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山区光大银行:人们对宋庆龄的评价

好像“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这样的话应该出自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之口吧。
孙中山既是一个伟大的人，怎么会做出抛妻弃子，另娶他人的事呢？
糟糠之妻不可弃啊！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学习宋庆龄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和发展她的未竞事业，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她光辉的革命一生，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对她的一生做以下概括介绍。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经常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同志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同志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八月一日，宋庆龄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南昌起义当天，成立了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同志虽然未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八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同志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一九二九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宋庆龄同志回国后，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有力地挫败了他们各种威胁利诱，多次申明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切向往。一九三一年，她在一篇文章中严正指出：国民党早已背弃革命政策，各派势力都在以军阀为靠山，力争帝国主义头子的欢心，屠杀中国人民大众，提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三十年代，她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同志等签名公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同志拒绝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她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为此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在座的陈翰笙同志的驳斥。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四人挺身而出，遣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宋庆龄同志到达重庆，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同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欣然离沪北上。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宋庆龄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五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三十二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宋庆龄同志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取得很大成功。一九五七年宋庆龄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宋庆龄同志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宋庆龄同志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同志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故旧友朋，关怀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和谈早日进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近年来，宋庆龄同志为我党相继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她热烈期待已经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并转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同志一九五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一九五二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宋庆龄同志逝世以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忠诚地为真理效劳”，这是宋庆龄生前回顾自己创办报刊活动历史时留下的肺腑之言。 作为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女性，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她为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遗愿，为民族 的解放，为创建新中国，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伟绩。她是位杰出的政治社会活动家， 而不是职业记者、作家，但是在她光辉的一生中，却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横溢 的才华，积极运用新闻媒体，尤其是国际传播，唤醒民众，并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真理 的呼声，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奋斗。

当此世纪之交，回眸百年时，人们不难发现宋庆龄善于灵活应用新闻传播作为实现伟大理想的锐 利武器，而构成其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宋庆龄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是我们值得研究、学 习、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对我们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更好地肩负起新世纪的新闻传播“为真理 效劳’的重任，有着很现实的意义。

纵观宋庆龄光辉的一生，她与新闻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新闻传播活动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她为多家中外刊撰写文章；为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或会见新闻界；联络团结进步中外 记者，以至亲自指导和创办报刊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先后为30多家报刊 撰写过稿件。在她周围团结有一批著名的中外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斯特朗、贝特 兰、雷娜、文森特·希恩、汉斯·希伯、伊罗生、格兰尼奇、爱泼斯坦以及邹韬奋、金仲华、史量才等 等。她支持创办的主要报刊《国民论坛》、《中国呼声》、《新闻通讯》及《中国建设》（即《今日中国》） 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

宋庆龄对新闻传播之如此重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 活性，重要的因素是孙中山先生的榜样影响与教诲，是所处的社会客观需要与可能促成的。当然这与 她个人品德、才干也是不可分的。孙中山先生是海内外共仰的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致力于中国 革命事业的斗争，十分重视报刊舆论的作用，早期就提出以报刊服务于革命，利用报刊宣传革命，以 唤醒民众，鼓舞人心，而且亲自指导创办过《中国日报》、《民报》、《建设》等著名的报刊，在推进革 命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因而被新闻文化界人士称之为“中山先生为最伟大主笔”。孙中山先生这份 可贵的精神遗产，为他的伴侣与战友宋庆龄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可以说她比任何人都铭记着孙中 山先生临终留下的遗嘱：“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积极联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新闻传播角度考察，这是引导宋庆龄的新闻传播活动，对内“唤起民 众”，对外“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基本宗旨。

客观斗争的需要与环境的条件，形成了宋庆龄新闻传播活动的灵活多样的特点。对此，她在1951 年为《为新中国奋斗》一书所作的“序言”及1962年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中作了较系统的回 顾。新中国成立不久，陈毅同志就建议宋庆龄将长期以来所发表的文章、讲话汇编成文集，当此书出 版时，她写了序言。她回顾从1927年到1949年5月这段时期“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 对象的”。除了访问苏联所写的文稿，“其余的部分主要是我在中国通过英文报纸和其他国内外可资利 用的媒介写给英美人民的”。此外“便是通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刊物”。她的序言 中，还解释说：“至于我当时为什么身在自己的国家，却使用上述方式，那是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的 由于我站在中国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广大群众说话的一切途径都被封闭起来了。出版和广播都完全 操纵在反动派的手里。他们不是压制我的言论、就是歪曲和曲解我的意思。”她还进而说明“当我的意 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的时候，我只好依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我这种办法有时使得当时被 控制的出版界不得不登载我的声明。而这种公开的传播方式有时也使得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途径而听 到”。这就是在反动黑暗统治下，她不得不采取的特殊舆论斗争策略和手段，以传播人民的真理和呼声。

这种特殊的手段，为革命斗争取得特殊的效果，也为革命的新闻传播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一

宋庆龄参与新闻传播活动是随着她的革命斗争实践，从初期涉足到逐步成熟，从简单到丰富的过 程。青年时代的宋庆龄，赴美留学，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文学系，曾担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当 时就发表了几篇文章，表现了她酷爱文学与写作才于，其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颂扬了辛 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洋溢着爱国热情和政论写作才华，其中从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提出 “笔比剑更有力量”的观点。大学的学习生活无疑为她以后的英文写作和参与对外交往活动打下坚实的 基础。1914年大学毕业后；她接替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她与孙中山结为伴侣，从此成了孙 中山的有力助手和战友。她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推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1922年6月，宋庆龄以亲身 经历，写下了《广州脱险》一文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发，这是一篇生动的记叙文，具体有力地揭 露了军阀野心家陈炯明叛乱的罪行。

1925年，一代伟人孙中山不幸病逝，宋庆龄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遗志。不久发生了“五卅”惨案，她旗帜鲜明地向《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支持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阐 述孙中山生前的反帝精神。她在讲话中还强调：对内“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对外当以 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也就是指出了舆论在反帝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927年，中国革命经历着重要时刻，由于国共合作，上半年北伐的军事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出现大 好形势。宋庆龄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成了全国以至世界注目的地方，吸引了许多外国记 者。宋庆龄满怀信心，以无比热情，全心投入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工作。她肩负着繁重的任务，除了培训妇女干部及卫生红十字会工作，她与鲍罗廷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并由陈友仁和雷娜·普罗梅协助开展 对外宣传具体工作。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对面的大楼里，成立了两个对外宣传机构——《人民论坛 报》社和《国民新闻》社、任务是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 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陈友仁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从小受英国教育，是个爱国华侨，担任过律 师，在北京主办过英文的《京报》，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 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因此在武汉除担任外交部长以外，又主持《人民论坛报》工 作。雷娜·普罗梅是来庆龄的亲密朋友，曾协助过陈友仁的办报活动。她丈夫威廉是左翼新闻记者，夫妇两人都支持中国革命斗争。在宋庆龄的指导下，雷娜作为主编，使《人民论坛报》成为武汉国民政 府的重要对外宣传阵地。宋庆龄的许多文章、讲话都发表在这个报纸上，然后，由雷娜以该报的名义 用电报给世界各大通讯社发稿。

与此同时，宋庆龄在武汉也开始团结一些进步的记者如斯特朗、文森特·希恩，通过他们向世界传 播中国大革命的情况。此时中国大地出现了背叛革命的逆流，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7 月汪精卫的叛变，中国革命出现危机。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于4月 22日发表《讨蒋通电》，之后又针对汪精卫的公开叛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表了著名的《七一四声 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份声明在雷娜的帮 助下，于7月18日在武汉的英文《人民论坛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首次发表，中文稿则印成 传单，遍贴武汉大街小巷，并刊登在7月24日的晨报上。声明的及时发表和广为传播，给叛徒以沉重 的打击，给人民以极大鼓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雷娜负责刊发宋庆龄声明的这期《人民论坛报》，成了最后一期，旋即被没收了，但革命的真理呼 声却已传播开了。

宋庆龄于1927年8月中下旬出访苏联，以实现孙中山生前的一个宿愿，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 的支持，同时她要亲自向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说明中国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把这次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加以说明”并阐明中国革命必胜的前途。她到苏联后充分利用苏联报刊等新 闻媒体，发表谈话、声明和文章，揭露蒋介石之流的背叛罪行，宣传和捍卫孙中山反帝三大政策，介 绍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在9月份一个月内，她就连续发表声明和文章达八篇之多。这些新闻媒体包 括《真理报》、塔斯社、《青年一代》、《女工》、《卅心》杂志等。她的这些传播活动大大有助于使“全 世界明了”中国的形势。她在9月6日的声明中强调，中国“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 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二

1931年，她又回到国内，但面临着更加险峻、艰难的环境，她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进步人士的 残酷迫害，挺身而出，致力于反独裁、争民主，为保障民权，营救革命政治犯以及抗议德国法西斯对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迫害。她在开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时，也十分重视运用新闻传播的手段，其中 她支持创办的《中国沦坛》起着重要的战斗作用。

《中国论坛》创刊于1932年1月13日，该刊的主编是伊罗生，他本名哈罗德·罗伯特·伊赛克， 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0年来到中国，在上海两家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和 《大陆报》担任记者、编辑。他在采访中目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同情和倾向中国革命斗争。他受共 产国际委托，支持中国共产党工作，筹办了这个英文刊物，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党在白区的 一份外国报刊。经史沫特莱介绍，他认识了宋庆龄。1933年宋庆龄创立民权保障同盟时，他成为同盟 的中央执委。宋庆龄还派了两位秘书史沫特菜和陈瀚生协助伊罗生办好这份报纸。《中国论坛》热情介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活动，并配合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同盟的文件材料，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发挥了类似于同盟机关报的战斗作用。当 时我党在白区的报刊不断被摧毁的情况下，《中国论坛》凭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的执照得以公开存 在，承担了其他进步报刊难以起到的新闻传播作用。宋庆龄当时则充分运用这一英文对外传播的阵地， 发表许多重要文章。如她在《中国论坛》第3期（1933年3月）刊发的《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筹备会上的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国民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的阴谋。她提出武装人民 团结抗日侵略者，并认为这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离的。她还强调：“只有唤起民众，使 他们觉悟现在时局的严重与未来工作的重大，可以产生民众的行动。”她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 上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她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讲《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也都是在 《中国论坛》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面对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灾难，“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 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现在，全世界正在开展一个运动来唤醒群众，使他们了解迫在眼前的厄运；教 育受剥削的人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 命运”。

《中国论坛》在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后还继续战斗了半年之久，才被迫停刊。虽然后来伊罗生转 向托派，与中共中央决裂了，但《中国论坛》曾经为中国的正义事业奋斗过的历史事实是不应否定的。 在三十年代，宋庆龄还支持过另一份英文刊物《中国呼声》。美国共产党的两位老党员格雷斯·格 兰尼奇和马克斯·格兰尼奇经史沫特莱联系，于1936年初春到达上海不久，就结识了宋庆龄、鲁迅。格兰尼奇夫妇同情与支持中国正义斗争。为此宋庆龄请他们出面，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 主要是宣传人民的抗战，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年3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他们在创 刊词中写道：“从纷乱复杂的中国发出了许多声音”。但是“比所有这些声音更响亮并向他们提出挑战 的是学生们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要求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抵制侵略者，拯救国家。《中国呼声》希望倾听所有这些声音，并为全世界解释这些声音的含义”。

宋庆龄对他们办刊给以热情鼓励与指导，还亲自帮助他们收集材料，约请一些知名人士谈对时局 的看法。宋庆龄本人及不少国际进步朋友都为这个刊物撰稿。《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 1937年11月1日。第一期印发2000份，第3期增至5000份。据路易·艾黎回忆当时“《中国呼声》成 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杂志一到报摊及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 捆的买了带回学校去”。“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越益响亮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 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发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 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

宋庆龄在巾9办申年为纪念格雷斯不幸去世，写了《哀悼中国的有一位朋友》一文，文中对当年这两 位美国友人创办的《中国呼声》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杂志把当时上海的少数几位进步外国人士团结在 它的旗帜下，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都为杂志撰写文章。这些文章描述了东北三省如何惨遭浩 劫，全国如何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犯上海……。”

《中国呼声》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这一时期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几个月来的“侵 略录”和题为《为自由而战斗的民族》等文章及其他反映中国人民战斗意志的文章。在日本的铁蹄下， 这本杂志不可能继续办下去了。

这本刊物虽然才生存一年半，但是它为传播中国的声音，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起过 重要作用。因为“这本杂志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呼声——中华民族在蒋介石统治下为生存而战斗的岁 月里从痛苦和希望中发出的呼声”。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宋庆龄直接创办的影响最大的刊物则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宋庆龄 于1938年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抗日进步团体，大力呼吁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 助，同时又承担起国际宣传的重任。她说：“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 敌后的战士争取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为 此，在宋庆龄的亲自指导下，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刊物——《新闻通讯》。她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 使这个传播中国抗日之声的刊物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对于世界上真正想了解中国斗争的人们来 说，这些出版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开拓对外传播事业写下了可贵的篇章。

《新闻通讯》创刊于l938年7月，开始是一份油印的英文简报，编印过6期。1939年4月，改为 铅印出版的双周刊。1941年初，为扩大在华侨中的影响，增出了中文版。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 港，《新闻通讯》被迫停刊，新版共出版了36期。宋庆龄为办好刊物，邀请了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兰、 爱泼斯坦负责英文编辑出版工作。中文版则由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金仲华担任编辑撰稿。《新闻 通讯》的任务是，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 华活动的情况。关于刊物的报道内容，宋庆龄回忆说：“我们应用各种方法，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说明 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 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还记录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 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

宋庆龄视刊物为自己的战斗阵地，先后亲自撰写了8篇文章和评论，起了定下刊物的主要方针和 基调的作用。她通过刊物，高瞻远瞩地向国外朋友们阐述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与 保卫世界和平的关系。她指出日本的侵略罪行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 人类的和平和自由，由此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而且也为全人类而战斗”。 “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她同时强调中国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国际的援助，但 是世界人民帮助中国，也是帮助他们自己。她广为传播保卫中国同盟的响亮口号：“帮助中国人民，使 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自己一一并帮助你们。”这种国际主义思想对促成国际统一战线，使各国人民共同去 维护人类进步与和平的伟大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新闻通讯》在宋庆龄指导下，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它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勇敢 捍卫真理，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服务，致力于报道中国人民抗日的真实情况——“这真实报道的传 统”。这个对外刊物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善于组织外国友人，以其在中国各地前方与敌后的亲眼目睹的 经历，写出具体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报道或文章。《新闻通讯》开辟的“战地报道”栏目上，有许多 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正如当年的编辑爱泼斯坦所说：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来要求人们 给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战地作实际工作的人写的报告，使读者犹如其身临其境，感到那些取得成功、 存在的问题，那些有创造性的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情景都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事”。这种真实而富有感染力 的报道令人信服，因而中国人民的艰难斗争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人民的新纪元。宋 庆龄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国事繁忙中，仍然不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创办一份向 世界人民介绍新生的共和国真实情况的外文刊物。这是她一生中新闻传播活动最活跃，也是办得最出 色的刊物，它代表着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份刊物就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其创办是由周总理与宋庆龄商定的。这份于 1952年创办的对外英文刊物，现已发展为多语种（有五种外语及中文版）的综合性月刊，发行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最有影响的一个刊物。

宋庆龄从1950年到1981年逝世的30多年间，从筹办对外刊物到如何改进共作，从杂志方针到对 外发行，留下的有关办刊信件和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二十多封（篇），其中最系统的专文是为纪念 《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撰写的《真实报道的传统》。

为何要创办《中国建设》？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对宋庆龄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由她创办一个对外宣传刊物，宋庆龄 欣然赞同，因为这也正是她当时思考的问题。最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50年宋庆龄正指导组建中 国人民救济总会和改组中国福利基金会（原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其中就考虑“继续致力于国际宣 传工作”，为此她在1950年5月至9月间三次致函周总理都提到国际宣传问题。而周总理从当时国内 外形势的需要出发，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失败，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千方百计进行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的封锁，开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因此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 宣传。尽管当时国际新闻局已办了《人民中国）英文刊物，但周总理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 份英文对外刊物，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但又不限于救济福利工作，而是有人民团体色彩的综合性对外 刊物，向各国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支持。宋庆龄是最适合承担 此项重任的特殊人物。她是孙中山夫人，是杰出的女政治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运动的先驱之一，在 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与影响，而且有丰富的国际宣传经验。

周总理的建议和宋庆龄的愿望真是不谋而合，这两位伟人所见略同，导致一份新中国对外刊物 《中国建设》的诞生。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含有纪念当时孙中山在上海创办的《建设》刊物，并制 定了办刊方针与原则。她邀请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瀚生、著名新闻工作者金仲华以及三十年代《新闻 通讯》的主要编辑爱泼斯坦参加筹办，并担任编委会领导和执行编辑工作。宋庆龄于1951年在上海中 国福利会主持召开的《中国建设》筹备会议上，确定办刊的五点纪要。其中主要的有“这本双月刊的 读者对象以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土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 对那些真实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这年，当她看到杂志 的创刊号出版时，立即给金仲华写信，指出；“但愿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 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在纪念《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的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中，她更系统地回顾和阐述了办刊的 宗旨和原则：“在1952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她从创刊伊始， 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 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

宋庆龄在指导这份对外刊物时，十分强调要保持自己的凤格，避免与其他刊物雷同。1958年有人 提出杂志要增加政治内容，但宋庆龄则提醒杂志要保持原有的风格。当时周总理很重视宋庆龄的意见， 于当年11月1日请齐燕铭传达他的批示：“总理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 意。总理的意见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内容，如 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

这本刊物在宋庆龄与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主要对外国广大 中间读者；以人民团体的刊物身份出现；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善用事实说话，内容丰富多彩，文章 通俗、图文并茂，办得生动有趣、有亲切感，以更好地对外介绍新中国的变化。

在《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她经常翻阅新出版的杂志，并不时给编辑部领导写信，提出评价和 改进的意见，使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得到新改进。她要求“使杂志内容显得百花齐放，丰富多 彩”。她甚至对加强杂志的发行工作都很关注。她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我们应该 利用一切可能和可以利用的方法来开展工作。”“必须仔细考虑在宣传促销领域我们做什么，如何去 做。”

宋庆龄直至晚年仍然关注这份刊物的发展。1980年《中国建设》中文版的创刊可以说是她光辉一 生中最后的事业。由于家庭的、历史的原因，她对海外华人、华侨怀有特殊的感情，对祖国统一大业 萦怀不忘。这与孙中山的理想感情是完全相同的。1980年4月10日当杂志社向她报告要增出中文版 时，她高兴地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在同年10月的创刊号上亲笔签名题词。在她给《中国建设）写的这 篇文稿中，她引用孙中山早年赞扬华侨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的话，而后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中文版将 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

1981年3月12日，宋庆龄在病中还给《中国建设》编辑部写了一生最后一封信，其中仍然提到 “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益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喜欢阅读的刊物”。 宋庆龄在生前亲自为这份刊物撰写了一批重要文章，据统计约有30多篇，有阐述党和人民政府重 大决策、政策，介绍我国各方面发展、变化，介绍我国外交政策和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等内容。如 《人民的友谊与和平》（1954.1）、《第一个五年》、《福利工作与社会主义》（1958.6）《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6）、《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1979.2）等。

四

宋庆龄有关新闻传播的基本思想。

首先她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在社会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她在继承孙中山革命思想原则中，很 注意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必须唤起民众”。她在1925年著文回顾孙中山的反帝斗争时就介绍当时 孙中山之重视“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而唤起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进步的新闻传播与斗 争。1932年，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新闻界同仁和民权保障同 盟盟员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我认为一个坚强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 很多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进步的新闻传播的重要作用其力量在于 它是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宗旨，并构成这种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庆龄在回顾当年创办“保盟” 得《新闻通讯》时说的：“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解释在新中国 成立以前的战斗岁月中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的力量的消长， 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她的文章就是在“参加中国解放斗争所讲所写的”。当 年在艰难的斗争中，她千方百计为报刊写文章，向新闻界发表讲话，以及广泛联络国际进步记者和自 己指导创办的报刊，都是为“真理效劳”，为民族解放和正义事业而奋斗，去冲破敌人的舆论封锁，向 人民大众以及国外朋友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去唤起民众，去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正义事

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

我想说的，琪货可居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