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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生 产 力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封建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这大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我看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