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解释四全文:求助！什么是服务型经济啊

——访北京市委党校张勤教授

张勤，1948年生，北京市人。现任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学会政策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领导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行政决策和领导科学领域。先后主持与参加4个国家课题、4个省部级课题的研究。独自撰写或者主编了《行政决策论》、《行为选择论》、《行政谈判》、《服务型政府》等20余本著作，发表了《从悟性文化向契约文化的转变》、《现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及趋势》、《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执政能力解析》等数十篇文章，曾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在20余年的教学工作中，先后系统讲授了逻辑学、行政决策学、领导科学。近10余年来，曾应邀到20余省市讲学，赴境外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您好，在1997年您就撰写了专著《行政决策论》，此后曾陆续发表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三个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等学术成果，一直关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研究。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什么？

张：首先应该明确，“服务型政府”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概念，是我国地方政府依据国情和行政变化的实际能动创造的新概念。

目前，我国对什么是服务型政府，还没有以学术共识为基础的严格界定。据我所知，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的观点有四种：一种观点认为它主要体现为服务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革新，强调从行为方式和技术方法方面改变做法，由以往的低效、官僚主义改为亲切、方便、快捷的服务；第二种观点认为它是政府职能结构的调整，强调从政府职责方面改变工作重心，由以往的生产建设型政府及工作中的“全包”，改为分别由市场负责提供商品，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政府性质的重新定位，强调按照趋势和形势的客观要求，从体制与机制、法律与政策、理念与思维方式、职能与职责、领导方式与管理方式、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由以往的革命管制型，改为现代依法行政的服务型。我认为刚刚提到的这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可取之处。具体地说就是，第三种观点理性、深刻，触及到了根本；第二种观点重点突出，触及到了关键；第一种观点关注操作，触及到了百姓人人感触的行政细微之处，也是衡量服务型政府建设成败的标准。第四种观点完全不同于前三种，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提法非但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而且把政府简单地概括为“服务型政府”，容易窄化人们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全面认识。

我是赞成“服务型政府”提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几点：其一，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懂得了为尊重人权和维护人性进行斗争，我国则由于封建历史的漫长，致使人本管理的历史极其短暂，“服务型政府”的明确提法，有助于矫正行政管理中浓重的政治控制色彩；其二，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大背景的，“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服务型政府”的明确提法，有助于将错误的“官”与“民”的关系颠倒过来，使国民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层面，都能建立彼此平等的关系；其三， “服务型政府”的明确提法，有助于人们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积蓄文化能量，从而借重“服务型政府”概念孕育的文化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政治文明的进步。既然我国与他国有着太多不一样的历史和经历，国际社会文化中没有能够反映我国客观情况的概念，我们就不妨可以来一个创造和传播。但是，一定要严格规定“服务型政府”的涵义，明确它的基本特征，不使人产生误解。

记者：服务型政府的特征是什么？

张：关于服务型政府特征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概念的笼统容易引发争论和误解，明确的特征描述才容易于使人形成共识。我认为，服务型政府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一种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诩管理“子民”的政府；是一种“以公谋公”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官本位的政府；是一种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和“权治”的政府；是一种高效能的政府，而不是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的官僚主义十足的政府；是一种廉洁的政府，而不是贪污腐败习气成风的政府。

尽管如此，我国至今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还只是一个描述性的界定，人们对它的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因实践短暂还缺乏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它已经快速、准确地反映了执政主体、执政环境及人们对政府认识所发生的变化。

记者：认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只要服务而没有其他”这种观点错在哪里？

张：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只要服务不要其他”，“服务型”意味着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全面履行其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具体地说，政府秉承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行事，坚持只要对人民有利的，该监控的坚决监控（如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等）；该监管的依法实施监管（如维护市场统一、公平交易和维护国民正常的生活秩序等）；该服务的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如建设环境、扶助弱势群体、方便国民的生活等）；该社会自管的协助其增强自管意识、自管能力和健全自管机制，待其可以实行完全自管时及时撤出。如果简单地放弃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职能，只是提供服务的做法并非“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的，不仅无法有效地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推动企业市场入位，协助社会自我管理归位，反而有可能破坏现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记者：怎样认识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张：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了利益觉醒和利益泛滥，而利益觉醒又否定对精神的崇拜和对政治的狂热，法治和公共管理又否定利益泛滥，从而一步一步地把“物本位”、“官本位”等陈腐观念边缘化，历史性地把维护人权、人性等作为现实的管理任务提到了政府面前。此外，以平等、公平、公开、崇尚规则为基本特征的市场文化，又是对权治文化的否定，以多元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潮流，又是对集权政治传统的否定，以契约理念、崇尚法治为基本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又造成了对臣服理念的否定，而所有这些都不可阻挡地把国民推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所以说，提出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我国未来政府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是贯彻党的根本宗旨的需要，是构建政府职能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实事求是地说，历次政府的机构改革都不能尽如人意，政府职能的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您认为原因何在？

张：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根本原因却只有两类四种，一类为直接原因，也就是利益原因和体制原因，二类为间接原因，也就是经济原因和认识原因。

首先是关乎利益和体制的直接原因。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这都会极大地触动官僚阶层的切身利益。对于利益，不同财产和地位的人追求和维护的方式及程度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让公务员运用减少收入或者失业的方法，主动地推动机构精简和人员缩编，运用减少既得权利或者改变习惯的方法，主动地更新行政方式就显得内在动力不足。此外，官员的权利如果多数是由上级直接给予的，而不取决于民，那么为人民减少负担、为人民提供方便而精简机构和缩编人员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很困难。

其次是关乎经济和认识的间接原因，即问题的深层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发达，依赖具有独立公民品格的国民素质的成熟及社会自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有个框量，经济基础维护稳定和追求发展的需求小受阻力，至多会引起企业家和国民对上层建筑的议论，到了旧有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时候，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

记者：请您结合实际来谈谈构建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张：第一，要建立科学的、有国民基础的、便于操作的绩效评估体系，并将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及时地公告于民，请人民决定未来政府的命运。第二，有效提升国民素质，令国民有足够先进的理念、知识、方法和能力，对于现政府的工作给予公正的、现代的评价，从而避免国民对文化指标、长远指标的忽视，特别应当注意不要运用民主的刀具施手术，把政府变成为庸俗的民粹主义的政府。第三，以公民为中心，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为基础，把行政体制、机制的建设法制化，把政府及其官员行政行为的规范舆论化，把社会中的组织关系和人际关系诚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