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英语学校:志愿军为什么撤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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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为什么呀?
注: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但之后应该有一个小组留在板门店,人数不详,但应该也叫志愿军,着解放军军服,只是军帽的帽徽上没有八一标志。这些人大概90年代初全部撤出朝鲜,我记得当时的参考消息上有报道,至于为什么从没有见过文字记载。谁知道当时的情况?
三楼的没看清我的问题,我问的是90年代撤回国的志愿军留守人员.

志愿军撤离朝鲜的真实经过
1、朝战期间志愿军与金日成的关系就很紧张抗美援朝期间,虽然中朝双方面对共同的敌人,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双方没有矛盾。相反,为了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双方不断产生摩擦,造成了志愿军和金日成方面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双方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1)军队归谁指挥的问题。据柴成文介绍,在金日成看来,中国出动军队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帮助朝鲜抵挡一下,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而且由于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要朝方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中方,他们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而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看来,要想打赢这场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朝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很成问题:朝方“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同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过,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因此在彭德怀看来,为了“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双方就此发生争执,而由于斯大林支持中国,这就迫使金日成做出了妥协,将中朝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方。
(2)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当志愿军胜利地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后,彭德怀考虑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并且认为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因此要求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这让朝鲜非常不满,金日成认为即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也支持金日成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斯大林得知中朝的争论后,来电支持“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金日成再次被迫妥协,认为朝鲜人的观点是带有冒险性的,中方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
(3)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第五次战役后,中方已经感到吃力,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但“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金日成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又觉得中方过分宽容和让步,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因此,苏联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而到了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双方又陷入矛盾之中,据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表示: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同时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说,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而毛泽东则着眼于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朝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中朝关系很是紧张,双方产生了不少猜忌和摩擦。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在平壤对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
2、朝战结束后毛泽东让志愿军帮朝鲜战后重建,想以此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美援朝,最终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却换来了跟朝方关系的恶化,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因此,为了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决定在朝鲜战后重建方面给其大力援助,以赢得金日成的好感。比如1953年先宣布整个朝战期间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人民币新币)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后又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战后重建的费用。
为了改善志愿军与朝方的关系,中方命令志愿军全面参与朝鲜的战后重建。比如修建房屋:“金城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在20多天时间内,帮助当地人民修建了1400多间房屋。志愿军的一支部队在7天内帮助昌道郡水泰里人民修建了300多幢房屋,还将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当地缺粮的人民。驻在淮阳郡的志愿军部队经过55天紧张劳动,帮助当地人民盖起了一座能容纳1200多人的大礼堂,比战前淮阳郡原有的礼堂还大。到1957年底,志愿军各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共修建民房27394间、学校283所、公共建筑432座及其他小型工厂和砖瓦厂等。”比如支援灾荒帮助耕作:“1954年志愿军指战员节省粮食350万公斤,衣物、用品10万多件捐献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当年灾荒。1955年,志愿军指战员又自动募捐集资购买500部当时中国生产的双轮双桦犁,捐献给朝鲜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底,共帮助田间劳动5.3余万亩,送粪320万担,植树550余万棵。”再如帮助修路:“停战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铁道兵部队共10个师,经过3个月的紧张劳动,共修复、改善和新建桥梁282座,延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19处,延长6000多米,车站34处,延长1.5万多米,给水设施37处,隧道21座,完成土石方21.9万多立方米。”为了保证志愿军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志愿军还专门规定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全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的时间应达到7个劳动日。
尽管如此费尽心机,但毛泽东修复中朝关系的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有三个关键性矛盾导致朝方对中方以及志愿军的芥蒂越来越深。
3、矛盾一:一些志愿军士兵的言行让朝鲜领导人心生反感停战以后,一些志愿军官兵的确存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对待朝鲜老百姓不尊重甚至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比如据王平将军回忆:“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所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尽管“朝鲜同志”多次都表现的很“大度”,但其内心必然对志愿军颇多微词。
另外,从苏联外交部在1966年8月9日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领导人对志愿军的确心存不满:“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不仅如此,中国志愿军战后继续在朝鲜驻军也被解释成“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可见,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志愿军驻军在朝鲜人眼中已经逐渐变了味道,他们开始表达对志愿军的不满,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甚至对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表示出了些许敌意。
4、矛盾二:金日成为稳固地位打压劳动党亲华派干部,并开始要求志愿军撤军同时,朝鲜的战后重建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金日成认为“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2)造成了普遍的粮食恐慌。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朝鲜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1955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
由于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日甚,金日成清洗党内反对派的力度也就越来越大。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打压对其有异议的党内高层干部,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比如56年批金的延安派包括几个政治军事委员(如贸易相、平壤市书记、驻苏大使等)因想躲避打压就逃到了中国,金日成就管中国要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这里。”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而是迫使金日成承认了错误,但也加深了金日成对毛泽东和志愿军的不满,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5、 矛盾三:金正日想借“联合国”之名赶走志愿军,被中方拒绝由于金日成不满毛泽东干涉朝鲜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军,因此他便开始想尽办法以摆脱毛泽东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当时,他想的办法是借助“联合国”的名义钳制甚至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中国回电朝方,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当时苏中关系还处于蜜月期,因此苏联政府也支持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此后,金日成对志愿军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制衡中国的力量,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副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6、毛泽东想获得国际工运领导权,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支持,主动从朝鲜撤军正当中朝关系逐步恶化时,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毛泽东威望的增加,他开始想要谋求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与金日成的关系一边赢得其支持,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提及金日成日思夜想却求之不得的志愿军撤军问题。1957年11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 并指出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金日成听后是大喜过望,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之后金日成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了朝鲜。
为了表示诚意,中方在撤军过程中规定,把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各伙食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节余的煤炭、马草等,全部赠送给接防的朝鲜部队。据说“许多部队为了多留细粮给人民军,宁可自己多吃粗粮;为了多剩柴火给人民军,宁可自己用冷水洗脸。接防部队到达时,烧好火墙和暖炕,煮好饭,烧好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军战友。人民军接防部队来到志愿军驻地,各部队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人民军住,把细粮送给人民军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其价值折合人民币1.57亿元。不仅如此,志愿军还利用撤军的这七个月时间,帮朝鲜人播种插秧970多万坪,锄草1190多万坪,收割37万坪,平整土地185万坪,植树460万株,送粪积肥5568万余斤,运送物资2302万斤,修堤坝329条(长8.3万米),修水渠533条(长27.1万米),修桥156座,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166处,打井47眼,修路13.5万多米。当然,朝鲜的欢送仪式也是非常重大,仅平壤就有30万人送行。"
金日成虽然急于将志愿军驱逐出去,但是他对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及对美韩的威慑能力还是很明了的,正因为如此,每当他有统一朝鲜的念头时,总不忘向“中国同志”表达接受援助的渴望,比如60年代金日成就萌生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他向原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我们已经派人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经验,南越打得很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较量一次也不坏,如果把这个担了交给下一代,未必比我们打得好。我们有经验的人把这个重担承担下来,同你们一道打一次好不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干一番。”中国驻朝大使郝德青任期届满向金日成辞行时,金日成也表示说:“朝鲜早晚要打一场,这是不可避免的。……将来打仗还要请你们军队来呢!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驻扎在朝鲜的约120万志愿军以建设祖国的热情,投入到重建朝鲜北半部的工作中去。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友好行动,仍然难以掩盖中朝高层的分歧与“斗争”。
战争期间,金日成就与中国方面就中朝联军的指挥权发生过争执,但朝鲜方面根本没有指挥如此众多中国军队的能力,其冒险主义做派在彭德怀看来,“不能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最终,苏联出面协调,斯大林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中朝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方。
志愿军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后,由于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士兵缺医少药,挨饿受冻,弹药也短缺,在频繁的迂回作战中,半数士兵连鞋子都没有了。彭德怀命令全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而金日成为了多打地盘,极力要求彭德怀继续打,被彭德怀强硬顶住。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最大牺牲,军事上压力很大,准备谈判停战,金日成却因此产生强烈的背叛感,认为中国人在抛弃他。
1952年下半年,因战俘问题谈判搁浅,中方主张为争取更好的谈判成果要继续打,但此时金日成却感到本钱快打完了,当时,朝鲜很多城镇几成平地,平壤市“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头”。金日成急欲终战。当时,金日成甚至对手下的将领说过:“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
在中朝“同志加兄弟”的口号下,矛盾暗流隐现,只不过双方都很克制,大体上团结还是主旋律,但中朝高层的友谊远非民间那般真诚。
“志愿军把平壤市接管了”
事实上,朝鲜停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已经开始陆续撤退回国。但到1956年4月时,在朝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之多。在毛泽东看来,在朝维持一定数量的志愿军,是对抗在韩美军的根本保证,一旦战端开启,前线作战的主力还得是中国人。简言之,驻留的志愿军作用还是为朝鲜守土。
但这几十万志愿军部队驻朝,其军事实力和民间影响力的确很大。 1956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进行授衔仪式,当时,1000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戴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议论说“志愿军把平壤市接管了”。朝鲜领导同志对此事采取了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后就没有再讲什么。
还有一次,朝鲜的几位领导在视察途中,路过一个风景名胜区,想上去游览一下,但此地已经被志愿军划为警戒区,驻守此地的志愿军哨兵把这些朝鲜干部全部拦了下来。虽然后来志愿军向朝鲜政府道歉,但还是又一次在朝鲜人心里种下了刺。
停战后,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战后重建的同时也由于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粮食短缺,同时侵占、挥霍国家、集体财产的现象也很严重。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日甚。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打压对其有异议的党内高层干部,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 “延安派”)。此时的毛泽东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泽东还派彭德怀去平壤(注:米高扬陪同),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这里。”双方互不满意,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金日成想尽办法摆脱志愿军
由于金日成不满毛泽东干涉朝鲜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军,因此,他开始想尽办法以摆脱毛泽东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
当时,金日成想的办法是借助“联合国”的名义,钳制甚至赶走志愿军。中国对此表示反对,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于1956年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此后,金日成对志愿军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制衡中国的力量,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
正当中朝关系逐步恶化时,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抗美援朝后毛泽东的国际威望增加,他开始想谋求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与金日成的关系,以赢得其支持,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提出全面撤军。
金日成听后,大喜过望,迅速制定了具体的撤军实施办法。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就撤军事宜访朝,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
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最后一列运兵列车回国。

主持人:董嘉耀

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 沈志华

......

董嘉耀:刚才我们是谈到朝鲜核危机,朝鲜跟美国各自的一个政策和底线,我们也很关心,像中国,刚才提到这个区域里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他到底是一种什么策略,现在大家也很关心中国对朝鲜有多大的影响力。

沈先生,谈过朝鲜跟美国在朝鲜核危机的一个策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最近我们发现中国是有很多的外交动作,穿梭在朝鲜跟美国之间,也受到国际社会一个赞许,首先想问一下中国跟朝鲜从历史一直走到今天,中国跟朝鲜现在的关系最新怎么样?

沈志华:关于中朝关系我想人们有很大的误会。五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朝是亲密无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就我对历史的研究来看,中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首先说朝鲜战争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出兵是帮助朝鲜打美国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出兵。当时1950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一参战,苏联大使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中国做准备,你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帮助朝鲜。中国也做了准备,几万人马也调到东北,也建立了边防军,但是金日成连中国需要的地图也不给,最后志愿军去用的日本的地图。派军事参谋去勘察朝鲜地情,不让去,后来派了一个武官去了解战局的情况,金日成好吃、好喝、好招待,高级宾馆一住,安了一个直线电话就是金日成接,当时就是蔡成文。后来我采访他,他给我讲当时的情况,他说他得到的消息都是第二天就见报的消息,没有最新的情报。所以后来几次周恩来跟斯大林抱怨,说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什么情况都不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最后仁川登陆,9月28号,平壤已经很危机了,因为联合国军就要过三八线了,最后他们没办法了,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又不肯援助,说这个事最好找中国,最后才请中国出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很……大家在一些战略安排,究竟是继续往南追击,还是整修,越过三八线以后有矛盾,中朝联军谁指挥,是中国人指挥还是朝鲜人指挥,按说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去的人多,当时朝鲜部队几乎已经都给打散了,但是你是在朝鲜作战,金日成想指挥,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不能指挥,你指挥已经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指挥。矛盾也很严重。

五二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金日成想停战,毛泽东坚决不停,说这会在敌人的威胁下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条件,这不表示你软弱吗?等等很多矛盾,最后都是通过苏联给解决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你知我知道,表面上谁也不说,我想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就造成了到战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搞起了一批人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当时也都掌握了党政军很多人在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败露,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政治军委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后来我到西安去采访了一个人,就是平壤市委书记。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事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97年去采访的时候都已经到老干部局。

所以中朝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但是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作用。有一段比较好,就是中苏分裂的时候,苏联对朝鲜不好,朝鲜拉中国,后来又不行了,就是中国一改革开放,因为政策大家又不一致了。

在这里,就我个人的估计和判断,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得反过来看,美国人和朝鲜人都希望对方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很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朝鲜人是这么想的,如果中国人根本就不帮我,美国人知道我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那我手里就缺张牌。所以他表面上希望给美国人做出来,我跟中国人关系非常好,什么事他会帮我的,你打我,我有筹码。

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几十万大军是分批回国的,因为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朝鲜的自卫能力很有限,如果美韩翻脸朝鲜是无抵抗能力的.所以一直到58年朝鲜半岛战争威胁降低后才撤走最后一批.

今日成曾经再三挽留希望能留下一个军或者一个师,但中国坚决撤离了.周总理曾对今日成说过只要美韩打朝鲜中国即使没有军队在朝鲜也会回来的.并且与朝鲜签署了中朝互助合约.至今仍然生效

原因很简单,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承认了韩国,并和韩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这事让金日成气得两鼻子冒烟,差点就把驻扎在板门店的中国军事观察小组全毙了,但是念在抗美援朝中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每年经济援助的份上,金日成只是毫不客气的赶走了中国军事观察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