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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穷人盖房子”是一个政治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2日11:13 《法律与生活》杂志

文/潘多拉

国务院最近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措施，针对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6点措施(简称“ 国六条”)。国六条的出台，表明中央政府将再下“猛药”治理楼市高价，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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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条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各地都要制定和实施住房建设规划，对新建住房结构提出具体比例要求。”

不要以为“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是个新问题，其实，在2005年3月国务院《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简称“旧国八条”)中，以及在2005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简称“新国八条”)中，对此都有十分明确的要求：

“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抓住重点，加大住房供应结构调整的力度，在控制非住宅和高价位商品住宅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供给，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旧国八条第三条)“各地区要尽快明确今明两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项目布局以及进度安排，并向社会公布。”(新国八条第一条)“对居住用地土地价格、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适当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供应量。”(新国八条第二条)“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新国八条第三条) “着力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情况要纳入省级政府对市(区)、县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 (新国八条第四条)

从去年的两个国八条，到今年的国六条，都把“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作为一个重点予以突出强调，可见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轻松的问题。

以上宏观调控措施说得很明白，所谓“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就是要改变当前房地产市场中高档次、高价位住房过多，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太少的局面。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通过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的供给，让中低收入者包括收入微薄的穷人都买得起房，或者最起码也要租得起房，使一千二百多年前大诗人杜甫的美好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真正成为现实。

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住宅开发用地从最初的划拨、协议转让发展到招标、拍卖、挂牌交易之后，房地产领域也初步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是必须看到，住房是一种商品，同时因为关系到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住房也带有明显的公共用品特征，不能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毫无保留的自由竞争，最终在商品和消费者两个方面都达到最充分的“优胜劣汰”。在资源有限特别是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政府应当运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对过度豪华奢侈的高消费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止富人无限度地挤占穷人的生存空间。

比如在严重缺水的城市，政府就应当限制高档洗浴业的发展，在绿地十分匮乏的地方，政府就应当严格控制修建高尔夫球场。如果政府不强化国家引导，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富人扎堆的城市，即便高档洗浴中心和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再增加十倍百倍，恐怕也照样会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但这样一来，这些城市里的穷人也就再也喝不起水、再也没有绿地可供他们呼吸新鲜空气了。同样，城市的土地供应量也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政府不强化宏观调控，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对富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城市，即便“每平米仅售18888元”的高档豪宅再增加十倍百倍的供应量，开发商也用不着担心房子会砸在手里卖不出去。但这样一来，这些城市里的穷人也就彻底买不起房了。

在一个城市里，如果富人每家住着一个“阿房宫”，穷人却只能愁眉苦脸望房兴叹，那么，这就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情形几无二致了。史载“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一严重的后果警示我们，调整城市住房供应结构绝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说地产大亨大可以“为富人盖房子”为己任，那么政府则必须直接或间接承担起“为穷人盖房子”的责任。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通过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为那些专门“为富人盖房子”的开发商增加“障碍”，并将后者为迈过“障碍”支付的成本转化为公共利益，主要用于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补贴与投入中，让穷人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

调整城市住房供应结构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地方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账”，而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账”。与将土地高价卖给地产大亨相比，政府将土地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地价收入上将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政府如此卖力“ 为穷人盖房子”，在政治上必将是大赢家。城市既是富人的，也是穷人的，城市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子，政府不能只“卖” 给富人，不“卖”给穷人。要打造和谐城市，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6月上半月刊
美前国务卿新书谈宗教与政治关系

[ 2006-06-22 10:23 ]

环球在线消息：《强力势力和万能之主：关于美国、上帝和世界事务的反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玛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著，哈波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2006年5月2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5.95美元。

奥尔布莱特的这本书对某些人而言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背叛”：作为一名民主党大腕级人物——奥尔布莱特是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她竟然弃自由主义原则和传统不顾，在书里大谈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处理得好的话还能成为一支促进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力量！

《华盛顿邮报》一篇由法学家诺亚·费德曼（Noah Feldman）撰写的书评这样写道：克林顿在为本书作的序言中感叹，奥尔布莱特“罔顾朋友们的建议”而写下此书；这里所谓的“朋友们”到底是哪些人，克林顿并未具体指出，但其包括了克林顿时代奥尔布莱特的那些同僚——甚至还包括克氏本人——则是不言而喻的。费德曼认为，克林顿们的尴尬是因为奥尔布莱特此书中最主要的论点：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总是竭力去忽略宗教因素，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失效、不再具有切肤之痛（irrelevancy）乃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奥尔布莱特在其新著中提出，宗教无论是在一国之内，抑或是在国际事务中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好的话能有利于全球的民主事业，坏的话则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前者的例子是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81年对波兰的访问；后者的例子则是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当世界似乎已经陷入了亨廷顿冷战后所预言的令人绝望的“文明冲突”时代，宗教的巨大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奥尔布莱特认为，这种态势决定了新一代的外交决策者必须学会如何去面对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学会如何去处理其带来的威胁。遗憾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却傲慢地故意去忽视宗教的力量——奥尔布莱特在其书里指出，克林顿政府不但在公共场合，甚至在私下里、在心底里都坚持认为，诸如巴尔干危机、巴以冲突以及基地组织于1998年对美国在东非两处使馆的袭击等事件，皆与宗教无关！

那么，既然连那些事件参与者本人都表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宗教之结果，美国的决策者们又何以仍然顽固——甚至有些自欺欺人地——对此拒不承认呢？除了民主党自由派根深蒂固的“政教分离”教条的影响外，奥尔布莱特认为，其中的原因还在于“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留下的影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国家行为是理性的，是可预测的，因为它们总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正是这种学说，总是教导外交人员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花言巧语，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蛊惑人心，不用去注意宗教狂热和宗教愤恨的破坏。结果就是，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外交人员从心底就排斥宗教在政治中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痕迹。

奥尔布莱特语重声长地指出，须知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独裁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击队和自由战士这样的凭着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国或本国利益的，他们追求的是狂热的理想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与改造世界这样的伟大理想相比，一人或一国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构成当前世界正义与和平最大的威胁正来自于这些非国家的行为体，不了解这一点，而以适用于国家之间的“现实主义” 去应对恐怖主义，岂非牛头不对马嘴？基于此，奥尔布莱特在书里呼吁，“现实主义”必须修正其哲学思想，改变其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要不遗余力地去了解宗教在个人和国家行为中的作用。

也因为此，奥尔布莱特支持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支持布什的反恐和推广民主努力——但并非移植民主。不过，对布什的以武力为主要实施手段和倚重单边主义的主张，奥尔布莱特却表示反对，故而她对伊拉克战争是持批评态度的。她甚至认为伊拉克战争将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灾难——考虑到中东的战略地位，其危害将超过越南战争。

奥尔布莱特认为，要有效进行反恐和民主推广，固然应该摒弃以往那种忽视宗教的傲慢，但同样也不能自以为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正义的，为此甚至用武力去推翻和改变他国。在奥尔布莱特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了解宗教，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在手段上则尽可能地去团结最大多数的国家，在现有国际机制，尤其是联合国框架内去展开行动，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不仅仅是世界事务，奥尔布莱特在书里指出，在美国国内，宗教也正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她指出，当前的形势是，在国际领域出现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而在美国国内，则出现了世俗自由派和宗教右派的分野。因此，奥尔布莱特同样呼吁民主党和自由派加大对国内宗教的关注，因为不这样做，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后9?11时代严峻的现实，从而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代表美国主流的政党。由于奥尔布莱特本人认为宗教是可以在国际正义和和平事业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因此她竭力想寻求与当前在美国势力非常强大的福音派（evangelicals）达成在人权等领域的共识－－奥尔布莱特是一名积极的人权事业工作者。

奥尔布莱特之所以能够和别的民主党人不一样，不顾自由主义原则和传统，“罔顾朋友们的建议”，去探讨宗教和政策之关系，并主张让宗教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费德曼在其书评里称之为一项“勇敢”的行为－－或许要归根于奥尔布莱特特别的出身和经历。和别的大多出身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等所谓 “蓝色美国”的精英不同，奥尔布莱特童年时代一家人即作为捷克犹太难民四处逃亡，先是躲避希特勒，后是躲避斯大林的迫害，最后辗转来到美国定居，那一年奥尔布莱特11岁。她的父亲原来是捷克一名颇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曾任捷克驻南斯拉夫大使，但后来因为不满捷克被共产党接管而放弃一切，成为美国的政治难民。奥尔布莱特父亲后来在丹佛市的一个大学里谋到一份教职，但是从此家庭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难民的经历使得奥尔布莱特成长为一名人权和女权的热情鼓吹者－－这一信念和激情在她此后的私人及政治生活中始终坚持不逾（奥尔布莱特的详细经历，请参阅2003年10月1日《华盛顿观察》周刊关于《国务卿女士：一部回忆录》一书的介绍）。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第23期 200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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