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 0-1岁必买玩具:和斯巴达克在同一时期的英雄有哪些?

楼上的,霍去病公元前117年就去世了,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算一个.

是公元前73 年左右.是中国汉昭帝(汉武帝幼子),汉宣帝(汉武帝太子刘据孙)时代.
与罗马的恺撒,中国的霍光,赵充国,郑吉,苏武,常惠,冯潦(冯夫人),甘延寿,陈汤,冯奉世等同时代人.

常惠
说到苏武，略具史识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对汉朝忠贞不贰、极富民族气节的人物。其实，当年随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在长达19年的流放生活中同样故国情深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常惠。只不过因处于随员的位置，他的英名随后便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不被更多的人所知晓罢了。

常惠大约生活于公元前的西汉时代，他的确切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身为太原人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据史料记载，常惠应募作为苏武的随员出使匈奴，是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西汉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这次出使的结果，如同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苏武一行受匈奴国内谋反事件的牵连，遭到长期扣押和流放。流放中，虽然常惠与主官苏武被分置两地，过着“渴饮雪，饥吞毡”的苦难生活，但是他却能镇定自若，灵活应对，寻找机会，改变处境，表现出了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卓越才能。汉昭帝即位后，随着“和亲”关系的恢复，汉朝政府要求放还苏武等人，匈奴却推说苏武等人已死，拒不交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常惠设法见到汉朝使臣，言明了被囚禁、流放的真相，并为汉使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汉朝天子在上林苑射得一只大雁，雁脚上系有一封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被放逐在北海边的事，让汉使以此去责问单于，迫使匈奴放人，果然达到了目的。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常惠随苏武等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汉朝，汉昭帝“嘉其勤劳”，任命他为中郎将，又拜为光禄大夫。这应该说是常惠外交生涯中的“初出茅庐第一功”。

常惠生活的年代，在我国现今的新疆及小亚西亚一带，这里当时存在着许多小国，号称“西域三十六国”。由于地理位置比较重要，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朝和匈奴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必争之地。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1年，常惠受汉宣帝的派遣，出使西域乌孙国时，正赶上匈奴与车师、龟兹两国联手，大举向这里进犯，遂力请汉朝发兵反击匈奴。汉宣帝接到奏报，当即下令调遣15万骑兵，由5位将军率领分道出征，并任命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在这次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朝派遣出征的5位将军皆出师不利，只有常惠协助乌孙昆弥统率的乌孙国兵，大败匈奴，俘获名王骑将以下39000人，得牛马驴骆驼5万余匹，羊60余万头，从而使匈奴控制西域的美梦彻底破灭，也为汉朝的西北边疆赢得了一段可贵的安宁。汉宣帝因此封其为长罗侯。

后来，常惠代替苏武出任典属国，掌管臣属于汉朝的少数民族事务。他多次去到当时的边疆地区，合理地处理了许多民族事务，保证了汉朝与西域之间交通的畅通，也为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我国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上，常惠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冯夫人定乌孙〕

大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为了联合乌孙抗击匈
奴，选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冯嫽作为侍者跟随公主到了
乌孙，嫁给乌孙右大将为妻。冯燎很会处理官方文书，既
熟悉汉朝事务，又了解西域诸国风情，而且曾持汉节作为
公主使者，诸国都尊她为“冯夫人”。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四月，乌孙狂王残暴，大失民
心，与解忧公主失和。狂王的儿子发兵围困汉朝使者及公
主于乌孙国都赤谷城。汉都护郑吉派兵解围。一场大战之
后，乌孙进人混乱状态。后来，肥王翁归靡与胡妇生的儿
子乌就屠刺杀狂王，自立为昆弥(乌孙王号)，乌孙局势更
为动荡，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一万五千兵马驻敦
煌，待命征讨。
都护郑吉听说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私交甚好，便派冯
夫人游说乌就屠降汉。汉宣帝亲自下诏询问此事，派副使
二人护送冯夫人前往。冯夫人乘锦车持汉节，传汉宣帝沼
令命乌就屠到赤谷城见汉朝长罗侯常惠，并立肥王与解忧
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破
羌将军辛武贤不出塞而撤军，避免了一场战事。
甘露三年(公元前引年)冬，大昆弥元贵靡死，冯夫人
送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汉地，又自愿请求返回乌孙，协
助元贵靡之子、年幼的新立大昆弥星靡巩固地位，深受乌
孙人民的爱戴。

西汉与匈奴长时间的拉锯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指挥下，大汉铁骑奔驰塞外，纵横千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与“天可汗”时代并称荣耀的“汉唐雄风”。但随着匈奴的分裂和衰落，失去压力的西汉王朝便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渐渐松弛下来，随着霍光、赵充国等人的相继去世，儒生在朝政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儒生把持朝政的后果，就是一股匈奴余孽，也敢于杀害汉朝使者，在名义上应该附庸汉朝的西域诸国搅风搅雨，飞扬跋扈，而汉王朝茫然不知如何应对。

直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和陈汤两人出镇西域，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陈汤字子公，山阳人，属于那种懂诗书但决不受诗书约束的人，可以叫不拘小节，也可以说胆大妄为。他小时候文章通达，爱读书，可是因为家穷整天借钱，乡里乡亲的都不喜欢他。于是陈汤去了长安，想找一个出头的机会，好容易博得了富平侯张勃的赏识，向元帝举荐了他，他的父亲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去世了。

为了不错过这个机遇，陈汤狠狠心，没有回家奔丧，结果被告了一状。不孝在现代只是道德问题，但在当时可是极重的罪行，陈汤弄巧成拙，被关进牢狱，连累推荐他的张勃也被削了封邑。可陈汤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主儿，出狱之后继续努力，终于当上了“郎”这个小官。

这当然不能让陈汤感到满足，没有家世没有财宝的他，选择了请求外放以寻找立功的机会。辗转很长时间，数度申请之后，他终于得偿所愿，官也已经升到了西域副校尉，作为甘延寿的副手来到西域都护府。

当时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气焰很嚣张。匈奴分裂后互相攻杀，杀到最后剩下他和呼韩邪单于。后者不是对手，便向汉朝称臣，而郅支单于开始的时候也向汉朝示好，等击败了呼韩邪之后就狂妄起来，前面说的杀害使者等等，就是他干出来的。他自以为远离汉朝的控制范围，谁也管不了他，却不知道当年霍去病追击匈奴，就曾深入大漠千里，距离并不是个问题。

《汉书》上说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郅支单于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功劳。他立刻和甘延寿商议，论述了讨伐对方的必要性，并提出征召以前留在西域屯田的汉军，联合乌孙等西域诸国，以奇兵直捣郅支单于都城的战略。甘延寿十分赞同，可是来之前朝廷并没说让他们出战，这也是陈汤只能自己筹兵的原因。于是甘延寿准备上奏朝廷，可是陈汤却说：“那些平庸的公卿，怎么会明白我们的深谋远虑？肯定不会同意的。”

甘延寿不肯答应，此时陈汤的胆大妄为显露无疑，也是老天给他机会，甘延寿突然大病一场，不能理事，陈汤趁机假传圣旨，征召士兵。甘延寿听说了，吓得从病床上跳下来阻止，陈汤按剑怒道：“大军已经集结，你这小子还要阻拦么？”甘延寿无奈之下，也就同意了，一面出兵，一面向朝廷上表请罪。

甘延寿也是一名勇将，真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还是显示了决断能力。西域诸国饱受匈奴欺凌，听说汉朝带头，乐滋滋地派兵帮忙，要是突然又说不去了，不只失去了威信，搞不好会把这些墙头草又推回匈奴那边，这个责任同样是甘延寿无法承担的。两相比较之下，还不如放开手干它一场，汉代中华男儿的血性，实在要比后世强上许多，虽然后来有祖逖、岳飞等等，但整体而言，是消磨得一代不如一代。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分别从南道北道横穿西域，直达郅支单于都城下。匈奴人不善筑城，所谓都城也是在土城之外构建了一圈重木城而已。郅支单于本来想跑，后来听说大宛、乌孙等国都和汉朝一起发兵，觉得跑也没地方可取，不如留下来赌汉军久攻不下。

在匈奴的守城部队当中，有一支百余人的步兵结成鱼鳞阵，这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来说是很异常的。据说鱼鳞阵是当时古罗马帝国非常喜欢的一种步兵方阵，有考证说这群人应该是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征安息国惨败之后，没有能够逃回罗马的一支败兵。因为回罗马的路被封堵，于是这群倒霉鬼选择往相反的方向逃跑，结果到了这里，为匈奴人所驱使，而这一战又被陈汤俘虏，带回汉朝，并置“骊罢县”安置他们。

当然这只是后世研究的历史公案，在当时这一小撮人对战局起不到什么影响。甘延寿与陈汤和匈奴人对峙了一段时间，在几场互有杀伤的小规模接触战后，开始攻城。汉人自春秋战国以来，攻城守城的经验积累了无数，还出过墨子、鲁班这种奇人，以骑兵起家的匈奴如何能够比拟？很快木城被烧，土城也被攻破，郅支单于战死后被斩首，各种亲戚被杀了一千五百多人，俘虏投降的士兵也有一千多，这一支匈奴从此灭亡。

这一场战争最值得称道之处，不是疾风扫落叶一般的过程，而是在陈汤的策划下，没有耗费中央政府的一文钱和一个人，就取得了完胜，这在西汉的对外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相比之下，武帝时期数征匈奴，几乎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老本，李广利征大宛更是极度劳民伤财。因此这一条功绩，为陈汤日后做官乃至保命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有了战功，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用功劳弥补一开始矫诏的罪过，于是两人派人带着郅支单于的首级和两人的上表，日以继夜地赶到长安。此表最后一句，就是如今爱国青年非常喜欢引用的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明”是昭示的意思，因为两人在表中提出将郅支单于的首级挂在长安槁街外国人聚居区，让天下人都知道冒犯大汉朝的后果。

可惜无法掩盖的是，在这样的豪言壮语背后，西汉王朝已经踏上了衰落之路。不过这种衰败，主要是宫廷内部的问题，汉朝的军力仍在，因而直到东汉前期，汉朝的军队仍然能将匈奴杀得人仰马翻。

矫诏在先，战功在后，当赏还是当罚？这在朝廷中引起了争论。站在甘、陈两人对立面的，是小时候以“凿壁偷光”苦读而闻名的丞相匡衡，还有后来进了《汉书·佞幸传》的中书令石显。石显曾经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却被甘延寿拒绝，一直怀恨在心，而匡衡一介大儒，陈汤的行为在他看来实在太过恣意妄为了。陈汤这人有个毛病就是贪财，把出征掠夺的财宝偷偷运了回来，结果负责运送的士兵被抓。虽然经过他的抗辩，那些士兵没有受到处罚，但这也为匡衡等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

就在汉元帝犹豫不决的时候，为陈汤辩护的人出现了。由于性格使然，陈汤一生坎坷，几经起落，可是每到谷底，总是会有一个大律师现身帮忙。这个律师来头不小，是汉室宗亲，编订了《战国策》，撰写了《说苑》、《新序》等诸多作品的大学者刘向。

刘向一开口，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是匡衡也万万不及的，可以作为论文的一篇典范。其中有两句话不但概括了陈汤，甚至也可以用来总结西汉许多的帝王将相，那就是“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元帝果然被这一通声情并茂的辩护所打动，封甘延寿为义成侯，任长水校尉，陈汤为关内侯，任射声校尉。由于匡衡和石显的不断阻挠，封的爵位不是太高，也不算是很显著的升迁，不过考虑到两人假传圣旨的大罪，应该可以感到满意了。

后来甘延寿又调动了两次，死于任上，可谓死得其所，而陈汤则继续在宦海中浮沉。

而此时最得意的人恐怕就是呼韩邪单于了。此人听说老冤家被杀，又是开心又是害怕，赶紧再一次上表向汉朝称臣，还提出了和亲的请求。汉元帝非常高兴，因为以往的和亲，都是汉朝请求和平，而这一次反了过来，这是很给帝王脸上增光的。也就是因为心情这么一好，拱手把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送了出去，悔之晚矣。《汉书》上说“单于欢喜”，这是废话，谁会不欢喜呢？

匡衡这人显然没什么器量，丢了回面子就和陈汤卯上了。元帝一死，他马上跳出来翻陈汤贪污财物的旧账，汉成帝马上免了陈汤的官。陈汤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时候还在以西域权威的身份发言，说康居国送来做人质的王子是假冒的，经过查验，王子是真，陈汤犯下欺君的死罪。

这一回的救世主是太中大夫谷永，同样旁征博引了一番之后，称“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由是陈汤死罪得免，只是被剥夺了爵位，重新成为一名士兵。

过了几年，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困，请求从敦煌派兵支援。没经历过战争的汉成帝不知所措，召集丞相将军和百官商议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大将军王凤说了唯一一句有价值的话：“陈汤对西域比较熟，咱们还是找他问问吧。”

陈汤入朝后，很自信地让成帝放宽心，他说：“胡人军队装备比汉军差太远，所以五个才能顶一个，就算现在有了点进步，也就是三个顶一个，而且兵法说进攻的军队要比防守的多几倍才能势均力敌。这么算起来的话，乌孙的人数远不足以战胜段会宗。敦煌那么远，发兵过去的时候已经解围了，没有必要。”

成帝还不放心，问道：“照你这么说，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也就能坚持那么几天而已，就掐指一算日子说：“现在已经解了，五天之内，就有喜讯。”果然，四天之后，战报传来，乌孙已经撤兵了。

这件事重新树立了陈汤的形象，于是他又当上了从事中郎。可是他不知悔改，又犯了老毛病，收取贿赂帮人办事，再加上在建昌陵城一事上有惑众的嫌疑，被讨厌他的人抓住把柄参了一本，再次罢官发配到了安定。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神护佑，也许是朝中有识之士过于沉湎武帝时期辉煌的武功，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人拿着陈汤从前的战功帮他说话，这次是说话更加直接的议郎耿育：“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估计成帝听了也有些惭愧，便把陈汤召回长安。陈汤终于没有力气再折腾了，不久死于长安。

陈汤一生，可以说是品行不端，犯错甚多，还不知悔改。然而以一己之力平郅支单于，维护了大汉朝的尊严，使得西汉在日渐衰弱的年代，没有遭受外侮，却真正是赫赫战功。尤其那一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掷地有声，震烁千古，两千年以后读来，仍不免让人热血沸腾。

还有最后一点要交待的结局，也算是世事变幻无常造成的一个小小讽刺。陈汤得势的时候，曾经举荐过一个人，这人来头不小，正是多年后只手遮天，篡汉自立的王莽。王莽掌权后还惦记着陈汤的恩德，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为他恢复了名誉。虽然王莽是个大大的奸臣，不过以陈汤的品性来说，如果泉下有知，还是喜悦多于惭愧吧！

冯奉世（前？－前39年），字子明，西汉上党潞（今山西黎城县）人。武帝末年选为郎官。昭帝时补为武安长。宣帝本始年间，他随军攻打过匈奴，回来后又担任了郎官。元帝时被封为关内侯。

从汉武帝时起，由于张骞两通西域，西域各国开始结交西汉，相互间常有使者往来。有一次大宛的使者要回去，汉武帝依照前将军韩增的举荐，授郎官冯奉世为卫侯使，带着随从人员和礼物护送客人回大宛去。行至鄯国，适逢莎车王死，其弟呼屠征趁机杀死汉朝新任命的国王万年和汉使奚充国，并逼迫南路各国跟他们立盟约，反对汉朝。这样一来，汉朝的使者就不能通往鄯善双西的地方了。冯了解到这一意外变化，未及奏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莎车城。呼屠征自杀。汉朝因此威震西域，西域各国再也不敢侵犯汉朝了。

冯回到长安后，汉宣帝便封冯为光禄大夫。

汉元帝即位后，冯先为执金吾。右将军典属国常惠死以后，他即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几年后又拜为光禄勋。永光二年秋，陇西的羌军，陇西叛乱得以平息。次年二月，冯班师复命，封爵关内侯，调任左将军，继续担任光禄勋。他的儿子冯翊担任了左野王。他的长女由元帝纳入后宫，得拜婕妤，很受宠爱。前39年，冯病故。冯历武、昭、宣、元四帝，在西汉统一大业上战功卓著.

中国处在西汉时期。

摘一个当时的西汉名将资料吧，也算英雄。

西汉名将赵允国

赵充国(前137—前52年)，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西汉著名的军事家。

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并且留心边防事务。最初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骑兵，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皇宫卫队)中。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令征讨匈奴。赵充国以代理司马的身份，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但被匈奴大军包围。汉军无法补充粮草，军中缺食，士卒多有伤亡。赵充国看到这种情况，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围而不攻，逼使汉军投降；而汉军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选：要么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么交械投降。于是他向将军李广利建议：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尽快设法突围。李广利便令充国选拔壮士组织突围。赵充国带领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在前面拼杀开路，李广利率领全队人马随后跟进。匈奴将士看到汉军的动向，立即上马堵截。双方拼杀，汉军最终突围，而赵充国身负二十多处伤。回朝后李广利向皇帝汇报了赵充国的表现，汉武帝当即特别召见，让他脱下衣服采，察看了他的伤口，予以赞扬，于是拜为中郎(皇帝的侍卫官)，后升为车骑将军长史(军队幕僚的长官)。

昭帝刘弗陵继位后，元凤元年(前80年)春，氐(部族名)人在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造反。赵充国奉命带兵镇压，平定叛乱后升为中郎将，又为水衡都尉(负责上林苑，兼管皇家财物及铸钱)。同年冬，匈奴二万骑兵人寇，赵充国领兵征讨，斩首、俘虏九千多人，并获西祁王而归，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后将军(汉代有前、后、左、右将军，位同上卿)，仍兼水衡将军。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驾崩，赵充国因参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询为宣帝有功，被封为营平侯。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与车师(西域国名)联合进攻乌孙(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乌孙向汉朝求援。宣帝拜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三万骑兵出酒泉一千多里，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进攻匈奴，斩杀数百人。不久，匈奴又聚集十万多骑兵，大有入侵之势。赵充国统领四万余骑，驻屯于北部边境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哪、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匈奴探知汉边有所防备，便引兵远去，边境遂安。

赵充国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个皇帝，到了古稀之年已经功成名就誉满朝野了，本可以回家养老了，但是他却主动承担了平定羌族叛军的任务。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汉朝时有先零、广汉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匈奴强大时，羌族依附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联合了羌族，孤立了匈奴，于是羌人逐渐内迁，与汉人杂居。

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黄河上游支流，位于青海省东部)游牧。义渠安国便奏请朝廷答应其所求。赵充国分析羌人有诈，便向皇帝上书说安国“奉使不敬，引寇生心”。于是宣帝召回了义渠安国，又表示拒绝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罢休，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郡县无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会盟“解仇交质”(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不久，羌族一酋长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

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因为知道赵充国原籍陇西，又曾多次出征边地，熟悉情况，便召见赵充国。赵充国分析了羌族的内部情况，以及与匈奴的往来关系，指出一旦他们“解仇交质”，并与匈奴勾结在一起“到秋马肥，变必起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因此建议立即派人检阅边防部队，作好战备工作，同时派人去离间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

义渠安国到陇西后，召集了三十多位羌族酋长，谴责他们图谋不轨，一齐处斩，同时纵兵杀掠羌族一千多人。结果，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盾，加速了羌族叛乱的爆发。先零羌首领杨玉会同各部落羌兵围攻义渠安国，并且进攻汉朝边城，诛杀官吏，把义渠安国打得大败而归。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宣帝决定派军队平定羌人的叛乱。这时赵充国已七十三岁，当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他应派谁担任统帅时，他回答说：“亡逾于老臣者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宣帝又问：“羌人目前的势力究竟有多大?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愿先到金城(今兰州市西北)去，察看情况后才能提出作战方略。羌族虽说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为，注定会失败的，请陛下相信我能担当此任，你就不必担忧了。”宣帝听他这么一说，含笑答应了他的请求。

赵充国率领一万多骑兵先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赵众将领建议出阵迎战，充国传令：“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可驰驱。敌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我们的小股前锋，我们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兵见汉军不动，便扬尘而去。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今兰州西南)侦察，发现那里没有敌人，便率众连夜穿过四望峡，直插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海晏)。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并未立即出战，而是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全军斗志旺盛。无论羌兵怎样挑战，汉军都不理睬。原来赵充国按兵不动，是有长远战略意图的。他知道，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秆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说：“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本无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赵充国的策略是以攻心为上。想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

但是，汉宣帝及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赵充国的做法。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山，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地人马很不适应，已经明显瘦弱，不如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今青海湖)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命他与部属讨论。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共同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辛武贤想轻率地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开是不实际的。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赵充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采取一拉一打、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策略，团结、争取罕、开，讨伐先零。他认为只有“先行先零之诛”，才能震慑罕、秆等部落，使之“悔过反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从边防前线送回的报告后，未曾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认为先零之所以兵势强盛，是由于得到了罕、开的帮助，不先攻击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宣帝听了大臣们的吵吵之后，便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同时任命评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收到宣帝表示责备的诏书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是对皇帝对国家尽忠的事。于是再次上书陈述军事上的得失利弊，劝宣帝收回成命。他指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形成两处祸害。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联盟关系，敌兵也就成倍地增加，攻战难以奏效，甚至事倍功半。”赵充国实事求是、词恳意切的报告终于说服了宣帝。

不久，赵充国引兵到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由于道路狭窄，人多拥挤，敌军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按理说，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众将领向他建议：“我军应该给他个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打击，赶快下令吧!”可是赵充国却回答说：“此乃穷寇，不宜追击。”于是慢慢驱赶。结果，先零羌除淹死、被杀和投降汉军的几百人外，七八千人的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赵充国又带兵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先零的主力屯集在湟水以西，时刻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看到皇帝进军的命令，赵充国的儿子赵昂(中郎将)害怕起来，托人去劝说他的父亲放弃自己的主张，赶快执行皇帝的旨意，说“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御史)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要以死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圣明的皇帝来说是应该以忠言相告的。”于是他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经济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谷子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和麦秸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内地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征税、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我们的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贵在运用谋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即实际交战；战场上的百战百胜，也不是善于用兵者的最高理想，应先造成敌人必败的条件，我们才能稳操胜券。如今羌军内部离心离德，想来归降的人与日俱增。英明的皇上如能在这种时候决定罢兵屯田，威德并用，那么，用不了多久就可取得全面的胜利。”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总之，留兵屯田之举，对内有不花钱的好处，对外有防备敌人的作用，是个不必作战就能取胜的计策。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就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丞相魏相也说：“我等愚昧不懂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我认为他的策略必定行之有效。”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充其量不过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后来赵充国告老请退，皇帝赐予安车驷马，免官归第。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谥号壮侯。

点评：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宣帝的一致反对，但他无所畏惧，反复上书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其次，他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此外，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与此有关，他在征战中过份强调“穷寇勿迫”，因而曾放弃痛歼先零羌的战机。从临时指挥的角度讲，显然是教条主义，但他仍然是资高历深的将军，所以退休之后朝廷每遇边防大事便请他参加谋划。去世后，宣帝以他功高盖世，在未央宫中画了像，供人瞻拜、纪念，成帝刘骜继位后，又命黄门侍郎杨雄在画像旁题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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