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高考好过吗:陈毅的历史地位和军功战绩如何？新四军、华野、三野的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如何？

江泽民在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毅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功勋著中华 风骨炳千秋——纪念陈毅元帅诞辰100周年

　　张万年 迟浩田

　　今年8月26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光辉战斗的一生，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这对于激励我们在新的世纪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曲折和辉煌、艰难与光荣的世纪。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陈毅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文韬武略、光彩夺目的将星。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与强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陈毅同志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1919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李大钊派遣，回四川策动兵运，参加了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到武汉，5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8月，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他转赴江西，在抚州赶上南下的南昌起义军，任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主力失败、第25师余部濒于溃散时，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边界。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4月同朱德率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先后在红四军中担任第12师师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参与领导红四军的建设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8月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并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不久回到红四军，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为探讨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0年以后历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陈毅因重伤未愈，被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在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四军成立之初，陈毅任第1支队支队长，为贯彻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方针，1938年5月，他率第1支队主力挺进苏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他根据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率江南主力北渡长江，进行了黄桥战役，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率新四军连续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苏中、苏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新发展。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陈毅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他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于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迟滞了国民党军从陆上向华北推进。1947年1月，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在国民党军集中重兵集团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时，他领导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彻底粉粹了敌“鲁中会战”计划。1947年秋，他与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作战，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开辟中原解放区，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陈毅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丧失殆尽。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参加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东南广大地区。5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毅指挥部队解放了东南沿海岛屿，并组建了华东空军和上海防空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他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并在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件（草案）》。1954年，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对70年代我国在外交上获得重大突破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陈毅同志在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中，以文武兼资、博学多才而著称。他不仅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实际进行深入研究，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毅在参与领导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原则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陈毅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并将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为“古田会议”解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重大建军问题奠定了基础。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在论述新四军建军任务时，针对一些人对统一战线中军队性质的模糊认识，要求全军养成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天性”。他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政治建军的基础和保证，要求将政治工作贯穿到部队的军事行动和各项工作中去，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和上级命令的实行，保证作战胜利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

　　陈毅十分重视我军的装备技术建设。他在主持新四军工作时就提出：“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要达到并越过现代中国军队的水平”。他要求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一切战争间隙加强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不断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及时向部队提出了“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的要求，主张大力发展国防技术，迅速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1956年，他作为副总理兼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领导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项目面临“上马”还是“下马”的两难处境时，他力主继续攻关，表示“当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体现了他大力推进国防科技建设的坚定决心。

　　陈毅善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善于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并从中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包含着陈毅的智慧和创造。陈毅认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斗争，敌之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早在1929年9月，陈毅总结红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即提出了14条游击战战法。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发表了《论游击战争》、《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文章，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出发，系统探讨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战略战术，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游击战争基本规律的作战指导原则。解放战争中，陈毅认为，当革命战争发展到大兵团作战之后，总的作战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就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实现内线歼敌。战略进攻阶段，要逐渐加大阵地战的比重，并与运动战相互配合。

　　陈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革命战争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始终将创建、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就深刻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反映他对尚未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透彻理解。他指出，必须努力创建农村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要在根据地内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村最广大群众拥护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全面加强根据地的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人民战争的整体优势，使地方党、政府和人民也都各有战斗岗位，把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锻炼成一支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强大敌人。

　　陈毅是我党我军最早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系统概括和阐述者之一。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间，他在为准备党的“七大”起草的《建军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系统地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突出特点、核心内容和它对赢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毛泽东军事学派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其特点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其本质是研究和回答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战胜强大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军事史的光辉成就。陈毅的这些阐述，对全党全军坚持、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毅同志在军事理论上的贡献，对于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其基本精神，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军事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陈毅同志之所以能在创建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光辉的足迹，不仅在于他的雄才大略，而且在于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道德风范。他的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和诗人的豪迈情怀，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受人民怀念。

　　陈毅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斗争怀有必胜信念。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在中国革命几次低潮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南昌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坚定地协助朱德重整队伍会师井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蒋介石为彻底消灭南方的革命武装，调集数十万军队向各游击根据地进行长期反复“清剿”。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陈毅坚定地指出，“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1936年陈毅被困在梅山树林草莽之中长达20多天，他在九死一生之际，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充分表达了他革命到底、至死不渝的革命气概，教育了无数革命后代。皖南事变后，陈毅在危难中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使新四军迅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

　　陈毅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忠于人民，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与群众保持着亲密关系。他曾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他还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与人民的血肉深情。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部属，要做到“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陈毅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后，家乡的一些亲友来到上海，要求帮助解决工作、入学等问题，他一个也没有答应。他说，你们远道来上海看我，住上十天半月我欢迎，但要我给你一个工作，说上十天半月我也不同意。他还意味深长地对家里的亲友说：“从前，全家节衣缩食支持我革命，现在仍然要支持我革命，具体说，就是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发扬艰苦奋进的传统。”他不徇私情，公忠体国，深得人民的爱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陈毅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品格的真切写照。他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从不向错误和邪恶低头，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对于一切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行，他都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对当时中央领导人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连续发表了《几个支点守备的教训》、《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讨》等文章，主张红军应“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责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义正辞严地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他为此遭到严重迫害，仍不改初衷，坚持斗争。

　　陈毅同志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不但敢于坚持真理，而且敢于修正错误，从不文过饰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是如此，即使失败亦是如此。”他的这种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精神在红四军“九大”前后表现尤为突出。红四军“七大”以后，毛泽东因在红四军的建设问题上与其他领导同志存在意见分歧而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红四军的情况，回到红四军后主动检讨自己，请回毛泽东主持红四军的工作。正是由于陈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有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1946年8月，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战斗中受挫，对此陈毅一不抱怨部属，二不抱怨同事，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他在给伤亡较大的第8师领导的信中说，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参谋处不行”，主要应由“我这个统帅”负责。使第8师的领导深受感动，部队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

　　陈毅同志的品格和风骨，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垂范千秋的精神丰碑。我们要学习他追求革命真理，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韧不拔，在危急关头勇当大任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热爱人民，依靠人民，忠于人民，清廉勤政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坚持党性原则，仗义执言、刚直不阿的青松风骨；学习他襟怀坦白，严以律己，勇于承担责任，虚怀若谷的宽广胸襟；学习他勤奋好学，从不满足，孜孜以求的进取态度，认真做好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工作。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 (2001年08月25日第三版)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建立军部，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同年3月和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指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集中整训的命令，军部和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在皖西霍山地区集中后向皖中开进，随后即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第1、第2支队相继进入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将丹阳县的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支队留在皖南担任长江防务。第4支队在皖中、皖东以游击战频繁打击日军。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第1支队派出第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1939年9月，江抗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1938年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先后越陇海路南下，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第4纵队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5纵队执行向东发展任务。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11月17日，在江苏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23日迁盐城)，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2支队领导机关，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新四军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加强了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并根据斗争需要，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成立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等军区以及许多军分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浙江、河南发展迎接战略反攻的部署，第1师主力渡江南下，与苏南部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会师，成立苏浙军区。第4师主力西征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5师派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开辟了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5师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359旅会师，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和伪军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新四军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到9月2日，共解放县城40座，重要集镇400余个，歼日伪军2.8万余人，占领了武汉外围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8月26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后又任命罗炳辉为第二副军长。9月，根据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和平谈判中作出的重大让步，新四军在浙东、苏南、皖南的部队分别撤到长江以北。10月，执行中共中央作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部分主力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仍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在此期间，新四军第3师开赴东北，第5师与八路军第359旅、河南军区组成中原军区，调离新四军的建制。1947年1月下旬至2月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以及所属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歼国民党顽固派军14万余人。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湘、赣七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北野战军是一支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英勇之师。它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部队一部，经编组改建而成的。与其他野战军一样，这支部队同样人才辈出：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成武、苏振华、耿飙、胡耀邦等一个个声震中外的著名将帅，都曾在这支部队中战斗过。解放战争中，它历经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保（定）南战役、正太战役、保北战役、解放石家庄、晋中战役等，锋芒所指，所向无敌，以其骄人战绩，令人信服地入列于我军五大野战主力的阵营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野战军精悍强大，是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中编制最庞大的威猛之师。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它在血与火中成长，在枪林弹雨中厉兵，涌现出了陈毅、粟裕、皮定均、陈士榘、宋时轮、许世友、王建安、韦国清、成钧、陶勇等著名将帅，历经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长山列岛战役、福州战役、舟山群岛战役和漳、厦、金战役等震撼世人的大战，在与蒋军王牌和锐师的较量中，迸发出了排山倒海、海啸山呼般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