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工行校园招聘:听说康熙死得不明不白的

雍正即位后，民间就一直有人说康熙皇帝不是寿终正寝的，他是被雍正皇帝害死的。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历史。
　　从康熙晚年言行来看，他的建嗣计划中培养的对象是胤禵而不是胤禛。
　　记载，康熙帝赴南苑打猎后，因“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大义觉迷录》)。随着病情加重，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晚去世。对于这位皇帝的驾崩，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倒不是人们感怀康熙帝的恩威，而是从雍正帝胤禛的突然即位，皇十四子胤禵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衰与年、隆之狱的历史现象，对康熙帝的死因提出了疑问，其回响一直波及于今。总体来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自然病死，二是被皇四子胤禛谋害致死。

　　所以，人们在探索康熙帝的死因时，都把它与康熙帝在世时的皇子争立储位的斗争一起来讨论。

　　清代原无预立储位之制，奉行“有德者即登大位”。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玄烨首开其例，册立胤礽为皇太子，后在四十七年九月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为由被废黜。四十八年三月，又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为托词，复立为皇太子。最后在五十年十月，终以“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的借口，再将胤礽废黜禁锢(《清圣祖实录》)。实际上，康熙帝两次废立太子，主要是由于太子和诸皇子为了巩固与争夺储位，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之势日益严重。但废储之后，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仍未消弭。谁来继承大清的皇位，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但迟迟未有正式公布人选。

　　所以，康熙帝死于这种背景之下，很自然会招致人们的议论。

　　首先来听听继位者雍正帝胤禛是怎样说的吧。他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塞思黑、允俄、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当时他未在场，等到他来到畅春园时，“皇考告以症日增之敌……其夜戌时，龙驭上宾……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大义觉迷录》)胤禛奉命即位。如此述说，康熙帝纯属自然病死，胤禛登基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萧奭《永宪录》称康熙帝病危时，曾“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朝鲜《李朝实录》更为具体地记载到：康熙帝“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对于这些宣传胤禛继位合法性的记载，《清朝野史大观》是不以为然的。确实，此事是否详实，令人颇为可疑。

　　当时就有人认为，康熙帝本欲传位给皇十四子胤禵，结果被胤禛等篡改遗诏，毒死玄烨，自拥为皇。如《大义觉迷录》曾记载了这样一些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康熙病中“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甚至朝鲜李氏王朝祝贺胤禛登极的专使回国后都指出：“雍正继位，或云出于矫诏”。曾静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大义觉迷录》)也就是说，康熙帝是被毒死的。

　　早年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康熙帝之死也深感怀疑。通过文献的辨析，他认为康熙死于胤禛的阴谋，这是胤禛“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所造成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王仲翰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也认为康熙帝被谋害致死之说不是捏造的，并以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断言：“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清史杂考》)

　　近年许曾重指出：康熙帝去世和胤禛嗣位“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是“隆科多在药品或是食物中投放了致命性的毒药”害死了康熙帝(《清史论丛》第四辑)。

　　针对康熙帝被谋害致死说，有人认为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康熙帝生前对胤禛较为信任，临终传位，完全可能，而且康熙帝久病在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状，其死亡实属正常，再则康熙帝本人对人参“不轻用药”，加上警卫森严，用人参汤毒死他是很难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总之，康熙帝死因的争论已持续了二百多年，究竟是病死，还是被毒死，还须对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史料真伪，作进一步的探索。

　　康熙早年曾三征噶尔丹，以平定西北疆土。但几十年来，其部族的分裂野心不死。五十四年春，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如果能在老皇帝非常重视的西北战场建功立业，无疑会使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增加很重的砝码。

　　康熙五十七年秋天，康熙皇帝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表现得对胤禵十分赞赏。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历来崇尚武功。开国的皇帝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基于这一思想，康熙皇帝实际上是在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作者：李锁清

古书中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五帝”是指东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和中央黄帝。而传说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然而，他究竟是人还是神?为什么被称为“黄帝”?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

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吗

古书中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五帝”是指东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和中央黄帝。而传说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然而，他究竟是人还是神?为什么被称为“黄帝”?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雷电之神，后来才崛起而为中央黄帝。相传他长有四张脸，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后来，他战胜了东、西、南、北四个天帝，建立了自己的神国。

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的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

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实有其人，他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一位部落联盟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物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历史上的黄帝实有其人，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创始者。因此，说他是人更有道理。那么，他又为什么被称为“黄帝”呢?

据说，黄帝在五个天帝中，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领，又因专管土地，而中原的土地是黄色的，故名“黄帝”。学者们认为，这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黄土地的崇拜。古史称他为“以土德为王”。后世之人以此而崇尚黄色，把黄色演变成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历代帝王穿的“龙袍”、“马褂”都是黄色，就是由此引发而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都有许多关于黄帝的记载，但因年代久远，许多说法都已经无法考证。然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

后宫马甲万千

奇货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谜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时代的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无一不胆战心惊地揖首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内心却是异常脆弱，因为他对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史记》中记载秦国丞相吕不韦本为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满足这种拥有万贯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对王权垂涎三尺。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精心策划一个大阴谋，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异人，想法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转瞬之间，异人被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

不久，国事生变。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自己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生下嬴政，被封为皇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自己则掌管全国政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吕不韦在邯郸的秘计实现了。

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的说法，其原因是：

其一，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反对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吕不韦采取的一种战胜长信侯的政治斗争的策略，企图以父子亲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其三，解秦灭六国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愤就可消除。

其四，汉代以后的资料多认为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从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吕不韦的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二，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谜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测了，而“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却由此流传于世。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后宫马甲万千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提起秦始皇，人们就会想起“焚书坑儒”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曹操为何要建72座陵寝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

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是个谜，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和尚皇帝”梁武帝为何饿死于僧寺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位吃斋信佛、极力倡导发展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于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舍身。舍身第一次是4天，最后一次长达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将其赎回。寺庙因他又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在位时，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光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公元504年，他亲自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事佛文》。
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了朝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梁武帝早年无子，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正在此时，东魏大将侯景因与政敌高欢不合，转投了梁朝，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侯景为人阴险奸诈，他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勾结萧正德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最后叛军攻进了建康城，困住了宫城，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一筹莫展，也没有人去过问他，这位皇帝最后竟被活活饿死在宫里，无独有偶，《中华野史镜鉴》上也曾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宫城。萧衍饮食断绝，口中苦涩，连呼：“蜜!蜜!”最后饿死于净居殿，时年86岁，萧正德最终也没做成皇帝，事成后就被侯景杀死了。

唐太宗篡改过国史吗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开国君主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是唐代难得的治国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使国家形成了历史上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局面。他的雄才伟略、勤于政事甚为后人称道。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门兵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改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

千古功过任人评—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最后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顷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乾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唐玄宗为何被奉为“梨园领袖”

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梨园”是怎么和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呢?“梨园”在什么地方?其性质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唐玄宗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许多亚非国家的使臣、学者、商人纷纷齐集长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唐朝的音乐得到空前发展。唐玄宗本人素喜音乐，在公元741年原来隶属太平寺的倡优杂技人才划出来，设立左右教坊；又挑选好乐工数百人，在蔡苑的梨园进行专门训练。
有关这个艺术组织——“梨园”的建立，《旧唐书·玄宗本纪》载道：“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则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也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从此，“梨园”成了唐代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清人汪汲《事物原会》卷三十七“教坊梨园”条说：“今西安府临潼县骊山绣岭下，即梨园地也。”关于梨园的出处，一般都认为它原是唐代长安的一个地名，但在具体地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指出在长安县西南香积寺附近今黄良乡立园村，此村最早叫梨园村或栗园村。还有人认为是在今西安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汉武帝所造宜苑旧址旁的春临村一带。第三种说法认为梨园在今西安城东北唐大明宫东侧附近三华里的午门村。第四种说法指出它在今西安临潼县骊山绣岭下。

另外还有人认为唐代长安有两个“梨园”。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一个在光华门北面，一个在蓬莱宫的旁边。《辞海》也持有“梨园”说，指出唐代长安“梨园”有“禁苑梨园”，在长安城北芳林门外东北的禁园中；“乃唐代真正梨园所在”。“宫内梨园”，分男女二部，皆称“皇帝梨园弟子”。

对于梨园的性质的研究，《辞海》曰：“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谓为“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乐工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李尤白提出：“梨园”是既训练演员，又肩负演出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李隆基则是其院长（崔公），在他之下有编辑和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的职责，类似现在的创作人员，后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和教师。

在“梨园”研究方面，算得上权威的是李尤白写的《梨园考论》，此书全面考证了与“梨园”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在西安建立“中国唐代梨园纪念馆”的建议。

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谜

李煜是南唐的末代国主。他即位时，南唐国力已呈衰颓之势，这位性格懦弱的国主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国破家亡的威胁。他仇恨宋朝的压迫，但又没有能力用武力与宋朝相抗衡，只要能以小邦苟且偏安，他甘愿贡物称臣最后沦为阶下囚。
李煜的父亲李是词坛高手，李煜从小便生活在这么一个浓厚的文化环境中，对词也极为喜爱。即位时，南唐国力日益衰落，他所面临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因此使他这时期的词一部分表现为对宫廷奢华生活的迷恋，一部分则饱含着沉重的哀愁。被俘以后，身为阶下囚的李煜，天天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面对春花秋月、良辰美景，缅怀故国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创作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了他获罪的证据，不久便被宋太宗赵光义派人毒死在狱中。

李煜不仅善填词，而且善音律，并因此荒废政事。皇后周娥皇是司徒周宗的女儿，通书史，且能歌善舞，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当时早在盛唐时曾广为流传的《霓裳羽衣曲》早已被人淡忘，周娥皇找到了一份残谱。她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创作，通过努力，最终恢复了《霓裳羽衣曲》的原貌，开元、天宝之音得以重回人间。周娥皇自己另外还创作了两支曲子，一为《邀醉舞破》，一为《恨来迟破》。李煜和她二人常常会随歌而舞。周娥皇不但擅长音律，于采戏、弈棋也无所不精。对于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知己，李煜是宠爱不已，朝朝暮暮与她一起，整日沉浸在轻歌曼舞中。周娥皇死后，李煜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思念她。

周娥皇有个妹妹，史称小周后，长得风姿绰约，风情万种。

小周后的音律才能虽比不上姐姐周娥皇，但却是弈棋的高手，酷爱围棋与象棋，因此而备受李煜的宠爱，二人常常布局厮杀，以此消遣时光。一天，李煜与小周后正在对弈，且杀得难解难分。为了不受任何干扰。李煜下令卫士守住宫门，对前来奏事的大臣一律不予接待。一位大臣向李煜奏报国家收支的状况已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一位大臣奏报宋朝正在调兵遣将，随时来犯，提醒李煜应早做准备，但是都被卫士挡在了宫外。

开宝八年，宋军攻破金陵，李煜率几位大臣肉袒出降。开宝九年正月，李煜到达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后宋太宗即位，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七月初七，李煜被宋太宗赐服牵机药而死，时年42岁，赠太师，封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史载，牵机药乃是一种慢性毒药，毒发，最后头足之相就如牵机之状，故名。

“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的《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照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

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有人认为“烛光斧影”也许不是疑案，只是晋王赵光义戕兄夺位的借口。宋太祖安排后事是宋朝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只

康熙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对他的死不应该抱太大的怀疑。而雍正的夺位与康熙的死是两回事，康熙一生谨小慎微，在整个政局中是一个主导作用，就是在晚年权力也没有旁移，雍正即位的悬疑应该关注到康熙死时有没有来得及选定皇储，由于以前皇太子的废除，大家都在争。看后来的那么多关于雍正的怀疑，最大可能是康熙临死前没有来得及指定皇储，雍正是钻了空子，而雍正害死康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康熙刚死，雍正在朝中的势力也不会有那么大以至于能害死康熙。

康熙很早就为太子完婚，太子后来身边也有很多女人，生育能力也很强。康熙的第一个皇子是他十三岁生的，他超级早婚早育，太子生... ...而且《李朝实录》还记载，康熙后来一下子就病死了，雍正继位了，康熙在临死的时候有遗言，两条，一条就是说废太子这个人确实是...

雍正即位后，民间就一直有人说康熙皇帝不是寿终正寝的，他是被雍正皇帝害死的。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历史。
从康熙晚年言行来看，他的建嗣计划中培养的对象是胤禵而不是胤禛。
记载，康熙帝赴南苑打猎后，因“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大义觉迷录》)。随着病情加重，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晚去世。对于这位皇帝的驾崩，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倒不是人们感怀康熙帝的恩威，而是从雍正帝胤禛的突然即位，皇十四子胤禵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衰与年、隆之狱的历史现象，对康熙帝的死因提出了疑问，其回响一直波及于今。总体来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自然病死，二是被皇四子胤禛谋害致死。

所以，人们在探索康熙帝的死因时，都把它与康熙帝在世时的皇子争立储位的斗争一起来讨论。

清代原无预立储位之制，奉行“有德者即登大位”。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玄烨首开其例，册立胤礽为皇太子，后在四十七年九月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为由被废黜。四十八年三月，又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为托词，复立为皇太子。最后在五十年十月，终以“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的借口，再将胤礽废黜禁锢(《清圣祖实录》)。实际上，康熙帝两次废立太子，主要是由于太子和诸皇子为了巩固与争夺储位，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之势日益严重。但废储之后，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仍未消弭。谁来继承大清的皇位，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但迟迟未有正式公布人选。

所以，康熙帝死于这种背景之下，很自然会招致人们的议论。

首先来听听继位者雍正帝胤禛是怎样说的吧。他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塞思黑、允俄、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当时他未在场，等到他来到畅春园时，“皇考告以症日增之敌……其夜戌时，龙驭上宾……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大义觉迷录》)胤禛奉命即位。如此述说，康熙帝纯属自然病死，胤禛登基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萧奭《永宪录》称康熙帝病危时，曾“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朝鲜《李朝实录》更为具体地记载到：康熙帝“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对于这些宣传胤禛继位合法性的记载，《清朝野史大观》是不以为然的。确实，此事是否详实，令人颇为可疑。

当时就有人认为，康熙帝本欲传位给皇十四子胤禵，结果被胤禛等篡改遗诏，毒死玄烨，自拥为皇。如《大义觉迷录》曾记载了这样一些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康熙病中“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甚至朝鲜李氏王朝祝贺胤禛登极的专使回国后都指出：“雍正继位，或云出于矫诏”。曾静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大义觉迷录》)也就是说，康熙帝是被毒死的。

早年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康熙帝之死也深感怀疑。通过文献的辨析，他认为康熙死于胤禛的阴谋，这是胤禛“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所造成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王仲翰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也认为康熙帝被谋害致死之说不是捏造的，并以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断言：“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清史杂考》)

近年许曾重指出：康熙帝去世和胤禛嗣位“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是“隆科多在药品或是食物中投放了致命性的毒药”害死了康熙帝(《清史论丛》第四辑)。

针对康熙帝被谋害致死说，有人认为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康熙帝生前对胤禛较为信任，临终传位，完全可能，而且康熙帝久病在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状，其死亡实属正常，再则康熙帝本人对人参“不轻用药”，加上警卫森严，用人参汤毒死他是很难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总之，康熙帝死因的争论已持续了二百多年，究竟是病死，还是被毒死，还须对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史料真伪，作进一步的探索。

康熙早年曾三征噶尔丹，以平定西北疆土。但几十年来，其部族的分裂野心不死。五十四年春，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如果能在老皇帝非常重视的西北战场建功立业，无疑会使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增加很重的砝码。

康熙五十七年秋天，康熙皇帝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表现得对胤禵十分赞赏。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历来崇尚武功。开国的皇帝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基于这一思想，康熙皇帝实际上是在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康熙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对他的死不应该抱太大的怀疑。而雍正的夺位与康熙的死是两回事，康熙一生谨小慎微，在整个政局中是一个主导作用，就是在晚年权力也没有旁移，雍正即位的悬疑应该关注到康熙死时有没有来得及选定皇储，由于以前皇太子的废除，大家都在争。看后来的那么多关于雍正的怀疑，最大可能是康熙临死前没有来得及指定皇储，雍正是钻了空子，而雍正害死康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康熙刚死，雍正在朝中的势力也不会有那么大以至于能害死康熙。

他是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