧饭，TAKE AWAY，端盘子。也有去大一点的公司，比如说KFC，PIZZAHUT，ETC。有在宾馆做早上收拾床的工作，有当清洁工的。有去老人院看老人。

楼上说的不错,我本人就在英国.你要是想问相关问题,当然可以很详细的回答你.但是我首先要提醒你的是.出国,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事情.并不是出国就好.与其问出国后应该干什么,不如先仔细考虑出国的必要性和发展性。然后在想别的.不是危言耸听.出国之后的发展问题相当严重.英国留学生近两年普遍发现出国后个人能力反而下降.到是学会了不少坏习惯.介绍篇资料给你。希望能对你的考虑有所帮助
出国留学，曾经是多少学子和他们父母心中的梦想。有人出国，总是引发邻居亲友一阵艳羡的慨叹：“真出息！”仿佛出去了就出人头地了，日后回来自能光耀门楣。深圳的父母们将孩子送往海外求学的风潮方兴未艾，人们却蓦然发觉，留学回来的“海龟（海归）”不如前些年那般吃香，更有相当部分的“海归（海归）”成了“海带（海待）”。

来自深圳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该市今年前10个月引进留学人员1310人，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创历史同期新高，至此，深圳市累计引进海归人员达7800人。据了解，自从深圳市2002年引进留学人员1075名后，海归人员连年猛增。随着早期出国留学的深圳居民子弟学成归巢日趋增多，曾在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海归人员就业出现了滞胀现象。统计表明，在深圳市人才市场上，有近三成海归人员变成待业者。今天，我们将视线投向这个特殊群体。

1、求职失败再渡重洋

现在，留学生大勇在网上的名字叫“迷途-在路上”。他说，看着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有点成就，而自己现在还在国外漂着，心里真不是滋味，有点颓废感。这是大勇第二次出国留学，原因是第一次出国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他说，五六年来，前两三年是出国这件事让他不断奔波，后一年多是找工作一直困扰着他。

他的父母都是在深圳的经商人士，家境良好，虽然经济上没有压力，但心理上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98年高考时，大勇考上了福州一所普通的大学读经济管理，这样的局面不能让要强的大勇和父母满意。大二那年，大勇和父母商量之后，决定出国读书。在留学中介的帮助下，他选择了新加坡的一所私立大学读市场营销。

大勇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干出点名堂来。上大学那阵子，几乎人人都在聊出国，留学中介天天在学校里宣传，到处贴满出国英语培训海报，我也认为出国当然是个好选择。”在新加坡，大勇学习成绩中等，学位很快就拿到了。2004年，大勇兴奋地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从国外回来后，大勇感到求职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人多了，不少名牌大学的学生都在为找到一份工作努力，另一个是留学生不吃香了。我记得以前出国留学中介说，只要是留学回来的，企业都抢着要，但现在企业留学生和国内的学生根本没什么区别，主管看了你的简历顶多瞄你一眼，说一句‘海龟啊’罢了。”况且，大勇所读的私立大学没什么名气，文凭拿不出手，在人才市场遭到冷遇也不足为奇。几个月以后，大勇一再降低要求，总算找到工作：在一个农产品公司做营销，一个月三千块左右。在这个小公司里面，大勇不但要从事一些管理工作，还要找客户跑单，并要做文秘方面的杂事，回国前的想像和回国后待遇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让他非常难受，两个月后，大勇辞职回家了。

辞职后，他跟着父母做生意。在新加坡学的是市场营销，以为做生意是专业对口，没料到在国外学的一套不适合国内市场环境，“我在学校里面学的营销技巧、谈判技巧都是纸上谈兵。我爸妈的生意是靠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怎么也学不来，爸妈有时骂我，你出国脑子都出坏了。”大勇做生意做得磕磕绊绊，赔了不少钱，父母只好让他再次回家待业。

多次挫折之后，大勇很灰心。总结起来他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是自己在国外学的东西不太适合国内，“我有些同学，在国外学的是技术，回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二是自己所读的学校没有名气。三是自己高不成低不就，放不下“海龟”的架子。“看着人头涌动的人才市场，我都不敢过去。去这些地方找工作，总感觉让人笑话。”

他那段时间特别苦闷，看着有些同学大学毕业以后事业走上正轨，读研究生的同学普遍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而自己一直糊糊涂涂地过日子。2005年年初，他再次做了出国的决定，选择的是悉尼的一所比较知名的大学。

“第一次出国时我的心态不太正，纯粹为出国而出国，没考虑周到。”他现在比上次出国要有信心，学的是经济学，“希望这次学成回来后能顺利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干一番事业。”

2、懵懂留学艰辛找工

如果不是一位朋友极力帮忙说服，这位英文中译名为亚历山大的年轻男子不会出现在记者的面前。他在电话中总说：“我现在很忙，我想先把工作搞定。”近日终于见面时，他跟记者约定“三不要”：不要透露真实的中文名，不要透露住址，不要拍照。

“我很郁闷，出国留学之前，父母约了不少亲友给我搞庆祝晚会，有人在晚会上说，出国回来就镀了一层金，可以轻松找个高薪工作。没想到出去四年，没镀成金不说，还生锈了。”他的话中带着自嘲和无奈：“回来四五个月，我面试了近二十回，工作还没找到，不敢让我的一些朋友知道。”

他的家庭在深圳算是中等偏上水平，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母亲是政府公务员，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父

母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他的身上。然而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争气，1999年高考，与父母期望中的大学擦肩而过，他只好复读。1999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他在房间里学习，父亲突然走进来问：“你愿不愿意去国外读书？”父亲让他放下其他方面的复习，全力学英语。

亚历山大选择了留学新西兰，“父母的设想很好，认为出去可以掌握好英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准备出国的三四个月中一切顺利，全家都处于亢奋状态。2000年6月，亚历山大踏上了新西兰城市旦尼丁的土地，在这里开始一年的预科和三年商业本科的求学生涯。他清晰地记得，在机场即将离别时，母亲的眼睛红了：“你从小都在我们身边长大，一个人出去怎么生活啊？”

一个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到了陌生国度，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在旦尼丁首先遇到住的问题，学校给学生安排了宿舍，两人住一个套间，需要两个同学配对，他蒙了。其他同学用熟练的英语找同伴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口语多糟糕，只好求助于生活导师。

接下来问题一大堆。衣服要洗，虽然宿舍里有洗衣机，但从小只知道从衣柜里拿衣服穿的他，不知道洗完衣服该怎么晒；吃西餐不习惯，想自己做饭，但不知去哪儿买酱醋油盐。生活导师不可能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

学习上的剧变也让他不适应，国外启发式的教学令他一头雾水。“上语言课，老师让我们自己交流，他在一旁指点，我不敢开口就等于没上课。上专业课讲一个案例，布置一些议题，我从小做惯了选择题，不知该干什么。”更重要的是，没有流畅的语言沟通为基础，学习、交流、生活都困难重重。

四年的学习中，他没交上几个外国朋友，只结交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说来真可笑，业余时间我有一半时间以上在网络上跟国内同学朋友聊天。”等他弄懂了该怎么样在这个城市生活学习时，留学生涯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进行了两次论文答辩之后，他勉强在这个新西兰属于中下水平的大学毕业了。

重新踏上深圳的土地，他已经22岁，找工作迫在眉睫，但除了英语有点长进之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记者跟他提起一个案例，说一个高中生在国外留学三年，瞒着父母回到国内，在接待外宾的大酒店做了门童。亚历山大说，其实我也差点落到这个地步。

刚回来的时候，国外镀金的光环还算耀眼，父亲介绍他到一个熟人的外贸公司上班，一个月后他被委婉地辞退了。“随后我就变成了‘海带’”。“海带”是网上对留学归来待业人员起的幽默外号。但他没灰心，还订了两条找工作的原则：非跨国企业不去；年薪低于10万元不去。可经过几次面试之后，才发现“海龟”不那么吃香。一家美资公司深圳分公司招人，消息刚在报纸上登出他就去了。到招聘地点才发现，主管案头上堆了一大叠简历，其中有好几个和他类似教育背景的“海龟”。经过几轮面试，那个公司挑了一个本科生，并告诉亚历山大，你的薪水要求太高，我们要不起。

随后，他不断把薪水要求降低，折腾了近半年，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都怕去人才市场投简历了，别人看‘海龟’的感觉都怪怪的。”

记者问，如果让你再次选择留学与否，你还会去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国外没学到什么东西，原因是对出国没做好准备，非学习的因素牵扯了我太多精力。其实，国外有很多新思维、新知识可以学习，如果先在国内参加适应国外生活的培训就好了。”

3、缺乏自律虚度光阴

家住蛇口的周先生是中国第一代MBA，1992年到深圳，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和公司。“我1989年考上华工(现华中科技大)研究生。那是中国和加拿大合办的工商管理学硕士班，培养中国第一批MBA。外教传授给我们的管理方法和商业理念让我们大开眼界，也让我在以后的企业经营上获益匪浅。”

基于这样的认识，又有殷实家境作为后盾，周先生在自己的独生子小辉2000年高中毕业时，没让小辉参加高考，而是让他参加托福及GRE考试，拿到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攻读国际商务专业。周先生说，想让孩子到国外去锻炼、学习，等他拿到文凭回国后，找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干几年。“最终，让他回来帮我。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没有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法是不行的。”

儿子不在的日子，周先生和太太在想念中度日如年。因为想跟儿子在网上聊几句，夫妻俩改变了原来几十年规律的生活模式，熬夜习以为常。“晚上不睡，跟儿子在网上聊。第一年儿子放假回来，我们把那几天过得比春节还隆重。”

然而，事情渐渐不太对劲了：小辉经常转专业或转学，到后来简直弄不清他到底在学什么；用钱的额度越来越大；更离奇的是，他每次回国，总要找外教补习英语。

在周先生的诘问下，小辉吞吞吐吐地说，在国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个朋友圈的人大多家境优越，大到买车和买时尚用品，小到吃喝，攀比之风盛行，小辉不愿“没面子”。朋友都爱听流行音乐，美国一张刚上市的CD要数十美元，小辉几年下来光买CD的费用就高达一万多美元，这样的消费水准是正常生活费无法负担的，于是他编造各种理由向家里要钱。长期与朋友混日子，学业没能顺利进行，连英语水平也因为与本土学生交流甚少而无法提高。

四年的日子熬到了头，去年小辉回到深圳，已长得又高又壮。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拿回的是一张汉语文学专业的文凭。这一年多，小辉基本处于“海带”状态，找工作屡屡碰壁。

周先生叹口气：“当初决定下得有些草率。孩子年纪小，是非判断能力和价值观都不成熟，自律能力也缺乏，一个人在外容易随波逐流。如果当初让他在国内读大学，成熟一些再出国，情况可能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