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敌7地牢攻略:皮克林线系是什么

玻尔模型的实验验证
1897年，美国天文学家皮克林在恒星弧矢增二十二的光谱中发现了一组独特的线系，称为皮克林线系。皮克林线系中有一些谱线靠近巴耳末线系，但又不完全重合，另外有一些谱线位于巴耳末线系两临近谱线之间。起初皮克林线系被认为是氢的谱线，然而玻尔提出皮克林线系是类氢离子He+发出的谱线。随后英国物理学家埃万斯在实验室中观察了He+的光谱，证实玻尔的判断完全正确。

和玻尔提出玻尔模型几乎同一时期，英国物理学家亨利·莫斯莱测定了多种元素的X射线标识谱线，发现它们具有确定的规律性，并得到了经验公式——莫塞莱公式。莫塞莱看到玻尔的论文，立刻发现这个经验公式可以由玻尔模型导出，为玻尔模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14年，夫兰克和赫兹进行了用电子轰击汞蒸汽的实验，即夫兰克-赫兹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汞原子内确实存在能量为4.9eV的量子态。1920年代，夫兰克和赫兹又继续改进实验装置，发现了汞原子内部更多的量子态，有力地证实了玻尔模型的正确性。

1932年尤雷（H.C.Urey）观察到了氢的同位素氘的光谱，测量到了氘的里德伯常数，和玻尔模型的预言符合得很好。

第一章 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1 科学：理性还是宗教？

许多世纪来，知识指的是业经证明的知识，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证据证明的知识。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要求人们必须放弃未经证明的说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须尽量缩小推测与业经确立的知识之间的差距。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证明力便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成就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或科学家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以是业经证明的知识了。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整个知识价值的古典结构便土崩瓦解，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象某些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或然的真理”观念，或象某些知识社会学者那样干脆将业经证明的真理的观念弱化为“随公议而变的真理”，都是不行的。

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业经最充分证认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美德并不在于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而在于无情地根除错误。一方面大胆猜测，另一方面无情反驳，这就是波普尔的妙诀。知识的诚实性不在于力图通过证明（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或确立自己的见解，而在于明确地规定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虔信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拒绝规定这样的条件：这是他们的知识不诚实的标志。信仰或许是一个可惜无法避免的、受批评抑制的生物学上的弱点；而虔信在波普尔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罪过。

库恩则不然。他也反对科学通过永恒真理的积累而增长的观点，他也是由爱因斯坦推翻牛顿物理学而得到重要启示，他的主要问题也是科学革命。但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不断的革命”，批评是科学事业的中心；而库恩认为革命是例外，甚至是科学之外的东西，在“常规的”时期中，批评就是诅咒。实际上，库恩认为从批评过渡到虔信标志着进步的开始和“常规”科学的开始。在他看来，根据“反驳”就可以拒斥、根除一个理论的观点是“朴素的”证伪主义。只有在极少见的“危机”关头才容许对主导理论进行批评，才容许提出新的理论。库恩最后这一论点已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我不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了。我所关心的是，

库恩由于认识到辩护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未能对科学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现在似乎倒退到了非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变化是合理的，至少可加以合理地重建，是属于发现的逻辑范围之内的。库恩认为，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变为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的。科学变化是一种宗教变化。

波普尔和库恩的冲突不仅仅是认识论中的一个专门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极为重要的知识价值。它不仅涉及理论物理学，也涉及到不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甚至涉及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如果甚至在科学领域中，除了对一项理论的支持者的人数、虔信程度和鼓吹力量作出估计之外，别无它法来判定该项理论，那么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就更是如此了：强权即真理。这样，库恩的观点便维护了（当然是无意的）当代宗教狂（学生革命者）的这一基本政治信条。

在本文中我首先要证明，在波普尔的科学发现逻辑中，两个不同的观点混在一起了。库恩只懂得其中之一，即“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愿用“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这个词）；我认为他对朴素证伪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我甚至要加强这一批评。但库恩不懂得另一个更精致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的基础不是“朴素的”证伪主义。我想尽力说明、然后再进一步加强波普尔这一比较有力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或许可以摆脱库恩的指责，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

2 可错主义与证伪主义

为了更加看清上述两个对立的论点，我们必须按当时的实际重建“辩护主义”崩溃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形势。

“辩护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业经证明的命题构成的。由于认识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只能使我们推导（传导真理），而不能证明（确立真理），他们对那些可用逻辑之外的方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命题（自明之理）的性质有不同看法。古典唯理论者（或狭义的“理性主义者”）承认根据启示、理性直觉及经验所作的种种不同的、并且是有力的超逻辑的“证明”。这些证明，再借助于逻辑，使他们能够证明任何科学命题。古典经验论者只接受一些数量相对较少、表达了“确凿事实”的“事实命题”作为自明之理，它们的真值是由经验确立的，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为了只从这狭窄的经验基础、而不从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科学理论，他们需要一种比古典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有力得多的逻辑，即“归纳逻辑”。一切辩护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同意一个表达了“确凿事实”的单个命题可以证伪一个普遍的理论，但他们中极少有人认为事实命题的有限合取能够足以“归纳地”证明一个普遍的理论。

在过去的时代中，辩护主义，即把知识看成是业经证明的知识，是理性思想中的主导传统。怀疑论并不否认辩护主义：它只是坚持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业经证明的知识，因而无论什么样的知识都是不存在的。怀疑论者认为“知识”不过是动物的信仰而已。这样，辩护主义的怀疑论便嘲笑了客观思想，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迷信打开了大门。

上述形势说明了古典理性论者为挽救唯理智论的先验综合原则、古典经验论者为挽救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全都认为科学的诚实性要求放弃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然而这两派都被击败了：康德主义者的失败是由于非欧几何学和非牛顿物理学；而经验论者的失败则是由于在逻辑上无法确立经验基础（正如康德主义者指出的，事实不能证明命题）和归纳逻辑（任何逻辑都不能无错误地增加内容）。结果表明一切理论都同样是无法证明的。

哲学家们迟迟不承认这一点，原因是很明显的：古典辩护主义者担心，一旦他们承认理论科学是无法证明的，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结论说理论科学是诡辩和幻觉，是不名誉的欺骗。概率主义（或称为“新辩护主义”）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否认必须作出这种结论。

剑桥大学的一些哲学家对概率主义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认为尽管科学理论都是同样无法证明的，但相对于可资利用的经验证据，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就概率计算的意义而言）。这样，科学的诚实性所要求的就比原先想的要少：科学的诚实性在于只讲或然性高的理论；甚至只要求为每一科学理论指明证据，并根据这一证据指明理论的概率。

当然，对于辩护主义的思想来说，以概率取代证明已是一大退却，但是实际上即使这一退却也还是不足的。主要是由于波普尔的不懈努力，结果很快就表明，在非常一般的条件下，不论证据是什么，一切理论的概率都是零；一切理论，不仅是同样无法证明的，而且是同样无概率可言的。

许多哲学家仍然争辩说，未能对归纳问题至少作出一种概率主义的解决，意味着我们“几乎抛弃了一切被科学和常识认作知识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证伪主义在评价理论方面，以及一般说来，在知识的诚实性标准方面所带来的戏剧性变革理应受到重视。对于理性思想来说，证伪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相当大的退却。但因为这是脱离乌托邦标准的退却，它清除了大量的虚伪和混乱的思想，因此，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进步。

（a）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首先我要讨论证伪主义的最重要的一派：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独断证伪主义毫无保留地承认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可惜的，但它却保留了一种不会错的经验基础。独断证伪主义是严格地经验主义的，然而却不是归纲主义的，它否认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可以传导到理论中去。因而独断证伪主义是辩护主义最虚弱的一派。

承认（确凿的）经验反证据是一个理论的最终公断人并不就是独断证伪主义者，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任何康德论者或归纳主义者都会同意这种公断。但是康德论者和归纳主义者在服从否定的判决性实验的同时，还会规定使一个未受反驳的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加确立和牢固的条件。康德论者认为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是牢固确立的，归纳主义者认为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概率等于1。然而独断证伪主义者认为，经验反证据是唯一可以判定一个理论的公断人。

这样，独断证伪主义的标记便是，承认一切理论都同样是猜测的，科学不能证明任何理论。不过尽管科学不能证明，却可以证伪：它“能够以百分之百的逻辑上的可靠性发挥摒弃谬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可用来证伪理论的绝对牢固的经验事实基础。证伪主义者提供了新的、非常温和的衡量科学诚实性的标准：只要一个命题是业经证明的事实命题，甚至只要它是一个可以证伪的命题，即只要在一特定时间有可资利用的实验的和数学的技术来指定某些陈述为潜在的证伪者，他们就愿意认为这个命题是“科学的”。

这样科学的诚实性就在于预先规定一项实验，假如实验结果同理论相矛盾，就必须放弃这个理论。证伪主义者要求，一个命题一旦被证伪，就不应搪塞：必须无条件地拒斥这一命题。对于（非重言式的）不能证伪的命题，独断证伪主义者是不客气的；他把它们说成是“形而上学的”，并否认它们的科学地位。

独断证伪主义者把理论家和实验家作了明确的区分：谋事在理论家，成事在实验家——实验家代表着自然。正如韦尔所说：“大自然清楚地知道如何用一断然的‘否’或默默的‘是’来对付我们的理论。实验家为了从顽固的大自然那儿夺取可以解释的事实而斗争。我希望能记录下我对实验家的工作的无限钦佩。”布雷恩韦特对独断证伪主义作了特别清楚的说明，他提出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一个确立的科学演绎体系应该被认为是人脑的自由创造，又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自然事实作了客观的说明呢？”他的回答是：

一个科学假说的陈述形式及用它来表达一个一般的命题，是人为的；取决于大自然的是反驳或未能反驳这一科学假说的可观察到的事实……〔在科学中〕，我们让大自然来断定这些偶然的最低层结论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谬误。正是对谬误的这种客观检验造成了演绎体系，一个科学假说的演绎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构造中，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人提出一个假说体系：大自然决定其真伪。人发明一种科学体系，然后看一下它同所观察到的事实是否相符。

按照独断证伪主义的逻辑，借助于确凿事实的帮助，不断地推翻理论，这便是科学的增长。例如，根据这种观点，行星作椭圆运动而不作笛卡儿圆运动这一事实反驳——并根除了——笛卡儿的引力旋涡说；而牛顿的理论成功地说明了当时可资利用的事实，包括已由笛卡儿理论说明了的事实和反驳了笛卡儿理论的事实，因而牛顿的理论取代了笛卡儿的理论。同样，在证伪主义者看来，水星反常的近日点又反驳了即证伪了牛顿的理论，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却说明了水星的近日点。因而，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测而前进，这些猜测永远不能被证明，甚至不能被证明是或然的。不过其中一些后来被确凿的、决定性的反驳淘汰了，然后为更加大胆的、新的、并且至少在一开始末被反驳的猜测所取代。

然而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的基础是两个错误的假设和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第一个假设认为，以理论的或推测的命题为一方，事实的或观察的（或基本的）命题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学的界限（当然，这是对科学方法的“自然主义探讨”的一部分。）

第二个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命题满足了它是事实或观察的（或基本的）命题这一心理学标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或许可以说它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我将称这为观察（或实验）证明的学说。）

这两个假设为独断证伪主义致命的证伪取得了经验基础，从而演绎逻辑便可将业经证明的谬误传导到被检验的理论上。

一个分界标准对这两个假设作了补充：只有那些禁止某种可观察的事况，因而在事实上可被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或者说，如果一个理论具有经验基础，那么它就是科学的。

但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心理学的验证对第一个假设不利，逻辑学的验证对第二个假设不利，最后，方法论判定的验证对分界标准不利。我将依次对它们加以讨论。

（1）只要看一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便会削弱第一个假设。伽利略声称他可以“观察到”月亮上的山和太阳上的黑点这些“观察”反驳了关于天体是完美无瑕的明澈球体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但他的“观察”并不是在不借助外来帮助用感官观察的意义上讲的：这些观察的可靠性依赖于伽利略的望远镜的可靠性以及关于望远镜的光学理论的可靠性，伽利略的同时代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不是伽利略的纯粹的非理论性的观察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相对立，而是伽利略根据他的光学理论作的“观察”同亚里士多德论者根据他们的太空理论作的“观察”相对立。这样我们便有两个显然不相上下的矛盾的理论。一些经验论者可能承认这一点，并同意伽利略的“观察”不是真正的观察；但他们仍然坚持说，直接由感官铭刻在空白的、处于接受地位的心灵中的陈述（只有这些陈述才构成真正的“直接”知识）同由不纯的、充满理论的感觉联想而来的陈述之间有着“自然的分界”。实际上，一切承认感官为知识源泉（不论是源泉之一，还是唯一的源泉）的辩护主义的知识论派别都必然包含一种观察心理学。这类观察心理学对“正确的”、“正常的”、“健康的”、“无偏见的”、“细致的”或“科学的”感官状况作出规定，或者说对整个心理状况作出规定，以便他们在这种状况下实事求是地观察真理。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主义者认为正常的心理是医学上健康的心理。近代思想家认识到仅仅“健康”还算不上是正常的心理。笛卡儿的正常心理是经过怀疑论的怀疑之火锻炼的心理，它只保留了我思〔cogito〕的最终孤独，在这种孤独之中，就能够重新确立自我〔egoj，并找到上帝的引导之手以辨认真理。一切近代辩护主义学派都按其特殊的心理疗法而独具特点，他们打算以其独特的心理疗法来装备心灵，以便在神秘的交往过程中接受业经证明的真理的恩惠。尤其是古典经验论者，他们认为正常的心灵是一块去掉了原有一切内容、摆脱了一切理论偏见的白板。但人们从康德和波普尔以及受这两个人影响的心理学家的工作中知道，这种经验主义的心理疗法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包含预料的感觉，因而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即心理的）分界。

（2）但即使存在这样一种自然的分界，逻辑学仍然会摧毁独断证伪主义的第二个假设。因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他的命题导出，而不能由事实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这是初级逻辑学的基本要点之一，但至今只为相对来说为数极少的人所理解。

如果事实命题是无法证明的，那它们便是可错的。如果它们是可错的，那么理论同事实命题之间的冲突就不是“证伪”，而只是不符。我们的想象力在构述“理论”方面比构述“事实命题”方面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但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

（3）最后，即使观察陈述和理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分界，即使可以明确地确立观察陈述的真值，在根除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类科学理论方面；独断证伪主义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即使实验能够证明实验报告，实验的证伪力仍是极为有限的：正是那些最使人钦佩的科学理论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

为了支持最后这一论点，我先讲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然后提出一个一般的论点。

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关于行星运行不正常的故事。一个爱因斯坦时代以前的物理学家采纳了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N）、和公认的初始条件I，并在它们的帮助下计算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P的轨道。但该行星偏离了所计算的轨道。我们的牛顿派物理学家会不会认为，由于这一偏离与牛顿理论不相容，因而，一经确立，它使反驳了理论N呢？不会的。他会提出一定有一颗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行星P’扰乱了P的轨道。他计算出这颗假设行星的质量、轨道等等，然后请实验天文学家检验他的假设。出于行星P’太小了，甚至现有的最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观察到它，这些实验天文学家便申请一笔研究专款以建造一架更大的望远镜。用了三年的时间，望远镜造好了。假如这个未知的行星P’被发现了，它就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新胜利而受到欢呼。但是它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及其关于摄动行星的想法呢？不会的。他提出有一团宇宙尘埃挡住了行星，使我们看不到它。他计算出这团宇宙尘埃的位置和性质，并申请一笔研究专款来发射一颗卫星以检验他的计算。假如卫星上的仪器（可能是新的、以缺乏检验的理论为基础的仪器）记录下猜测中的那团宇宙尘埃是存在的，这一成果便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巨大胜利而受到欢呼，但并未发现这团宇宙尘埃。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以及摄动行星和遮挡该行星的宇宙尘埃的想法呢？不会的。他提出在宇宙的这个区域中有磁场干扰了卫星上的仪器。于是又发射了一颗新卫星。假如这个磁场被发现了，牛顿论者们便会庆祝一个惊人的胜利。但磁场并未被发现。这是否会被认为是对牛顿科学的反驳呢？不会的。他们或者会提出另一个更加巧妙的辅助假说，或者……整个故事便被埋藏在布满尘土的杂志案卷当中，再也没人提及它了。

这个故事强烈地给人启迪，即使是最受敬重的科学理论，如牛顿的动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也可能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实际上，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能隐藏在宇宙的某个遥远的、未定的时－空角落里）起作用的条件下，某些科学理论才禁止一个事件在某个规定的、有限的时－空区域里发生（或简言之，才禁止一个“特殊事件”的发生）。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理论永远不会单独同一个“基本”陈述发生矛盾，它们至多同下面两个陈述的合取发生矛盾，这两个陈述即描述在时－空上特殊的事件的一个基本陈述和说在宇宙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其他有关原因的一个普遍非存在陈述。独断证伪主义者不可能声称这种普遍非存在陈述属于经验基础：即可以观察到它们并以经验加以证明。

意思相同的另一种说法是，某些科学理论通常被认为包含着一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遭到反驳的总是一个特定理论和这一条件。但这种反驳并不与这个受检验的特定理论相矛盾，因为用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来代替这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总能够保留这个特定的理论，而不管检验结果如何。

假如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牢固确立的经验基础作为否定后件式之箭的发射场，独断证伪主义的“无情的”证伪程序便崩溃了：因为主要目标仍然令人失望地难以确立。巧得很，在科学史中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成熟的”理论，在这方面初看起来是无法证伪的。另外，按照独断证伪主义的标准，所有概率主义的理论也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任何有限的实例都不能证伪一个普遍的概率主义的理论；概率主义的理论，象带有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的理论一样，都没有经验基础。不过这样一来，独断证伪主义者便象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将那些最重要的科学理论驱逐到形而上学中去了。在形而上学中，按独断证伪主义者的标准，由证明和证伪构成的合理讨论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形而上学的理论是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证伪的。因而，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仍然是强烈地反理论的。

（况且，要论证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并不是例外，而是科学中的规则，这是很容易的。科学毕竟要同收集和展览本地的——或宇宙的——稀奇古怪物品的古董店区别开来。“从1950年到1960年，所有的不列颠人都要死于肺癌”这个断言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真实的。但假如这是一件极少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那么，它只对古怪的事实搜集者有新奇的价值，它会有可怕的娱乐价值，却没有科学价值。仅当一个命题的目的是表达一个因果联系时，它才可能被说成是科学的，而身为不列颠人和死于肺癌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不可能被想到。同样，“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假如是真的，那么它只不过新奇而已，除非它断定天鹅是因，白色是果。但这样一来，一只黑天鹅便不会反驳这一命题，因为它只表示了同时起作用的其他原因。因此，“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或者是一个怪论，可轻易地将其证伪；或者是一个带有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因而不能被证伪的科学命题。这样一来，面对经验证据，理论的顽固性就成了认为该理论是“科学的”这个论点的支持论证，而不是反证。“不可反驳性”就成了科学的标志。）

总结一下：古典辩护主义者只承认业经证明的理论；新古典辩护主义者只承认或然的理论；独断证伪主义者意识到，在上面两种情况下，是无法承认任何理论的。他们决定，假如一些理论是可证伪的，即可被数量有限的观察所证伪，就承认这些理论。但即使有这种可证伪的理论，即同数量有限的可观察的事实相矛盾的理论，从逻辑上说它们仍然太接近经验基础了。例如，根据独断证伪主义者的主张，五项观察可能证伪象“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的”这样一个理论；因而独断证伪主义者认为这个理论是科学的。四项观察便可能证伪“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圆的”这样一个理论；因而独断证伪主义者会认为这个理论更加科学。“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理论会达到科学性的顶点，因为只要一项观察便可证伪这个理论。另一方面，独断证伪主义者将把所有概率主义的理论连同牛顿的理论、麦克斯韦的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为非科学的而予以拒斥，因为任何有限数目的观察都不能证伪它们。

假如我们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并且也接受事实可证明“事实”命题的观点，我们就不得不宣布，科学史中曾提出过的大多数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形而上学的，大多数公认的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伪进步；以往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非理性的。但假如我们否认事实可以证明命题，却仍然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那我们肯定要完全陷入怀疑论中：那样，一切科学无疑都成了非理性的形而上学，都应该加以拒斥。科学理论不仅是同样不可证明的、同样不可几的，而且也是同样不可证伪的。但承认不仅理论的东西，而且科学中所有的命题都是可错的，就意味着一切形式的独断辩护主义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都彻底瓦解了。

（b）方法论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独断证伪主义在可错论论点的力量下崩溃了，它的崩溃使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一切科学陈述都是可错的理论，那么，就只能批评它们的不一致。但这样一来，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假如有这种意义的话）是经验的呢？假如科学理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具有或然性，又不能被证伪，那么怀疑论者似乎最终是正确的了：科学不过是徒劳的臆想，科学知识的进步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还能够反对怀疑论吗？我们能否认可错论中挽救科学批评？对科学进步持一种可错论的理论是否可能？尤其是，如果科学批评也是可错的，我们能根据什么来根除一个理论呢？

方法论证伪主义提供了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答案。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约定主义的一种，因此，为了弄懂方法论证伪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下一般约定主义。

“消极主义的”与“积极主义的”知识论之间有一重要的区别。“消极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知识是自然在完全被动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记，心灵的能动性只能带来偏见与曲解。最有影响的消极主义派别是古典经验主义。“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阅读自然这本书不能不牵扯心的能动性、不能不根据我们的期望或理论对它作出解释。保守的“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天生带有我们的基本期望，我们以这些期望把世界变成“我们的世界”，不过这样我们就必须永远住在我们的世界这个监牢里。我们在我们的“概念框框”的监牢里生活、死去，这一观点起初是由康德提出的：悲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由于这一监牢，真实世界是永远不可知的；而乐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概念框框就是为了适应世界的。但是革命的积极主义者相信概念框框是可以发展的，并可由新的、更好的概念框框来取代；创造我们的“监牢”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批判地摧毁这些监牢。

休厄尔，然后是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迈出了由保守的积极主义到革命的积极主义的新步子。休厄尔认为，理论是在“归纳时代的前奏曲”中通过试错法而得以发展的。然后，在“归纳时代”中，通过他所称之为“进步直觉”的长时间的、主要是先验的思考“证明”了其中最好的理论。继“归纳时代”而来的是“后归纳时代”：即辅助理论的累积发展。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不喜欢由进步直觉来证明的观点，他们愿意用科学家们采取的方法论的决定来说明牛顿力学在历史上的连续胜利：即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初始经验的胜利之后，科学家们可能决定不让该理论受反驳。一经作出这一决定，便以辅助假说或其他“约定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或取消）那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