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金银花: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有点接近官话。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这个概念，最早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之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赶考、做官、经商的人日渐增多，天长日久，就都学会了北京话，却又多少带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为“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再称之为“官话”已不合适了。于是，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称叫“国语”。但这个提法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1931年瞿秋白同志曾反对用“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建国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的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成了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

北京话基础上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