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格式转换MP4: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需要认真抓好。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目前城乡差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应给予高度重视。

　　具体来讲，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2004年，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也还维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二是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特别是，即使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三是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四是城乡消费差距。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五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

　　邱晓华分析认为，城乡差距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为了迅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赋、低投资等办法，将农业剩余强制转为工业积累。同时，还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村居民排斥在城市和工业化进程之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国民经济被人为地分割成农村和城市两个封闭的系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要素流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整体向城市倾斜，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依然是“多取”、“少予”；农村改革滞后于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又产生和积压了一些新矛盾和问题，城乡结构总体上仍处于较为严重失衡的“不和谐”状态。

　　邱晓华指出，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要，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缩小城乡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因此，充分认识现阶段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非常重大。

　　邱晓华建议：一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二要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为指导，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三要为农民工进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四要不断深化土地、金融等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邱晓华最后说，缩小城乡差距世界各国也大都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目前，中国政府作出的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从机制、体制改革入手，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完善政策，并落到实处，城乡差距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睦、城乡协调的新格局一定会实现。

这是政策导致的。

这是政策导致的。
回答者：缩头龟 - 魔法师 四级 5-24 21:04

您的看法过于片面~
城乡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过家也在不断的努力缩小这一差距~

[景天魁]: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怎样判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对于收入分配这个与每个人都利益攸关的问题，要根据客观事实和社会舆情做出审慎的判断。我们认为，目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

[景天魁]:第一，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2004年，我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专题组，到六个省市做收入分配调查，感到在全国，不论东中西部，不论干部和群众，对收入差距之大议论很多，对分配秩序之混乱相当不满。我们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连续几年高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前列。

[景天魁]:第二，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过程，如果从1985年算起，已经持续20年了，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到目前为止，差距拉得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差距从1985～2003年的18年间快速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景天魁]:尽管去年中央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0元，但城市人均收入增加900元，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从地区差距看，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公务员的工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差别也太大。

[景天魁]:第三，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美元，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尽管我们国家还不算富裕，国防、科技等领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过去强得多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物质基础。

[景天魁]:第四，尽管人们对收入分配这样的敏感问题难免有不同认识，但到现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还是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例如，大家都认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搞平均主义，再吃“大锅饭”；适当的差距不仅对保持发展的活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应该也不必要造成市场规则的扭曲；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步子要稳妥，不应该也不必要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动荡。

以上各点表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所需要的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条件确实已经基本齐备了。

[景天魁]: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切入点

虽然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还是可以选择相对便于操作、议论比较充分的事情入手：

第一，公务员工资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财政出资；人员比较整齐，差别比较单一，主要是职务和级别差距；机制比较单纯，不直接由市场调节。可考虑尽快着手理顺公务员工资关系，逐步地稳妥地实现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景天魁]:在原则上，比较一致的思路是：扩大职级差别，缩小地区和行业差别；扩大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部分，缩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补贴；增加透明度，加大审计和舆论监督力度。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现在已成事实的差别，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技术问题，关键是体制问题。要大力加强中央权威，尽快结束自行其事，谁有钱谁发的局面。

[景天魁]:第二，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国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其实税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调节收入差距，缓解初次分配中难免出现的社会矛盾。

[景天魁]:第三，整顿在政府服务、司法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相当泛滥的创收活动，逐步用合法的、规范的制度代替不合法的权宜之计。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不该引入市场机制的，就不能推给市场。随意搞创收，搞乱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景天魁]: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途径。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还很有限，再分配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在现行体制下得不到社会保障的社会群体。根据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的研究，建议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应该以“基础、整合”为目标。所谓“基础”，就是尽可能降低门槛，尽可能扩大覆盖面，可以允许有获益多少的差别，但要防止财富过分向少数人集中，不允许只有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不获益甚至受损那样的悬殊差别。所谓“整合”，就是应该把社会保障看成一个整体，注意各种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功能互补和整体联系。

[景天魁]:三、关键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当然要解决获利多少、损益失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以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够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以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以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心里感到充实。

[景天魁]:这样的机制非常之多，例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等。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市场机制，依靠这套机制，我们实现了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增长。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我们要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一套社会机制，利用这套机制去调节收入分配，就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更不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杀富济贫”，而是社会建设。

[景天魁]:一个合理的、文明的和谐社会不就是我们人人都孜孜追求的吗？这样的社会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去主动地调整包括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利益关系的。现在，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中华文明一定能够在21世纪续写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黄孟复]:现在请索丽生委员发言，李利君委员准备。

索丽生：民盟中央常委，水利部副部长。

[索丽生]: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党中央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发展目标，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索丽生]:当前，我国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新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凸显。据调查，2004年全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47，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比较严重；按劳分配在GDP中所占份额近十多年来持续下降；劳动者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平均工资近十多年几乎没有增长；劳动关系失衡导致近两年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社会保障体系漏洞较大；教育机会不公、安全事故较多、罢工及上访等事情时有所闻，等等。所有这些社会不和谐现象，均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索丽生]:民盟中央认为，改革过程中，局部失衡很难避免，长此以往则不利于稳定，也有悖改革初衷。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地享受改革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促社会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始终将改善百姓生活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核心，尽快重建政绩评估体系，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索丽生]:第一，尽快确立科学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仅看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更看重所在地区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否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社会保障是否覆盖到所有人口、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是否得到普遍改善、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是否达到较大份额、当地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各种群体上访事件是否减少等，以此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这些指标集中反映了百姓生活的改善程度，是社会和谐的客观标志，更是检验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能力高低的标准。

[索丽生]:第二，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的格局，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在社会分化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是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谐相处的基本因素，也是影响消费进而制约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应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并按照这一原则尽快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层次上理顺整个收入分配关系。

[索丽生]:第三，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现阶段的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如在领取工资人数大幅增长情形下，工资总额所占比重不升反降3个百分点。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89年的15%多下降到2003年的12%多。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建议国家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农民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调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彻底打破行业垄断，使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国家利益在效率原则下实现合理分配。

[索丽生]:第四，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明确承诺政府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并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需求。财政分配是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再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在国家财力从2000年1.3万多亿元增长到2004年2.6万多亿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4%上升到20%的基础上，对解决各种百姓生活问题，政府负有更大、更直接的责任。

建议针对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和再分配环节公平不足的现状，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百姓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

[索丽生]:从速确立公平、均衡的国民教育观，尽快出台确保教育机会公平的政策。同时制定社会、企业、个人等投资教育的优惠政策，利用财政专项拨款、失业保险基金、再就业基金等开展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受教育机会不公和城乡居民家庭教育经费负担日益沉重的现状。

[索丽生]: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应当实现“十五”计划承诺的占财政收入15%～20%的目标，并保障在“十一五”期间持续上升到25%左右。在扩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迅速完善制度和扩大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调节劳资关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各种公共福利事业以共享发展成果。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社会保险制度长期试而不定的做法。按照中央与地方分责制原则，建设社会保险法制，真正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定型和强制性全面覆盖。同时，加速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低收入阶层的援助力度，引导发达地区不失时机地发展公共福利事业。

[索丽生]:针对城乡居民看病难、负担畸重的现实，需要国家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我们建议：在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方面，国家应有具体措施，确保向城市社区与乡村倾斜，尤其是乡村所占份额应当力争有较大幅度提高。在完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放开医疗服务市场，在确保公立医院能够承担市民基本医疗服务的条件下，鼓励民办医院与私人医生的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应当走官助民办的发展道路。

[索丽生]:在乡村则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同时整合资源，增进福利性，五年内真正改变乡村医疗卫生民办化的格局，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政府还应当强化对药品流通环节和医疗服务、医药价格的干预与调控，让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统筹城镇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各种补充医疗保险及农村合作医疗，在公平理念指导下争取在“十一五”末能够使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使13亿中国人普遍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 实行城乡分治理,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文规定,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因此中国的广大农民拥有了不光采的头衔 盲流,城乡分治的结果一方面是大中城市的人口保证了就业,稳定,另一方面是城市与农村斩短了血与肉的脐带关系,并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向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化.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外,我国在建国时期,为了保证工业的发展,开始将资源 政策 向城市的工业倾斜,并对农村的粮食价格和城市的工业产品价格实行了剪刀差@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先改革的并不使农林行业,而使工业,和城市的基础设施.80年代 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有拉近《的可能性 但是遗憾的是 由于中央政策的原因,使得乡镇企业在短暂的春天后迅速枯萎(可参考当时中国银行对乡镇企业的政策) 还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收益主体,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大中城市里的人,中国广袤的农村,占人口八成的农民却没有从中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另附; 可参看《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报告》 以及 我向总理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