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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上的 文学 评论上有确切的 赏析

第六章新时期新闻写作的两种审美选择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历史，我国思想理论界称之为新时期。这二十多年中国新闻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但实事求是的新闻原则终究是一条历史的主线，许多新闻美的生长点应运而生，其中深度报道的崛起和新闻悲剧美的诞生，是新时期新闻写作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审美选择。

第一节、深度报道的审美优势和审美缺陷

新闻界普遍认为，1987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深度报道年。确切地说，中共十三大前后，我国新闻传播中的深度报道脱颖而出。从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到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从经济日报的《七届全国人大开幕前夕的回顾》的系列篇，到光明日报的《“放活”教授》，以首都的这几家大报为代表，竞相发表的长篇文章构成了一股势头很大的深度报道的热流，冲击着社会，冲击着读者，也冲击着原有的新闻写作模式及办报人的思维。特别是《关广梅现象》获1987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更让人刮目相看，令人在兴奋中带着困惑，叫好中抱有遗憾。一句话，深度报道的崛起，确实是新闻审美中的一个新视点，一种新现象。

何以见得？先看作品。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蕴涵了巨大的社会美，中华民族在结束了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后，开始了民族的全面复兴，改革就是全民族的喜剧。在改革开放这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全方位的新闻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常见的消息、通讯等体裁已不能容纳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和记者的思考，几百字的篇幅也好象有些碍手碍脚，原有的新闻模式跑不开马了。这样，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超越时空，谈古论今的深度报道便脱颖而出。于是，深度报道中写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一篇论及九年的风雨历程；写乡镇企业，可以在历史变迁的回顾中，凝练为一篇专业史；写农村经济改革，可以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走出报道单一事件的模式的局限，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在新闻中融进一种统摄全局的历史意识，这是8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深度报道所共有的一个特点。

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和笔触，是当年深度报道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到处莺歌燕舞”的一味赞美已不见踪影，留下来的是改革阵痛中的深刻思考。

请看同世界作科学的横向比较：“我们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东欧相比，大约只是其1/7至1/15。”“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其1/3，人均可利用草原只占其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其13%。如果我们不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新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科学的比较可以比出民族的自信心，比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性，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请看敢于触及某个新闻事件中所反映的社会深层弊端：轻工部劣质产品展销会名存实亡后，“劣展风波仅仅是改革中出现的小插曲，然而透过它，却能看到新旧两种体制在交替过程中的摩擦：新生事物出现时，传统的观念，固执的经验，守旧的势力会一齐跳出来，戴着新面纱与你搏斗，直至你失去锋芒。”（《经济日报》1987年12月19日）

再请看直面新闻界自身的阴暗面：“两年前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表明，总共只有66%的读者认为我们的报道‘生动活泼，言之有物’。还有另一个参照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专业和业余报道队伍，’一位老记者对我们说：‘然而我们这个拥有1/4人类的国家在世界新闻网络中究竟占有多大份额’？”（《中国青年报》1988年1月9日）

类似我们列举的上述段落在许多深度报道里俯拾皆是，渗透在其中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令人感奋和惊醒。深度报道既能以情感称胜，又可以以哲理见长；即有重于当代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有偏于历史经验的回朔思考。读者从中得到的审美意绪可以随之转化为一种审美净化，从审美的角度俯视我们这个时代。

就人类的任何精神产品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是其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在作品中透示出一个时代的风云，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中外文学发展史最能表现出这种特点，《悲惨世界》、《复活》、《红楼梦》等，均无例外。至于作为我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则更是批判的、革命的。深度报道在崛起时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之尖锐，社会触角之敏锐，社会涵盖之广泛，社会反响之强烈，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万花筒，组成了一曲气势浑厚的改革乐章，大有在新闻作品中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势头。

长篇的深度报道尽管在形式上有悖于新闻要短的信条，但其中许多深度报道的社会效果却又出人意料得好，这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困惑：新闻写作中的短与长的尺度，到底应该如何把握，长篇深度报道的特定的审美价值何在？

谈到这个问题，使人想起了诗人苏东坡。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其壮美流溢古今。而他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也以其优美成为词坛上的一颗明珠。看来，虽然美的定义是个“千古之迷”，但在形式上美无定势和模式却是确定不疑的。新闻写作的发展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视野的扩大，在新闻实践中创造出不断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新的新闻文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回顾我国的新闻史，深度报道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时务文体”，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传世之作，都在相当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触摸着社会脉搏的跳动。可以说，新闻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简单地仅仅根据它的篇幅长短而定，关键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尽管深度报道一词源于西方，但中国的此类报道决不次于西方。深度报道作为我国新闻写作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写作高峰的出现和代表作的问世，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深度报道的忧患意识。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种意识是属于美学范畴的。梁启超的时代，八国联军打来了，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范长江的时代，东洋鬼子打来了，烧杀抢掠，中华民族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我们若不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我们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振兴的时代，足以使当代记者获得感奋和清醒。是否可以这样说，每当中华民族开始警醒起来时，就会有一批振聋发聩的深度报道应运而生。

于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深度报道正像有的记者说的那样，要担负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功能，要有一种民族振兴时代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于是，人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的与世界的横向比较；看到了《西部地区贫困探源》中商品经济匮乏造成的愚昧与洪荒；看到了报道大兴安岭火灾中对“悲剧当作喜剧报”的有力冲击……在改革中，在开放中，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看中国，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从我们自身作深刻反省，这既是对我国深度报道传统的回归，又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发展。

我们再看深度报道中的记者。

新闻表现方式的改变，首先是记者思维方式的改变，“新闻的采写，首先是新闻记者的一种选择。”“新闻作品不是光要有宣传、解释和鼓动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担负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功能。”当代中青年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深度报道崛起的主观条件。

“布票，久违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十七、八年前，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每天放学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从妈妈的包里拿从各种票证，去商店排队。什么肉票、鱼票、肥皂票、火柴票、苏打票、酱油票……应有尽有，见队就排，一手交票，一手购物。可以说，我们是伴随票证长大的一代。”

猛一看，这是新闻语言吗？是的，一点没错，而且是《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票证的变迁》的深度报道的开头。记者的笔触大概不那么纯客观，但这分明是凝集了他们思考的结晶，这里有记者鲜明的主体意识。

“伴随票证长大的一代”，很形象地说明了深度报道大行其道时的中青年记者人生轨迹的一个侧面，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和历史曲折，有着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代价。他们曾在响遏行云的“革命”口号中，目睹了野心家趁势爬上宝座，色欲狂趁乱渔猎女色，贪婪者趁机溜进银库，他们看到了人性是怎样被扼杀，而兽性却在人性的陈尸场上跳踉；他们曾沿着别人指引的路奔向伊甸园，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置身于所多玛。一句话，他们的人生道路曾被浓雾所遮断。

然而这就是他们的财富，一笔哪一代人都无法得到的财富。十年浩劫，十年空白，却给了这批青年人提供了历史的空间。当他们步入新闻大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了历史的机会，他们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以及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重建了过去的历史。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伴随着民族的觉醒顺理成章地属于他们。“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锋莎士比亚发自生命的呼唤，在这一代记者身上，又一次获得了趣于崇高的人性美和人格美。

“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是又一代记者的全新的认识。单纯的政治审视已不能反映和解释变化多端、扑朔迷离的现实生活，只要审视和评价新闻的目光依旧是唯一的政治审视，中国新闻报道的发展就不容乐观。因而，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审美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