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离开人体能活多久:中国太监起于哪个朝代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在清朝，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2800多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将他们送入宫中。甚至一些已结婚生子的青年人，也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有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

清朝的太监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清宫老太监回忆说：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的“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端康与众太监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太监们入宫以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入宫时，每人都能得到一笔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等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

敬事房

清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给予太监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他们不能容忍太监有任何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就将一块高134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内宫交泰殿门前，上面刻着他颁布的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一道敕谕。

宫中的太监只要触犯了这条祖宗家法，都会被处以极刑。如康熙初年的吴良辅，还有乾隆年间的高云从，都被砍掉了脑袋。

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的小太监寇连材年仅20岁，因忧患国事而冒死上书慈禧太后，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

顺治年间禁止太监干政的木牌

据说，内务府慎刑司，就是清宫内部主管执法的部门，设有“气毙”之刑。这种刑法用七层棉纸沾水后，一层层将受刑犯人的口鼻耳封起来，使他窒息而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用这个办法，将伺侯光绪皇帝及珍妃的数十名太监治死了。

“气毙”之刑在清宫档案中没有记录，但戊戌变法后，宫中确有几名太监被“杖责”处死，也就是乱棍打死。

当然，因干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呀，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危险。

内务府原址

按《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点灯时不谨慎、夜里值班时打瞌睡、大声喧哗、损伤宫中陈设、私自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打四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得太迟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在瀛台当差的一个太监，因为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后，母亲病逝。办完丧事赶回宫中，晚了不到一天，但首领太监已上报作为逃跑处理，于是他被发到南苑在马棚里铡草三年。

把太监关起来为马铡草，是清朝统治者处罚太监的一个重要手段。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这个皇家御花园过去竟然也是关押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

内务府杂件中记载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杖责致死的太监

从乾隆十二年的一份报告看：当时瓮山关押着十三名太监，其中带有九条锁链的达七人之多。瓮山并不是惩罚太监的惟一地方，在清朝的中后期，更多的太监被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当时，所有被关在这些地方的太监，都是给马铡草。

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但越是这样他们越容易出错。

嘉庆十三年保和殿的小太监用竹棍支窗户，随手将削竹棍的小刀忘在了床上。被发现后，以“持刀入宫”的罪名论罪，被判绞刑，后来从宽发落，处枷号一年。所谓枷号，就是在脖子上架上一副沉重的木枷，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在室外站着，跪着，刮风下雨也照跪不误。

沉重的劳务、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下层太监一天天变得迟钝而麻木。再加上被阉割而带来的自卑心理以及四周人们的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实在算不得人。

乾隆时期，有个叫罗思贵的，为了养活家小，于21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太监。乾隆十九年，他将妻子、儿子及老母接到了紫禁城外的西华门外居住。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了儿子及老母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其他同伴太监以此事嘲笑他，罗思贵受了刺激，便用小刀自杀，结果还没有死成。

颐和园万寿山

生活的平淡与无聊是对宫中太监的又一种折磨。晚清的太监魏子卿等人回忆说：“当班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做，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也就是大太监也没什么事情做。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腻了。”

无聊、苦闷、压抑、自卑，这种种一切像无法挣脱的罗网，使得他们神情恍惚、性格怯懦，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太监呀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了，具有双重性，平时唯唯诺诺，可是有时候又会突然的发作，走向另一个极端。

静宜园勤政殿遗址

在清宫，大太监欺负小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务府奏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乾隆六年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班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金不服，徐便动手打金，事情闹大了，结果金满贵被罚往瓮山锄草，可徐志却一点事也没有。

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因父亲去世，丧事办了20多天，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的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摊派。

大太监欺负小太监，小太监则欺负更弱的人，宫中的杂役们也是太监们欺负的对象。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就因不堪太监私刑殴打，忿而自杀。

乾隆22年，一个在宫里当和尚的太监于荣焕，在大街上公然的侮辱一个巡检，后来又大闹公堂，气焰十分嚣张。

太监像

宫内太监酗酒、赌博、打架之风盛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中几个太监赌博，边赌边喝酒，后来因为输赢，借着酒劲争吵打斗，结果太监张进朝当场被另一个太监用随身的小刀捅死。乾隆四十八年的一个秋夜，在圆明园螺蛳楼北边水沟旁，两拨太监捞螃蟹时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打群架，太监张忠当场被打死。

当太监们对宫中的生活忍无可忍时，便开始逃跑。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逃跑太监多达233人。可悲的是：太监们的这种逃跑往往很盲目，逃出宫后，才发觉自己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加上自己生理上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人识破。跑来跑去，只得又跑回宫中。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做太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生路。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想到了自杀。在清代，太监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也许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自己，他们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太监的命运是悲惨的，生前卑微屈辱，不被当人，死后被抬出宫，埋在城外，那些普通太监甚至连墓碑也没立一块

日本没有的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奇。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3天之内不许喝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3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青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1565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阉》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xxxx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胤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迓祈天永命之洪休。自分刍荛，曷克对扬明命；岂期葑，猥蒙次弟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濡雨露，叨承晋锡之蕃。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珑之奇；楮镪均颁，布内帑宝元之富。臣等仰龙宸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作；臣心体君心而共济，景从云附，载赓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xxxx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在清朝，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2800多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将他们送入宫中。甚至一些已结婚生子的青年人，也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有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
清朝的太监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清宫老太监回忆说：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的“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端康与众太监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太监们入宫以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入宫时，每人都能得到一笔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等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
敬事房
清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给予太监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他们不能容忍太监有任何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就将一块高134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内宫交泰殿门前，上面刻着他颁布的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一道敕谕。
宫中的太监只要触犯了这条祖宗家法，都会被处以极刑。如康熙初年的吴良辅，还有乾隆年间的高云从，都被砍掉了脑袋。
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的小太监寇连材年仅20岁，因忧患国事而冒死上书慈禧太后，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
顺治年间禁止太监干政的木牌
据说，内务府慎刑司，就是清宫内部主管执法的部门，设有“气毙”之刑。这种刑法用七层棉纸沾水后，一层层将受刑犯人的口鼻耳封起来，使他窒息而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用这个办法，将伺侯光绪皇帝及珍妃的数十名太监治死了。
“气毙”之刑在清宫档案中没有记录，但戊戌变法后，宫中确有几名太监被“杖责”处死，也就是乱棍打死。
当然，因干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呀，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危险。
内务府原址
按《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点灯时不谨慎、夜里值班时打瞌睡、大声喧哗、损伤宫中陈设、私自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打四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得太迟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在瀛台当差的一个太监，因为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后，母亲病逝。办完丧事赶回宫中，晚了不到一天，但首领太监已上报作为逃跑处理，于是他被发到南苑在马棚里铡草三年。
把太监关起来为马铡草，是清朝统治者处罚太监的一个重要手段。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这个皇家御花园过去竟然也是关押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
内务府杂件中记载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杖责致死的太监
从乾隆十二年的一份报告看：当时瓮山关押着十三名太监，其中带有九条锁链的达七人之多。瓮山并不是惩罚太监的惟一地方，在清朝的中后期，更多的太监被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当时，所有被关在这些地方的太监，都是给马铡草。
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但越是这样他们越容易出错。
嘉庆十三年保和殿的小太监用竹棍支窗户，随手将削竹棍的小刀忘在了床上。被发现后，以“持刀入宫”的罪名论罪，被判绞刑，后来从宽发落，处枷号一年。所谓枷号，就是在脖子上架上一副沉重的木枷，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在室外站着，跪着，刮风下雨也照跪不误。
沉重的劳务、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下层太监一天天变得迟钝而麻木。再加上被阉割而带来的自卑心理以及四周人们的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实在算不得人。
乾隆时期，有个叫罗思贵的，为了养活家小，于21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太监。乾隆十九年，他将妻子、儿子及老母接到了紫禁城外的西华门外居住。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了儿子及老母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其他同伴太监以此事嘲笑他，罗思贵受了刺激，便用小刀自杀，结果还没有死成。
颐和园万寿山
生活的平淡与无聊是对宫中太监的又一种折磨。晚清的太监魏子卿等人回忆说：“当班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做，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也就是大太监也没什么事情做。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腻了。”
无聊、苦闷、压抑、自卑，这种种一切像无法挣脱的罗网，使得他们神情恍惚、性格怯懦，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太监呀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了，具有双重性，平时唯唯诺诺，可是有时候又会突然的发作，走向另一个极端。
静宜园勤政殿遗址
在清宫，大太监欺负小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务府奏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乾隆六年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班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金不服，徐便动手打金，事情闹大了，结果金满贵被罚往瓮山锄草，可徐志却一点事也没有。
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因父亲去世，丧事办了20多天，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的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摊派。
大太监欺负小太监，小太监则欺负更弱的人，宫中的杂役们也是太监们欺负的对象。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就因不堪太监私刑殴打，忿而自杀。
乾隆22年，一个在宫里当和尚的太监于荣焕，在大街上公然的侮辱一个巡检，后来又大闹公堂，气焰十分嚣张。
太监像
宫内太监酗酒、赌博、打架之风盛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中几个太监赌博，边赌边喝酒，后来因为输赢，借着酒劲争吵打斗，结果太监张进朝当场被另一个太监用随身的小刀捅死。乾隆四十八年的一个秋夜，在圆明园螺蛳楼北边水沟旁，两拨太监捞螃蟹时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打群架，太监张忠当场被打死。
当太监们对宫中的生活忍无可忍时，便开始逃跑。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逃跑太监多达233人。可悲的是：太监们的这种逃跑往往很盲目，逃出宫后，才发觉自己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加上自己生理上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人识破。跑来跑去，只得又跑回宫中。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做太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生路。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想到了自杀。在清代，太监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也许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自己，他们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太监的命运是悲惨的，生前卑微屈辱，不被当人，死后被抬出宫，埋在城外，那些普通太监甚至连墓碑也没立一块
日本没有的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奇。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3天之内不许喝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3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青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1565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阉》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xxxx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胤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迓祈天永命之洪休。自分刍荛，曷克对扬明命；岂期葑，猥蒙次弟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濡雨露，叨承晋锡之蕃。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珑之奇；楮镪均颁，布内帑宝元之富。臣等仰龙宸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作；臣心体君心而共济，景从云附，载赓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xxxx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呵呵 这各问题有意思啊 我感觉好象是隋朝开始有的吧

从夏朝开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