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上电影完整版:实行民族自治的原因

1.为了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
2.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原则,促进祖国的安定团结
3.对少数民族实行区越自治,便于管理.
4.特别关注,更加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

在近代的浪潮中，阶级斗争、妇女解放、民族自治具备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体系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三者在新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所具备的合法地位，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公开提倡。然而，革命在激发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的成功依赖于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一、民族自治：面纱下的人口结构

截止2004年底，中国一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其面积占国土的64%。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自治地方的沿革，就会发现，地级以上自治地方绝大部分都是在1958年之前设立的。之后20年完全陷于停顿，1978年后只增设了2个自治州（同时又撤消了另1个）以及50个自治县。

这一点在自治州这一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有的30个自治州，有28个是在1950到1958年的短短八年之间接二连三地设立起来的。这与五大自治区的设立基本同步（内蒙古最早，1947；新疆1955；宁夏/广西1958；西藏1965）。

1958年，正是大跃进开始的前夕。到这一年，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在布局上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此后也很少作更改和大的触动。但这一完成，立刻就名存实亡，文革前后的民族自治，实质与内地县市全无差别。即使今天，如果以人口结构的观点来看，这些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是具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的，例如：

1、2000年，内蒙古人口中少数民族仅为20.76%（1953年才15.73%）；宁夏为34.53%，广西38.34%——这三个自治区中，汉族在人口上均已占绝对优势，但它们的名义仍为自治区。同时，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为33.41%，贵州37.85%，甚至还比以上三个自治区高，但它们仍是省。如果说原因是因为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众多，不如以上三个自治区有优势的主体民族，那么青海如何？该省2000年少数民族占45.51%（1953年更高，50.95%），民族也相对单一，以藏族和回族为主，但我们没有“青海藏族自治区”。

2、现在有地州一级以上自治地方的民族共有19个。但55个少数民族中，有几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却不享有这一地位：例如人口1068万的满族（人口列第2，仅次于壮族）；瑶族（264万，第12）；黎族（125万，第17）；畲族（71万，第19）。而人口仅16万的柯尔克孜族（第31）、13万的景颇族（第33位）人口数排在20位以后的却享有自治州地位。

如果说满族是因为居住分散（这是同化的必要条件，美国有3000万黑人，也不设什么黑人自治州）而不得享有这一地位，那么瑶族等就很难这样解释；而黎族一度有海南自治州，但在1987年海南建省时被撤消。事实上好几个比柯尔克孜族和景颇族人口更多的民族也是聚居的，例如纳西族。

3、在所有30个自治州中，汉族在其中16个占有人口第一的优势（另7个居第2）；这一人口优势事实上很少改变。1978年，汉族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比例曾达到61%（1999年为54.2%）。以云南为例，思茅地区汉族仅占39%，但它却不是自治州，而同省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汉族占68%，还高于临沧地区（汉族占61%）。

通常来说，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最重要的，应当是民族结构。例如福建的土著本也是闽越族，但既然汉族的同化早已彻底改变其民族结构，我们自然也不必设立“福建自治区”；同样，也从没人说过要设立“台湾高山族自治区”。

基于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一个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应是在人口结构上占有优势的世居民族。但我们已经看到，事实往往远非如此。不必说云南、贵州、青海看起来似乎更有理由成为自治区，即使在自治州内，如果横向比较，也有很多令人困惑之处，例如：

1、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1955年成立后，于1978年在名字中加入“羌族”；但羌族只占该州人口18%；而在云南怒江，白族占28%，仅次于僳僳族；云南迪庆，僳僳族占29%，仅次于藏族，但他们的名字都不并列为主体民族；

2、更奇怪的是很多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实际在自己的地盘里也是“少数民族”。例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主体民族柯尔克孜族实际上只相当于人口的29%（而维吾尔族却占64%）；最极端是新疆的两个蒙古族自治州，蒙古族人口分别仅占4%和6%。但这三个州的主体民族都不是人口占多数的维吾尔族。如果说新疆是因为它已经是维吾尔族自治区，那么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呢？这里回族占25%，高于藏族20%的比例——但它并不叫“海北回族藏族自治州”。

一些自治县的情况也如此，例如1984年成立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浙江），畲族仅占人口10%；贵州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威宁彝族自治县1954年11月成立，但该县汉族占74.6%；比较晚近成立的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1987.11.29），汉族却只占21.2%；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1987.11.26），汉族仅占4.3%。按道理，道真和务川不是早该比威宁先成立自治县吗？

当然，也有人会说，你以2000年的人口结构去衡量是不对的，因为该地方设立时的1950年代结构或许的确是少数民族占优势。但这也是不能说服人的。如内蒙古，早在1947年设立时，汉族已经占人口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设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民族人口的结构。

二、行政区划的秘密

在中国历史上，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办法主要是羁縻制（核心是只要承认中央，一切全随当地旧制），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控制手段，其起因不如说是因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但在明清以降，就逐步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大力推行郡县制，废除土司——这一政策主要在西南地区展开，伴随着大规模强制措施，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近代的不少忧国人物，从大汉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边疆事务管理者，但他们通常却都有一种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国家要巩固边疆以御外侮，根本手段之一是同化当地少数民族。晚清治藏的张荫棠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这一点在民国人物中也常是共识。如1927年访问新疆的徐旭生，对汉族教育无法同化缠回（维吾尔族），深感忧虑。在这一意识下，出现一种Owen Lattimore所说的“次帝国主义”——即遭受帝国主义巨大压力的汉族，为巩固边疆，又对蒙古族等大力实行同化政策。

我们今天无须太苛责前人。因为在一种被“围困”的情形下，人最容易有这种团结一致的紧迫感。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最紧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消除“五六个不同的法国”，而把全国强行整齐划一。经过1789年的大风暴后，之前具有独立倾向、与法国内地相比形同外国的地区如阿尔萨斯-洛林、布列塔尼、科西嘉等，都逐渐法兰西化，以至最后完全一致，到现在已根本没必要设立自治区（而意大利却有5个自治大区）。

不过同在法国一样，过于急迫的措施最终将激起当地人的抵触情绪。因此，在新中国革命的浪潮中，民族工作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之一是将所有罪状归咎于封建制度，而宣称从此将享受阶级、性别、民族一切方面的平等。

这诚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中央政府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足够的重视与尊重，但同时，它也三番五次地暗示，祖国是一个大家庭，而中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就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散居是民族同化的首要前提。这一点对于形容西南地区民族，并无大的漏洞（因为当地山区，民族呈垂直分布）；但对蒙、藏、回、维等北方民族，却未必恰当——实际上我们也可看出，藏族是一个最大的苦恼：2000年人口542万（相当于全国的4%）、仅列各少数民族第9位的藏族，却有1个自治区和10个自治州，面积占全国1/4。即使从这一点来看，青海设立为自治区也是不可取的，而宁可在其下面再分别设立6个藏族自治州。西康省的废除，在我看来也是同样原因，因为不废除，很难解释为什么西康不改为藏族自治区（1953年西康省藏族人口占近70%）。

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有其连贯性，新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它一直声称要和万恶的旧社会一刀两断。在中国的行政沿革中，自古有两条最重要的法则：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简单地说就是既要依照当地情况，但又要设置可控制的前哨。

在我看来，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也贯彻着这一思想，最显著的无过于新疆。通过把大片土地切割给哈萨克、蒙古、回族、柯尔克孜族等四个少数民族作为自治州，维吾尔族周旋的余地大为减弱。例如克孜勒苏州，1954年设立时主体民族柯尔克孜族还不到7万人，在该州的人口中大大低于维吾尔族，其首府阿图什在1930年瑞典学者雅林到访时仅是疏附县的一个小镇。但该州的地域从地图上正好挡住维吾尔族向西的路线——而历史上多次中亚的叛乱或入侵正是由此前往喀什的。

还有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该州在长江源头一带有一块飞地，遂在一大片藏族占优势的地区中插入一个蒙古族为主导的地区（但该州人口中蒙古族也只占7%，而汉族占80%）。

另一种办法则是内蒙古模式：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时，其范围仅包括该区今天的东北部分（面积相当于现在的40%）——这也是当时蒙古族人口仍占优势的一个地区。但此后将察哈尔、绥远等地划给内蒙古，其面积遂大幅度扩张，首府也由乌兰浩特迁张家口，再迁呼和浩特。表面上看，这是中央对蒙古族的高度重视，将蒙古族历史上分布的广大区域全划给它，但通过这一划分，也使蒙族在该自治区人口中的比例由32%急剧下降到仅仅15%左右。与此类似的四川凉山州，1978年将西昌地区大半划入凉山，首府由昭觉迁至西昌——但彝族人口比例也下降到5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