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君乐酒店电话:朱成虎是朱德的外孙吗？

朱成虎是朱德的外孙。他的父亲叫刘铮，母亲叫朱敏。朱敏是朱德的女儿。刘建（朱成虎）自幼在外祖父朱德身边，受到外祖父的宠爱。后从母姓，改名朱振武，又改名朱成虎。
朱德最初给刘建改名朱振武，寄望他长大成为一个优秀军人。杨尚昆和朱德两家是邻居，据杨尚昆回忆，三年困难时，朱德的伙食较好，这外孙总是抢爷爷（朱德）的好菜，勇不可当，杨尚昆笑曰“这孩子将来必成一虎”。朱德就给这个外孙改名成虎。据朱敏回忆朱成虎与朱德的祖孙关系：“孙子（朱成虎）不愧是他（朱德）膝头上长大的，有着天然的心灵感应，能破译爷爷每个眼神。朱成虎自幼若对爷爷有所求时，善用”烟雾弹“和“迂回战术”。文化大革命时，朱敏的丈夫刘铮去了“五七干校”朱成虎也下放东北农村插队劳动，四人帮倒台后，朱成虎回到军队，后来一直在军队中，一九九五年成为大校，后来升为少将，任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英等国从事客座研究，曾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国防大学外训系主任。研究生导师，台湾问题研究中心领导小组成员，国际战略问题专家，现任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曾多次主持或参加军内外重大研究课题，著有《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当代美国军事》等多部学术专著。

应《北京青年报》【知情者说】栏目之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前夕，记者在北京长城脚下的一座军营里采访了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建大校，听他讲述了与爷爷朱德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从中不仅感悟到深受人民爱戴的朱德元帅伟大而平凡、崇高而淳朴的人格风范，也看到了他感人至深的情感世界。

■刘建口述■周燕采访撰稿

我身边珍藏着一张我最珍爱的老照片。那是1955年夏天，爷爷抱着我在北戴河海滨拍下的。饱经风霜的爷爷体格健壮、精神焕发，乐得合不拢嘴。爷爷怀里的我，无忧无虑、稚气娇嫩。真正的故事却在照相之后延伸着。

爷爷抱着我走向无边无际的大海。看着海水一浪推着一浪，听着海浪拍打着堤岸的巨大响声，我害怕极了，紧紧抓住爷爷的胳膊。当海水齐腰深的时候，爷爷试着把我放在海面上，我哭着叫着挣扎着，使尽全身的气力抱住爷爷的身体，直到用小牙死死咬住爷爷的肩膀……这一幕，被摄影师收进了镜头，纪录在反映朱德元帅生活纪实的影片《大海》之中。

■爷爷把迟到的父爱全都给了第三代人

我是被母亲从苏联带回北京的。1953年夏天，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了。我这个小生命在母亲腹中躁动不安，急不可待地要奔向祖国的怀抱。

对于我的降生，年近古稀的爷爷真是喜上眉梢：“就叫‘建建’吧！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

可邓颖超奶奶却说，她记得很清楚，我的名字最初是她给起的。我出生以后，邓奶奶到医院去看我母亲。母亲就请她给我起名字。邓奶奶说：“国家正在搞建设，就叫他‘建设’吧！”母亲便给我取名“朱建设”。爷爷笑着说，孙子外孙都一样，还是按照老祖宗的习惯随父姓吧！等我长大以后，邓奶奶一见着我，还是叫我“建设”。我想，不管我的名字是谁起的，它蕴涵着老一代革命家的厚爱。他们都希望我成长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我的母亲朱敏却没有我这么幸运。1926年，母亲在莫斯科出生不久，爷爷便回国参加北伐战争。母亲长到14岁，才被周恩来爷爷从成都找到，派人把她接到延安。两个月后，她又一次与自己的爹爹远别，踏上了去异国他乡求学之路。母亲来到莫斯科不久，苏德战争便爆发了。她在与一群外国孩子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夏令营时，不幸落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在充满死亡气息的孤儿院里，母亲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那天，她又成了纳粹的一名小囚徒，被送进德国集中营……

正在指挥八路军抗击日寇的朱总司令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爷爷从延安写了一封信寄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不想，两个月后，这封家书却因邮路不通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异常残酷。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爷爷对康克清奶奶说：“自己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直到1950年夏天，饱受法西斯折磨的母亲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比较多。爷爷是有名的孝子，也是厚道的兄长，当年他能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离不了兄弟姐妹的手足相助。解放后，爷爷感恩图报，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50年代初，呼地一下从老家来了十几个孩子。为了让自己的一双儿女安心工作，为人民尽力，爷爷还为他们每人抚养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说，爷爷把迟到的父爱几乎全都给了他的第三代人。

我和弟弟刘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几乎与两位老人形影不离。我上学之前，爷爷已退居二线。他用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除台湾、西藏、宁夏，他几乎走遍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当爷爷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视察访问时，人们常常会看到有个小男孩伴随其间，这个小男孩不是我，就是弟弟刘康。

三年困难时期，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了荤腥。爷爷年纪大了，厨师想方设法单独给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点的营养菜。我小时候很讨爷爷喜欢，虽然说话不多，却总是笑眯眯的。他老人家舍不得一个人把好菜都吃掉，总要给我留一些。疼归疼，爱归爱，爷爷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要求。我渐渐长大了，他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滑头滑脑的‘小泥鳅’！”

■爷爷鼓励我上山下乡当“猪倌”

爷爷身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生活却非常节俭，还经常带头劳动。我们家无论是住在中南海，还是后来搬到万寿路，院子里都开辟了一大片菜地。开春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带着我们一起种菜，萝卜、白菜、西红柿、豆角……应有尽有。

挖野菜，奶奶可是行家里手。每逢暑假或周末，奶奶就带着我们在中南海岸边到处挖野菜。荠菜包馄饨，包饺子；马齿苋拌着吃；野蘑菇烧汤，炒菜……不但味道鲜美，而且清香去火。三年困难时期，爷爷本人的基本副食供应国家还是保证的。但他考虑的是国家的困难，爷爷认为，自己种菜不仅弥补了物质供应的不足，还锻炼了身体，同时教育了下一代，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每逢到了农作物成熟的季节，爷爷还要带着我们到北京郊区去看收成。汽车行驶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一眼望去，金黄色的麦田无边无际，在微风的吹拂下翻起滚滚麦浪，爷爷真是喜不自胜。在麦田里，他竹杖布履、踽踽独行，摘下一穗麦子，在手里搓搓，又将麦粒放在嘴里嚼嚼，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有一次，我们在田间碰见几位看护庄稼的老农民，爷爷便坐在田埂上与他们攀谈起来。爷爷问，每亩收成多少斤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是自己的口粮？听着爷爷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一位老乡不禁疑惑起来：“我怎么看您老长得像朱德元帅啊？”爷爷酣畅、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我是在爷爷无形的教诲下走入社会的。他老人家身体力行地把我们融入到劳动和普通群众之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上山下乡、入伍当兵，和农工、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爷爷的良苦用心。

1969年，我初中毕业。16岁的我满腔热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去黑龙江双鸭山建设兵团插队。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你爷爷是朱总司令，第一元帅，哪个部队能不收你当兵！你为什么非要去农村插队呢？！”为此，母亲也有一些想法，认为我年龄小，去部队当兵可能更安全一些。

当我征求爷爷的意见时，老人家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中国是个农业国，七亿人口中，六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老人家支持我到广阔天地里首先上好第一课。

我来到双鸭山农场，当了一名“猪倌”。 我们连队的猪号（东北人对猪圈的称谓）里养了好几百头猪。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整天跟着老农工没早没晚地干。养猪和大田劳动不一样，特别是母猪产仔的时候就更忙了，我们一连几天住在猪号里。到生产兵团不久，我就给爷爷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在农场养猪的情况。没想到，我父亲在江西干校也当上了“猪倌”。爷爷笑了：“哈，哈，父子养猪，好啊！”他立即提笔，给我们父子每人写了一封信，让我们来一个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不要做“兵油子”要做真正的军人

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后，爷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一直到1971年才回到北京。1970年我入伍离家时，没有见到爷爷，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老人家很快回信了，支持我到部队锻炼。1971年底，部队领导考虑到朱老总年岁大了，派我回北京出公差，顺便看看爷爷，并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问候。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一见爷爷，我立刻行了一个军礼。爷爷惊喜地说：“我们的娃娃兵回来了！”爷爷当了一辈子军人，最关心的还是部队的情况。战士们在想什么？吃得怎么样？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我把在部队的情况一一向爷爷做了汇报。爷爷嘱咐我说，要成为一名好战士，不要变成“兵油子”。

爷爷所说的“兵油子”是指国民党老兵。打起仗来，他们枪口提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臂伸得最长。爷爷又鼓励我，当兵一定要从普通战士当起，和战士在一起，和基层干部在一起，又经过机关，再走上领导岗位，你看问题就更全面了。1973年，部队领导正在考虑我的提干问题。爷爷知道后说：“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再当几年战士，多锻炼锻炼对他有好处。”直到1975年，我才成为一名干部。作为一名军人，我有五年当战士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人们常常把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推崇为时尚：“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爷爷朱德，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中，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38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作为朱德元帅的孙子，人们经常向我提出“想不想当将军？”的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我的深入思考。

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时，问过我爷爷：“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

爷爷的回答简短而干脆：“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对于别人的质疑，我想，我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爷爷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每次回家探亲，爷爷总是饶有兴致地倾听我这个小排长的汇报。他最关心战士们在想什么，做什么？爷爷说：“部队打仗是靠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是靠官兵一致。”爷爷亲历了旧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这是他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得出的真谛。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大潮冲击着钢铁长城。我所在的部队，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是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我想，高科技时代，也要掌握带兵的科学，思想教育必须从新兵入伍开始。

与爷爷朱德一起生活的日子

1985年，我任副团长时，曾向团党委提议，组织宣传和军务部门，把每个新兵学习、训练、生活的情况编辑成录像片，派专人带到新战士的家乡巡回播放，再把家乡亲人的嘱托、父母的勉励带回部队。随着国家通讯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制定了“两分钟通话”制度，每逢重大节日每个战士都能和家乡的亲人通一次长途电话。为了方便那些家乡在边远地区的战士，团里派人到战士的家乡，把他们的亲人集中到乡镇，一个个地与自己的孩子通话。有些战士的亲人一辈子没有打过电话，在数千里之外，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激动得泪流满面……部队领导的殷切关怀、家乡亲人的衷心嘱托，像点点甘露滋润着战士们的心田。

30多年过去了，遵循爷爷的教诲，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现在，我担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爷爷的言传身教正是我不断迈向“真正的军人”的坚实阶梯。

■89岁的爷爷为家人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

1922年，爷爷到德国留学之前，已经是战功赫赫的护国名将。护法战争失败后，军阀混战。在茫茫黑夜中，爷爷感到迷惘。“五四”运动的爆发，使爷爷看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断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上海，在闸北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爷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没有答应爷爷的入党要求。他的冷淡态度使爷爷感到绝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去欧洲寻找真理。

在德国哥廷根，爷爷学习社会科学和哲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由周恩来爷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过去的一切，爷爷重新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但是充满光明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9岁高龄的爷爷又一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勉励自己，激励后人，他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普通人，脚踏实地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工作。

报考教育专业是母亲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萌发的念头。特别是当她观看了纪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的坚定志向。从此注定了她勤勉重教的一生。母亲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爷爷对她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母亲在教育战线工作了30多年，1986年离休后，又与几位老同志一起创办了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十几年中，她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白内障，使她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她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十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八万多名既有军人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合格毕业生。爷爷忠诚坚忍、宽厚踏实的品格，不仅传给了我们的母亲，也传给了我们第三代人，我和弟弟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兄弟五人都是从普通一兵做起，脚踏实地地迈着人生的每一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工作。每逢清明节或爷爷的生日、忌日，我们全家都要到八宝山为爷爷扫墓。通过缅怀先人，把爷爷伟大而平凡、崇高而淳朴的人格风范传给我们的后人。

这些年，江西井冈山、爷爷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爷爷建立一座纪念陵园。20多年了，爷爷却一直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当我走进庄严肃穆的瞻仰厅，总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里安息着彭德怀、陈毅、贺龙、罗荣桓、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刘亚楼等许多开国将帅。站在爷爷的遗像前，我仿佛感觉他老人家仍在统帅着千军万马。每当我静静离去的时候，里边好像又响起谈话的声音，好像爷爷正在主持作战会议，又好像大捷之后，将帅们在欢庆胜利，谈笑风生……

真正的将门之后朱德的外孙——朱成虎少将

不是,朱德孙子是朱和平

朱德元帅的外孙是刘建，不是朱成虎，两人不是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