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九方购物中心地址:请问什么是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的最明显的一个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机构和官员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并且任何改革和整顿措施都无法真正扭转这种趋势，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的一项无法摆脱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社会和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越来越不受限制的、越来越庞大的政府。

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规模是有限的。弗里德曼说，政府的职责只有四项：即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和保护“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政府的权力就锁定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越界”。市场活动不能听命于政府，而主要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进行调节。只有当市场调节的成本比政府干预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个“配角”，“别人”不愿意干或干不了的事，才需要政府去干。当然，政府这个“配角”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或是说公共需要领域，政府可做的事情和必须由政府来做的事情很多，只是它的活动范围必须局限在公共需要领域。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规模和职能都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有限政府”。
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限政府，最常见到的是与其相对的“无限政府”。无限政府的最明显的一个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机构和官员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并且任何改革和整顿措施都无法真正扭转这种趋势，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的一项无法摆脱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社会和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越来越不受限制的、越来越庞大的政府。过大的政府必然妨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不良的经济又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无限政府无法作到及时和足额地供给各级机构的经费需要，因为它的机构实在太大；无限政府也无法作到 “高薪养廉”，因为它的官员实在太多。因此，无限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并发症，就是全面的经费短缺，它的财政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吃饭财政”，它的财政税收秩序必然是紧张和混乱的。各级行政机构为谋求自存不得不在预算外谋求收入，于是设卡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违反民意的行为便层出不穷；官员们则乘机谋求工资外的收入，于是索贿受贿、贪污腐败便屡禁不止。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中央财政便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征税少不敷庞大预算的需要，征税多则妨碍经济的发展，在轻税和重税的两难之中，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必然也只能选择重税的政策。这时候，总是会有“改革家”、“经济学家”之类的人积极向中央政府建议强化中央的税收权，把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同时极力强调税收的“刚性”原则，即使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低迷状态时也极力主张强化中央税收的地位与力度。但人们看到，“强化”的结果往往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效应。由于存在着巨大的体制漏洞，中央政府加大税收力度的做法给地方政府和官员“搭便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政府收的税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却越来越紧张，财政每年有巨额增收却无法阻止预算赤字的扩大，而官员们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走竭泽而渔之路。而无数历史事实说明，竭泽而渔的路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政府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央财政的集中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和“盘子”太大，政府征税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它膨胀的速度，无论收多少税、集中多少财政收入都是不够用的。这时候的政府就像一只气球，不断膨胀，一直到它“爆炸”才算完成整个过程。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分散经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成分，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如果农民有一块稳定的土地可做生活资料的来源，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失去了小块耕地，不得不去为人作佃，交纳高额地租，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佃户也做不成，那他会逃荒要饭，半饥半饱只要能生存，他也不会造反。但如果一切机会都没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他也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来革命，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这样，连最分散和最难以团结一致的农民阶级都组成起义大军与政府作对，这样的政府还能生存下去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政府无法自我控制、规模过大、赋税征收过重造成的。此时对人民贻害无穷的滥征却由于社会的机体被损坏而往往得财有限，根本不敷庞大的财政支出需要，政府为求最后的生机明知不可为却又不得不为的竭泽而渔之路，结果必然是山穷水尽，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新王朝在建国初始往往能够借鉴前朝的教训，励精图治，从“小”做起，缩小政府规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受封建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制约，一般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又走“回头路”——政府机构又不断扩大，官员又不断增加，贪污腐败又“一浪高过一浪”，重蹈旧王朝的覆辙。如果此时统治集团内部有人不甘现状，想振作一番，于是锐意改革，挽狂澜于既倒，那么有可能带来一段“中兴”，像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运动都是典型的例证。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挽救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围绕着“小政府—大政府—财政、政治危机—衰落”这样一个“怪圈”演进的，形成一种“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和持久的摆脱无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就根本无法跳出这个“治”、“乱”怪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形成一种限政的宪政体制，否则，上述的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
当代中国，尽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明显地存在着政府规模过大、官员过多、财政紧运行状态（所谓经济运行出现某种轻度衰退时只能“增支”、不能“减收”，固执地强调税收的“刚性”原则，持续实行税收高速增长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仍是一种典型的“吃饭财政”。近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为我国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提供了契机。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成功地找到限政的和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将永久性地摆脱“治”与“乱”的怪圈，否则，将最终难以逃脱以往历史所呈现的规律的惩罚。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命运仍然没有逃离这个悲惨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