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木护墙板安装:评价文字狱

文字狱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人们的思想，除了人为地创造出文字狱这样的世间悲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文化的浩劫，却给我们带未了无穷的灾难和落后。又有谁能说这些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考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清代为最，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清代。
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禁书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
清代文字狱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代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你敢乱说乱写吗？统治阶级为了高度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不让你胡思乱想，以防脱离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文字上找借口排除异己，很正常。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不知道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时代！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例子：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之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道”，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文字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而以清朝最为严重。

清王朝是满族贵州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人触犯群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清朝最早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long龙）刊刻《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刊刻《明史》，书中有指斥满人的话，1663年（康熙二年）被人告发。当时庄廷？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刻字、印刷，甚至卖书、买书的人等，共有七十多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雍正时文字狱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 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再如，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仅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

乾隆即位后，文网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清朝前期屡兴文字狱，总计有一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 ，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清朝的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它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万马齐喑（yin音）的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积极意义，我想应该只能说是巩固统治吧。

“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是明清两代为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最主要的两种手段，是由于封建社会衰落而形成或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最为兴盛，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的衰落使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思想控制来达到维护统治（或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的目的。其结果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文化科学的落后，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落后。
可以说文字狱的兴起是封建制度衰落的产物，而它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

开利博士于190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空调机
德国工程师卡尔·冯·林德在1879年制造出了第一台家用冰箱。
先有冰箱 ,简单来说,因为人们先想到把食物冰起来保鲜,后来想想食物可以这样,人也可以呀,所以就发明了空调

文字狱虽然让许多文人读书人因此而死摧残了文化的发展抑制了文化的多元化但从客观上却维护了中央集权有利皇帝的统治巩固了思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