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v的psx:请问儒家问题

孟子和告子辩论的实质，并非“人性是善还是兼善恶”这样的务虚命题。

兼善恶，孟子也会承认的。

问题在于，孟子要充分发扬士阶层的进取精神，就必须在理论上强调人性中某项独特优势，而且强调士比其他人更具有能砥砺人性优势的更独特优势。

告子不明白孟子的苦心，仅就现象谈道理，便打比方说：人性是原料，仁义是成品，把仁义归入人性不恰当。孟子反驳说，如果人性不存仁义，那就等于说，要改变人性才有仁义了。如此一来，人性就掉价了。

上述比方显然不完善，因此告子再打比方：人性像水流，流向东西不能由水自身决定；同样，人性显出善与不善也不由人本身决定。孟子敏感到这比方的漏洞：谷子没考虑到在流向东西的“异”之上还有个向下流的“同”。孟子正是抓住这个“向下流”的共性，暗指人都有个向善的关键共性。他特别谈到人性显出恶，原因在于被“使为不善”，而把这话倒过来理解，那就是“人性本善”——人性中本以善为关键。没有本性中的善，人就不成个人样。

打比方说不清楚，告子只好直说概念：“生之谓性。”告子理解的“性”，是从“生”的角度切入的。孟子不待他展开，便也从生命的角度去说。孟子的意思是：其他动物也有生命，但人的生命绝对不同于犬、牛的生命。言下之意，是人有善良人性，这特殊之性，是兽类畜类所无的。人要明白人性高于兽性，为了对得住上苍，也得建立真正属于人的生活目标。

告子这时也知道孟子要把人性从兽性分离的意念，但他认为，人在“食、色”方面，即在求生存、求繁衍方面，其实和兽类、畜类具有同样的“性”；他所谓“仁，内也”，就是说，求生生是人的本性，这本性其实和野兽家畜的性并无两样。只是人又讲“义”，而“义”却是外在的，并非人性本身固有的。捉摸谷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在自然性方面人和犬牛没有区别；人区别于犬牛的是社会性。而社会性是外在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义，外也。”

如果从学院派的纯学术性来看，告子不为无理。但孟子却对此绝对不能接受。

孟子进行这场辩论，不是要得到什么科学认识。他求的是有用，有现实意义。他现在想宣扬的是：士要自强。想自强就得花大力气修身。如果承认“义”在“外”，主动性就不在士的主体身上了，有许多士就可能找到许多客观原因懒于修身了。

只有把“义”说成“内”，“内”已具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士才能无所逃避地负起“求其放心”的责任。

在孟子心中，“为什么会出现社会性”这类问题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他要讨论的是：士怎样才能以最适合“与天子共政”的社会性存在于世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无宁说是这个历史任务的要求。把这要求说成是先验之人性，省了许多论证工夫。有用就行，管它逻辑不逻辑！人家讲上帝不也是异曲同工么？哪位神学家曾回答过：上帝造人，上帝又是谁造的？
http://www.zhsc.net/bbs/dispbbs.asp?boardid=73&ID=67411
http://www.anyart.com.cn/printpage.asp?BoardID=24&ID=262
http://blog.sina.com.cn/u/3f7883e2010001g4

言是说明象的,象是传达意的;所以言为“象之蹄”,象为“意之筌”。

中国的魏晋玄学家们对言、象、意的精辟论述。他们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和意义（名和实）。皮尔斯所描述的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三位一体的符号观与王弼的言象意在某种程度上不某而合。王弼说“尽意莫若象，尽相莫若意”，说明言可以明象，象可以明意，即言是可以尽意的。换言之，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可能的，故而语际翻译是可以对等的。而他所谓的“忘言忘象”，不是说不要通过语言、象来明意。而是说当意已尽明，则要把言象忘掉而已。比如在西非地区，一种侮辱来访部落首领的方式是“往他面前扔树枝”，而要欢迎某个贵宾的到来则是在他的前面扫路。在翻译中这两个形象都可省略掉而不损其意。同理，《易经》中以马象“乾”，是要说明“乾”卦为“健”之意；同样，以牛象“坤”，是要说明“坤”卦为“顺”之意。人们既得“健、顺”之意，就要把马和牛忘掉。“忘象”展示了语言象征和语言转换的灵活性，因为除了“马”之外，“龙”亦表示健动，“羊”亦可表示温顺。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通常用目的语之“象”取代原语之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归化法”。不仅如此，“忘象”超越了原始语言的“名”的特指性和具体性，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野”和译者的阐释空间。指称的这种不确定性有使指称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种开放性让译家能透过表层意象抵达深层意象、单义意象抵达多义意象。舍此，文学作品的翻译将缺乏余音绕梁、令人回味的意境。
http://nankong.zjqzez.com/Article/hblx/hblx_tw/hblx_tw_wc/200503/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