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喝旺仔牛奶好吗:两宋与高丽的关系怎样

宋与高丽之间的国家贸易
　　公园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公园962朝鲜高丽第一个官方使节向北宋“呈现方物”，开启了中朝之间的通商贸易往来。（1）公元1030年由293人组成的高丽使节团到北宋“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之所以“不通中国”，因为当时高丽、宋、辽三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的中断。直到公元1073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来宋，两国之间官方使节的往来才日渐频繁起来，并一直维持到公元12世纪30年代。据《高丽史》初步统计，高丽使节在公元1071年至1136年间使宋共26次（其中一次是中途回国的），宋朝使节去高丽22次（其中由中央派出的15次，由明州等地派出的7次）。
　　两国使节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之外，还有相应的贸易活动。通过高丽的“朝贡”、宋朝的“赐物”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这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最为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
　　首先，商品交换的原则在“贡品”与“赐予”之间起重要作用。公元1079年，高丽文宗患病，宋“遣王舜封挟医前往”，并“兼赐药一百品”，对此文宗王“使柳洪来谢”，同时送上“御衣”、“金腰带”、“金花银器”、各种高级织物，以及墨、马匹等，以表示“谢恩”。（3）而有时高丽使节来宋“献朝物”还公开索要东西。据《宋史》记载，公元1092年，“高丽遣黄宗悫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由于高丽使节的要求过多，引起了宋政府部分官员的很大不满，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便谏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及金箔皆宜勿许”。（4）结果只允许使节购买金箔。同时据《宋史》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条载：“前次贡物至，辄下有司估直偿以万缣，至是命勿复估，以万缣未定数。”（5）自此之后取消了一一定价的制度，一律以“万缣”为定数。
　　第二，公元11世纪70年代始至12世纪前半叶，高丽对宋的“朝贡”显得特别积极，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上能“得厚利”，另一方面是吸收宋朝先进文化的需要：如《文献通考》载：“按高丽之臣中朝（指宋朝——引者注）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6）另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058年高丽文宗“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对此，“内史问下省”表示反对说：“国家结好北朝（指辽朝——引者注），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指宋朝——引者注）实无所资。”（7）前者说明高丽与宋交通的原因，后者则说明了高丽与宋继续断交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丽向宋王朝积极“朝贡”的原因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能得到极大的利益。
　　而在当时，宋王朝与高丽结成联盟，以抵辽、金之压力。因此，宋政府对高丽使节给予相当的礼遇。如《宋史》记载，公元1070年高丽“遣……金悌等百十人来，诏待如夏国使”，而“政和（公元1111～1118年）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8）证明宋朝对高丽使节的来往表示出越来越大的重视。但是，宋朝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利益往往却是非常微薄，甚至成了国家的一种负担，从而引起了一些政府官吏的强烈反对，如苏轼便曾上疏曰：“熙宁（公元1068～1077年）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公元1078～1085年）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之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若朝廷待之稍重，则贪心复启，朝贡纷然，必为无穷之患。”（9）
　　此外，宋朝与高丽两国政府都公开鼓励使节团的贸易活动，并从各方面给予方便条件。据《高丽图经》记载：“高丽故事，每入使至，则聚为大市。罗列百货，丹漆绘帛，皆务华好。而金银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时铺陈。”（10）可见，高丽曾经利用外国使节的往来的机会大开市场，并“罗列百货”进行贸易活动，就连王室也参加这种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的活动是对以“朝贡”、“赐物”形式进行的国家贸易的一种补充。

　　二、民间贸易和宋商的活动
　　纵观公元11至12世纪，宋与高丽之间的民间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北宋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非常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11）北宋一开始就很重视对外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往来。
　　其次，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高丽曾先后三次击败了契丹军队的大规模入侵，其后持续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同时，高丽对宋与辽、金等关系往往采取谨慎的中立态度。但总体而言，高丽对宋王朝始终保持友好的态度，这就为两国民间自发的贸易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商人对高丽的活动也表现出特别的活跃，他们大批地、不断地渡海到高丽从事贸易活动，甚至长期居住在高丽，对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高丽史》统计，在公元1012年至1192年的181年间，宋商人到高丽活动共计117次，其中有具体记载能清楚人数的有77次，每次少则数名，多则三百余名，合计共4548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宋商人甚至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中断的时期（公元1031～1071年间）也陆续到高丽去，其次数较此前更多，到了12世纪中叶，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平常，居住在高丽的宋商人也非常多，据《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任，或强留之终身”。同时高丽为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在首都开京设立“客馆”，其中有的名称“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此外，为接待契丹使节而设立的“迎恩馆”、“仁恩馆”，为接待狄人、女真人而设立的“迎仙馆”、“灵隐馆”；为接待医官而专门设立的兴威馆等等。（12）公元1055年2月“寒食日”，高丽政府“飨宋叶德宠等八十七人于娱宾馆，黄拯等一百五人于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于清河馆”，（13）一次就招待了二百余名宋商人。而在当时，宋于高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已经中断，但大批的宋商人到高丽进行贸易；而高丽政府不但允许这些商人的往来，而且以国家名义设宴招待，甚至还封以官号。这表明宋与高丽民间的贸易往来无论是在断交期间还是在建交期间都有了继续的发展，宋商人在高丽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而据《高丽史》统计，在公元11至12世纪前半叶（公元1012～1138年）的127年间，宋商人到高丽共达93次，其中25次是有具体明确记载的。其中，南楚1次，泉州9次，江南2次，福州2次，广南2次，台州3次，明州5次，全部都是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来的，尤其是福建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浙江。这与《宋史》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基本符合。这也说明在宋与高丽的贸易之中，中国的东南沿海沿海地区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同时与高丽的联系也是特别的密切。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宋与高丽之间的北方航线（登州——礼成江口）经常受到辽国的威胁，而在公元1074年之后，两国间的航路，由北到南，主要是利用南方航线（明州——礼成江口）。自此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宋朝对外贸易的中心而日益繁荣，在广州、杭州、泉州、明州等主要地点都先后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贸易，而这些地区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距离高丽较近的泉州、明州等地的大批商人经常往来于高丽，从事贸易。另外，由不少高丽商人也来到明州等地从事贸易活动。
　　当时，宋朝向高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玉器、马匹、鞍具、玳瑁、药材、茶、酒、书籍、乐器、蜡烛、钱币、孔雀、鹦鹉等。这些商品随着两国商人（包括官方使节）的往来大量流入高丽。如中国当时非常发达的瓷器工业对高丽瓷器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明州是宋与高丽高一的主要港口之一，由于两国间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因而距明州不远的余杭的越州窑便首先影响了高丽，大约在11世纪中后期，在高丽便产生了极似越窑的青瓷。同时，中国北方瓷器的输入，使这种青瓷在器形上、花纹上，又受到了汝窑的影响。这样，高丽青瓷在新罗以来本国陶瓷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吸收了中国越窑、汝窑的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2世纪初期出现了所谓的翡色青瓷的时代。
　　此外，宋朝的各种书籍、绘画、乐器等也大量传入高丽，大大的影响了高丽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公元11至12世纪，高丽的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也曾受到宋版的影响。在流传下来的高丽版刻本中，又不少是直接用宋本上木镂刻的。
　　宋商人向高丽输出的商品中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南亚西亚的特产。因为当时宋朝与这些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大食”、“三佛齐”等国的大批商人经常往来与广州、泉州、明州等地，运来了大量的特产商品。宋商则再把它们运到高丽出售，从事中转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大食国商人也直接到高丽进行贸易，据《高丽史》记载，11世纪前半叶，数以百计的大食商人先后三次到高丽，运来“水银、龙齿、占城香、没药、大苏木”等特产，换取高丽的“金箔”等东西。（13）
　　高丽对宋输出的商品大约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松子、毛皮类、黄漆、硫磺、绫罗、苎布、麻布、马匹、鞍具、袍、褥、香油、文席、扇子、白纸、毛笔、墨等。而山西、笔、墨等文化用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徐兢曾说：“白折扇……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苏轼也不无赞扬地表示：“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14）直到后来明朝的陆深也记述：“今世所用折叠扇，吾乡张东海先生以为，贡于高丽，予见南宋以来诗词，诗词泳聚扇者颇多。”（15）同时高丽墨也十分有名，高丽墨用老松烟和麋鹿胶做成，苏轼说不下南唐李廷珪墨。当时宋朝的造墨名家潘谷，就吸收了高丽造墨的经验，作墨时杂用高丽输入的墨。据李晬光《艺峰类说》记载：“余赴京（指明代首都北京——引者注）时，安南、琉球使臣皆言贵国笔墨为天下绝品，愿得之。”（16）说明高丽的笔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安南”、“琉球”等国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大批的宋朝商人到高丽除了贸易之外，还从事外交活动。在推动宋朝与高丽王朝的外交关系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068年7月，“宋人黄慎来见言：皇帝（指宋神宗——引者注）召……罗拯曰：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宗之输疑甚勤，暨后阴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17）1070年，福建转运使罗拯“复遣黄慎”，到高丽交涉恢复国交的问题。另据《宋史》记载，1069年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具指北宋——引者注）商人黄真、洪满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18）从中可见，《高丽史》载“宋人黄慎”就是《宋史》所指“本朝商人黄真”；可见虽然只是一介商人，但在1071年宋与高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方面，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除此次以外，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128年，“宋纲首蔡世章，赍高宗即位诏来”；1131年“宋纲首卓荣来奏云：少师刘光世遣将黄夜叉将兵过江击破金人……改建炎五年为绍兴元年”；1138年“宋商吴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来报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郑氏崩于金”，1162年“宋都纲候林等四十三人来，明州牒报云：宋朝与金举兵相战，至今年春大捷，获金帝元颜亮”等等。（19）由此可见，商人的地位在宋与高丽两国都受到较大重视，社会地位也相当高，他们不仅从事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还在两国的外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宋与高丽之间的航线
　　宋与高丽之间的航路相当发达，航线非常多，据《高丽图经》记载：“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20）其中最主要的有南北两条路。
　　北路，由山东登州出航，渡过黄海到达朝鲜大同江口的椒岛，再往南航行，到达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由浙江明州出航，往东北航行，到达朝鲜黑山岛，再往北航行，经过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各岛屿，最后到达礼成江口。
　　宋与高丽的航路，以1074年为界，其前后有显著的变化。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公元1074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这样，宋与高丽在1074年以前主要的北路航线，便改成了以明州为主的南路航线。自此之后，明州便成为两国航路中宋朝的最主要港口。1078年，宋朝“造两舰于明州，……皆名为神舟”，而两国在恢复邦交以后第一次遣使节到达高丽时，“国人欢呼出迎”。又据《高丽史》统计，1088至1186年近百年期间，宋朝送还高丽漂流民共十次，人数达120余人。其中仅明州一地，便有五次，占送还总次数的一半，人数更达70余人，占送还总人数一般以上。另一方面，朝鲜的礼成江口也是相当繁荣。13世纪高丽文学家李奎报作诗歌颂礼成江口时写道：“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21）
　　当时，两国的海船，都利用季风航行。入从明州到礼成港的海船“皆乘夏至候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22）这其实也就是宋商人大部分是在7、8月间到达高丽的原因所在。而他们回国时则利用北风，正日宋人徐兢所说的“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就是反映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航行很大程度上受到季节的限制。
　　徐兢对高丽的往来曾作过详细的描述：它乘坐的海船：“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群山岛。”这说明在“顺风”时，从明州岛高丽群山岛只需要大概8～9日的时间。而他回国时因逆风碰到很大的困难，时间也用了好几倍。同年7月15日，徐兢“登大舟”离开高丽礼成港，“二十四日乙亥，过横屿入群山门，泊岛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风阴不行。申后东北风作。乘潮出洋。……忽东南风暴。复遇到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惧恐。即鸣鼓招众舟复还。十日庚寅，风势益猛。午刻复还群山岛。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后风正，即发洋。夜泊竹岛。又二日风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后发竹岛。……北风大作。低蓬以杀其势。二十一日辛丑，过沙尾。午间第二舟三副柁折。……二十七日……午刻到定海县。自离高丽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云。”（23）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宋与高丽的海上往来仍非常艰难，它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季节气候的限制。但尽管如此，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从不间断，两国的商船仍经常往来于明州和礼成港之间，以至出现“来船去舶首尾相连”的情景。

　　四、宋与高丽贸易的衰落
　　十三世纪，蒙古在北方崛起并迅速统一了北中国，偏据于江南的南宋政府，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失利外，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逐渐走向衰落。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之外，宋与高丽之间贸易的衰落，实际上也是南方航路衰落的一个体现。特别是1270年之后，关于南宋商人东渡高丽的记事仅在《高丽史》中出现过一次，即卷三十《忠烈王世家三》所言：“（忠烈王十四年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而在南宋1128之1270年期间，宋商人东渡高丽的记事仅见载于《高丽史》的就有33此之多。至于高丽商人到南宋活动的事例，则鲜有所闻。
　　那么，为什么入元之后，会出现这种“北盛南衰”的局面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北方航线的恢复和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中国与高丽的传统航线有三条，一为陆路，即燕山辽东道；二为北方海路，即由山东登州直达朝鲜半岛；三为南方海路，即由明州至高丽西南海岸。北方陆路航线因辽宋国家问题而荒废，北方海路也在1074年之后逐步被南方海路所取代。但入元之后，北方陆路也恢复通行，从大都经松辽平原由路上驿路直达高丽。而由登州出航也已恢复，此二路也都“比明州实近便”（24），商人舍南而取北，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其二，元世祖在控制了高丽，却未统一中国之前，由于担心高丽与南宋相互勾结，一度限制宋与高丽的往来。如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在得知南宋商船有到高丽之事后，元世祖在给高丽的诏书中特别写道：
　　“……如前年，有人言，高丽与南宋、日本交通。尝以问卿，卿惑于小人之言，以无有为对。今年却有南宋商船来，卿私地发遣，迨行省致诘，始言不令行省知会，是为过错。”
　　对高丽的不禀报行省，私自发遣南宋商船返航一事，言辞之间，颇有责难之意。而高丽在元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臣服，故而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便随历史的变迁，最终划上了一个句号，取而代之的，是元朝的海外贸易。纵观有宋一代，中朝两国的贸易往来，无论是形式或影响，都可谓是空前的。宋丽之间的贸易，对促进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其贡献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而在宋丽贸易的研究领域，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讨论的地方，如宋丽商船的性质、贸易形态、宋丽商人的构成、贸易物品、宋丽贸易对中朝文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致力研究的课题。

　　注解：
　　（1）《高丽史》卷二·光宗十三年条。
　　（2）《宋史》卷四八七·列传第二四六·高丽传。
　　（3）《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高丽史》卷九·文宗三十三、三十四年条。
　　（4）《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5） 同上。
　　（6）《文献通考》卷三二五，东夷·高丽条。
　　（7）《高丽史》卷八·文宗十二年条。
　　（8）《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9）《东坡全集》卷三二·奏议三十。
　　（10）《高丽图经》卷第三·贸易条。
　　（11）《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
　　（12）《高丽图经》卷第二十七·客馆。
　　（13）《高丽史》卷五·显宗二、十五、十六年条；卷六·靖宗六年条。
　　（14）《高丽图经》卷第二十九·供张二·白折扇。
　　（15）《春风堂随笔》内引《说郛》续编局二十，转引自《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
　　（16）《艺峰类说》卷十九·器用条。转引自《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
　　（17）《高丽史》卷八·文宗二、二十二、二十四年条。
　　（18）《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下所引《宋史》均出自此。
　　（19）《高丽史》卷十五·仁宗一·六年条；卷十六·仁宗二、九年、十六年条；卷十八·毅宗二、十六年条。
　　（20）《高丽图经》卷第二·封镜。
　　（21）《朝鲜古典文学选集》之七《李奎报作品选集》。
　　（22）《高丽图经》卷第三十九·海道六·礼成港。
　　（23）同上。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

与高丽之间的国家贸易
公园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公园962朝鲜高丽第一个官方使节向北宋“呈现方物”，开启了中朝之间的通商贸易往来。（1）公元1030年由293人组成的高丽使节团到北宋“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之所以“不通中国”，因为当时高丽、宋、辽三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的中断。直到公元1073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来宋，两国之间官方使节的往来才日渐频繁起来，并一直维持到公元12世纪30年代。据《高丽史》初步统计，高丽使节在公元1071年至1136年间使宋共26次（其中一次是中途回国的），宋朝使节去高丽22次（其中由中央派出的15次，由明州等地派出的7次）。
两国使节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之外，还有相应的贸易活动。通过高丽的“朝贡”、宋朝的“赐物”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这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最为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
首先，商品交换的原则在“贡品”与“赐予”之间起重要作用。公元1079年，高丽文宗患病，宋“遣王舜封挟医前往”，并“兼赐药一百品”，对此文宗王“使柳洪来谢”，同时送上“御衣”、“金腰带”、“金花银器”、各种高级织物，以及墨、马匹等，以表示“谢恩”。（3）而有时高丽使节来宋“献朝物”还公开索要东西。据《宋史》记载，公元1092年，“高丽遣黄宗悫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由于高丽使节的要求过多，引起了宋政府部分官员的很大不满，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便谏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及金箔皆宜勿许”。（4）结果只允许使节购买金箔。同时据《宋史》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条载：“前次贡物至，辄下有司估直偿以万缣，至是命勿复估，以万缣未定数。”（5）自此之后取消了一一定价的制度，一律以“万缣”为定数。
第二，公元11世纪70年代始至12世纪前半叶，高丽对宋的“朝贡”显得特别积极，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上能“得厚利”，另一方面是吸收宋朝先进文化的需要：如《文献通考》载：“按高丽之臣中朝（指宋朝——引者注）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6）另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058年高丽文宗“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对此，“内史问下省”表示反对说：“国家结好北朝（指辽朝——引者注），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指宋朝——引者注）实无所资。”（7）前者说明高丽与宋交通的原因，后者则说明了高丽与宋继续断交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丽向宋王朝积极“朝贡”的原因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能得到极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