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软骨垫鼻尖鼻头顶破:鼎为什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

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只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在工艺美学上，它是一套稀世之作，从文化考古角度分析，它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集中代表，从铸造工艺技术上看，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关九鼎的资料，不绝于历代史册，但在二千多年前，它就早已不知隐身何处了。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伟》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夏朝初年，朝廷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从此，鼎就代表了至高权力的象征。

人类最早冶炼和使用的金属是青铜，由此人类告别石器时代而进入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文化是古代世界最为辉煌和最具特色的。我们的祖先制造的青铜器，无比精美绝伦、富丽高贵；它不仅是贵族日常的生活用具，更重要的是其又被提升为具有某种神圣意义的“礼器”，用于祭祀、宴乡、丧葬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事神致福，并成为表示贵族等级身份、权力、地位的器物，这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显着标志，有别于世界上其他青铜文化。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基本形制大家或可不太陌生，立耳、圆腹、三足或立耳、方身、四足。它的基本功能或用途是在礼仪活动中盛装敬献给上天和祖先的祭品——牺牲（另有醴和稻粱）。准确地说，青铜鼎是主要的牺牲盛器。
由于当时交通天地、祭祀祖先的权力，为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独有，因此用鼎的大小、数量便成为贵族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志。商周时期用鼎数量规定严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不同身份地位，不仅鼎的数目不同，所盛的牺牲也不一样。九鼎分盛牛、羊、豕（猪）、鱼、腊、鲜鱼、鲜腊等“九牢”；七鼎分盛牛、羊、豕、鱼、腊等“七牢”；五鼎盛羊、豕（猪）、鱼、腊、肤称“五牢”；三鼎分盛豚、鱼、腊，一鼎盛豚，分别称“三牢”和“一牢”。
由于天子独尊 特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牢大礼，因此鼎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并进而成为传国之宝器。《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夏)远方图物 贡金九枚 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帝王世纪》记载：“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左传·桓公二年》亦记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故《史记·周本纪》讲：“此鼎定社稷存亡，故为王者必争。”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非常着名的“问鼎”的故事。
所谓的“问鼎”，实际就是指夺取王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戎，领军驻洛阳，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无奈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楚庄子别有用心地问起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十分清楚庄王的用意，便义正辞严地对楚庄王说，立国的根本在德而不在鼎。这段故事固然反映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史实，但更说明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秦国亦早觊觎周王室的九鼎，竟挺军想夺取九鼎，十分恐慌的周王，采用大臣颜率的计策，求助齐国帮助击退秦国，允诺事后存九鼎于齐国。齐国出兵将秦军击退，便向周王索取九鼎，见此颜率问道，如果把九鼎交给你们，你们将如何搬运回国，齐王说要经过大梁。颜率说，魏国早已企图谋取九鼎了，如路经大梁，魏一定会扣留九鼎。齐王说，那我们改经楚地。颜率说，楚国更是求鼎心切。齐王问，那应该走哪条路呢？颜率便慢条细语地给齐王讲了一段当年周灭商搬迁九鼎的故事，说当年周王为运九鼎，竟动用了九九八十一万人之多。齐王这时终于明白了颜率的用意，只好作罢。这里颜率的用意实际很清楚，即各国都在贪图九鼎，如果你齐国真的把九鼎运走，其结果势必会终日不得安宁。
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所以秦始皇出巡此地时，曾派千数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一场。从楚庄王到秦始皇，九鼎故事虚虚实实，正暗示着此间社会的动荡。
总之，鼎在当时人们心里确有无以取代的地位。所以郑人“铸刑书于鼎上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晋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作刑书，特示尊重而又为传之久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得齐兵铸鼎”，销兵制鼎，特示和平安定（《吕氏春秋》）等等。直至今天，与鼎有关的词汇，一般均有显赫、高贵、盛大或昌胜之意。鼎运、鼎命、鼎祚喻帝王之位或国家之命运；以鼎阀、鼎族、鼎贵、鼎甲指显赫高贵之门弟；鼎业指帝王之大业；鼎喻指皇帝之旨意；鼎赐指极重之赏赐；鼎气指国运昌盛之兆；鼎味喻国政，鼎定指建国，鼎论喻大治之策等，其他则还有鼎盛、鼎重、鼎具、鼎兴、鼎助、鼎鼎大名等等，不胜枚举。
追根溯源，本来鼎不过是一种日常烹煮食物的炊器。最初是用陶烧制的，初型是容器下按设三足，下加柴燃火炊煮食物。这种器物起源很早，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出现钵形和盆形鼎。长江流域大溪文化遗址出土有罐形鼎。以后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良诸文化都出土有各种形式的陶鼎。
正是由于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离之的重要炊具，特别是鼎本身“不炊而自烹”；即集灶与炊具为一体，并有站立稳定等形制上的优点，进入青铜朝代之后，其地位便获得了提升，即终于成为贵族宴乡和祭祀上天与祖先的礼器。《说文解字》讲：“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韩诗外传》讲：“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 可见，进入夏商周三代之后，有双耳的青铜鼎恐怕大多已不再担当炊具的使命，而被堂而皇之地用为调五味之重要盛具。我们知道，青铜是铜与锡或锌的合金，而锡、锌均为熔点很低的金属，不耐高温。至于新出现的四足方鼎，如再视之为炊器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目前我们所最早的青铜出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为双立耳深腹、圜底，下设三锥状空心足，四壁薄，形制比较原始，很接近龙山文化的陶鼎
早商时代青铜鼎的铸造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器壁加厚，也较均匀，器表普遍饰以兽面纹等复杂的纹饰。腹仍较深，一般为圆锥状空心足。新出现的方鼎为空心柱状足，商代中晚期的青铜鼎壁已普遍较厚重，形体多硕大，造型更向成熟方向发展。足大多为柱状足，纹饰趋于细密缛丽。
1938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一个大方鼎，当时轰动全国，这就是着名的司母戊，其通高133cm，口部长110cm，宽78cm，重量达832.5公斤，为目前所见世界上最重的鼎，堪称中国青铜文化奇观，其形制亦可视为晚商方鼎之代表。试想，如果当时熔铜的坩锅容量以12.5公斤计，那么，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同时需要70余坩锅协力操作，如每个坩锅需要三、四个人，那么浇铸时至少需要250人同时工作。如再加设计、制模、翻范、组范及拆范、修整等工序，其制作场面可想而知。
商代的青铜鼎出现的数量很多，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东至山东半岛，北到冀北，西至陕中，南跨长江，偌大区域内均有发现。着名的人面纹方鼎就是在湖南宁乡发现的。
周初鼎的形制较之商并无明显变化，由于周人吸取商人酗酒误国的教训而禁酒，食器鼎的地位便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周人终于建立起一套以鼎为首的重食器的青铜礼器体制。出现了一批形体伟岸，下腹硕大，柱足粗壮的大鼎，《大盂鼎》可视为当时鼎之典型代表。
西周中期，周人的青铜礼器制度完整建立起来，鼎在其中的地位已更为稳固，形制更趋稳重。比较重要的如《毛公鼎》（见图九）。西周晚期流行的形制是立耳、圆底、矮兽蹄足，如《多友鼎》。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大动荡的时期，随着人文大觉醒，祭祀文化终于开始步入老年，鼎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由于礼崩乐坏，诸侯纷争，青铜器体系逐渐解体，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鼎此时基本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北系以三晋为代表，形制是圆盖、圆腹、高足或矮足；南系以楚式为代表，深腹、平底、平盖，外撇式三高足。二是大量出土仿铜陶礼器，尤其陶鼎最为常见。
随着铁器与牛耕的出现，随着领主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创建，青铜礼器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这种曾有着长期辉煌的礼器，日渐走入历史的博物馆，西汉之后，便基本绝迹。
我们提到《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那段话“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夏王绘制远方各种物象，用九州所献贡金铸鼎，而把所图之物铸在鼎上，实际披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青铜器表所饰花纹图案是有特定内容和特殊意义的。
我们可以从王孙满下面一段话得以进一步的证实。王孙满接着讲：“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意思是说，青铜器上饰以图象，天下各地的物象得以齐备，旨在使国民辨识何为神祗，何为奸恶。这样国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致遇不顺的事，山精水怪都不会遇到。
以此使社会上下平安协和，承受上天所赐之福。所以在以鼎为首的商周青铜礼器上我们看到如此富丽华贵，绚丽多姿的图案花纹。如兽而纹、龙纹、凤鸟纹、火纹、蝉纹、蚕纹等象形纹，窃曲、波折、勾连雷纹等几何纹等等，丰富多彩。这些花纹尤其是龙、凤、蝉、蚕等都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内涵。简单地说，关于龙纹《考工记》讲：“龙以水”其显然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特有产物。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到青铜鼎器内壁的铭文。青铜器出现铭文是从晚商开始的。最初只是作器者的父、祖、母或兄长的称号以至族徽而已，以后发展为三、四十字的称颂功德性质的较长铭文。如《乃孙作祖已鼎》，十一字。西周青铜器与商代青铜器最大的区别是之一便是出现了大量长篇的述史性质的铭文，如记载康王大举征伐鬼方史实的《小盂鼎》；记载康王诰诫臣盂以殷亡和周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大盂鼎》等。又如《献侯鼎》、《作册大方鼎》、《卫鼎》、《师汤父鼎》和《颂鼎》等，都有长篇铭文。
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的铭文竟长达499字，为迄今了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这些铭文无疑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对于西周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至春秋战国，长篇铭已较少见，如台北故宫所藏《曾诸子鼎》、《芮公鼎》等，铭文仅四、五十字，无非是乱世诸侯大夫铸鼎以祈求长寿安康的意愿等。
中国文化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中国古人哲人以“默而识之的观点态度去体验宇宙间发生的秘密。”（泰戈尔语）这种秘密就是节奏与和谐，而节奏也就是秩序，就是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则是乐的精神。中国人不仅把此一精神渗透进现实生活，便进而把此装饰到了日常生活所用器皿，而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
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崇高的意义，赋予优美的形式，使之不仅仅是实用之器，而且可以同人对话，同人情思往还，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历史上，本极为平常，而后来又极度辉煌的鼎便正是这样一种集中体现出节奏、和谐，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产物。因此它在今天即使早已褪出历史的舞台，但作为中国文化的直接载体却在现实社会中，在国人心目中光辉永存，永远发挥着一种无以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