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国际组织:康乾盛世的兴盛与衰败的原因

兴盛的原因：

1.清初统治者勤奋与谨慎。在政治上，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笼络人心，争取大多数汉人的合作。与朽败、贪腐、黑暗的晚明社会政治相比，晋中之窗入关的清朝代表著希望和新气象，清军不仅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还受到群众特别是士绅阶级的欢迎。尽管有剃发、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但是晋中之窗迅速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实行“满汉一体”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治经济政策，这些都极大地赢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2.采取适宜的民族统一政策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清初的国家机构还带有关外满族人简明廉洁的传统，军政机构精干、高效。清初的晋中之窗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就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献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晋中之窗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

衰败的原因：
1.乾隆的虚荣心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晋中之窗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晋中之窗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清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
2.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晋中之窗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晋中之窗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疆域辽阔，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发展阶段。
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之治。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 即清朝高峰时期。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开基创业并达到盛世好比爬上坡，清朝为此历经几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连续奋斗，才迎来康乾盛世的伟业。但在进入盛世之后，清政权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奢靡贪腐之风兴起且越来越甚，导致很快由盛转衰，并在内外打击下越滑越远，直至最后灭亡。清朝走过的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的历史轨迹无可置疑地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走向灭亡。今人当从清朝盛衰演变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清朝以少数民族崛起于关外而后入主中原，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社会经济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康乾盛世。但是就在国家鼎盛之际，统治阶级放弃了文治武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骄。而奢侈必然导致贪婪，骄傲必然走向懈怠，最终因贪婪而腐化，因懈怠而落后，使盛世如过眼烟云，很快滑向衰落。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刮得英勇无敌、剽悍善战的八旗子弟成为挥金如土、战则必败的败家子；也使原来简洁高效的官场变得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文治武功俱废。结果是清王朝因腐化而衰败懈怠、落后挨打，最后在不间断的外国侵略和内部变乱中彻底覆亡。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反映了腐败消解国家统一意志和前进动力、导致社会灾难和王朝倾覆的不变真理。

　　清朝的兴起与康乾盛世的鼎盛

　　清初，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足以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清朝的兴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从顺治到乾隆前期的统治者推行了较为得当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其中清初政治的简洁廉明是清朝兴起和迈向盛世的关键因素。

　　清朝于关外白山黑水之间的崛起强盛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创业史。从努尔哈赤起兵（1583年）到建立后金政权（1616年），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从建政到入关问鼎、底定中原（1645年），也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清朝以区区十几万人的少数民族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兴起并君临中原，得益于其精兵简政、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和威猛善战的八旗兵，即所谓“马上得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能使统治很快臻于治境，出现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的康乾盛世，则主要依靠清廉高效的政治体制、适宜的民族统一政策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因为是“小兵临大国”，清初统治者保持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勤奋与谨慎，也充满了新兴力量的勃勃生机。在政治上，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笼络人心，争取大多数汉人的合作。与朽败、贪腐、黑暗的晚明社会政治相比，入关的清朝代表著希望和新气象，清军不仅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还受到群众特别是士绅阶级的欢迎。尽管有剃发、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但是清朝迅速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实行“满汉一体”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治经济政策，这些都极大地赢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清初的国家机构还带有关外满族人简明廉洁的传统，军政机构精干、高效。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就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献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一个不那么追求奢华、排场的最高统治层，其工作效率和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统治机构的精干使政府开支可以大大减少，清政府可以实行轻捐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人民的负担也得以减轻。清初统治者目睹了明末战乱连连、生灵涂炭的惨象，亲身经历了创业建国的千辛万苦，深知创业打天下的艰难，因此他们能够兢兢业业、清正廉洁、励精图治。

　　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清代人口从1651年的6000万增加到1691年的1亿左右，1761年达到2亿，1801年达到3亿（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另据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人口占世界总数的35．5％（（美）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实际上这时清朝已经走向衰落，如果以179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比重还要高得多。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清朝社会财富和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丰富。1777年（乾隆42年）国库存银多达8182万两，成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见证。

　　清朝入关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进入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在清初100多年的持续上升和繁荣时期，清朝战胜了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清朝的国力和声威也达到鼎盛。一个空前广阔、统一、繁荣、强盛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腐败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著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著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著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时，随著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著国家机体的健康。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即是贪污腐败的总根子，他们惩贪，实际上借机“宰肥鸭”，乘机大捞一把，其结果无异于纵贪。这些大案要案不过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和□在乾隆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故当时有民谚称：“和□跌倒，嘉庆吃饱。”

　　当时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乾隆还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不听劝谏。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乾隆，劝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赵尔巽：《清史稿》卷109）。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

　　在这种只听好话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

　　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到乾隆中后期，随著政治腐败而来的是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清初的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和满族因种种优渥与特权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辈威猛凛凛、英勇善战的气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原来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夸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清朝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败也日甚一日，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内部腐败的侵蚀下，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 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 16页)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90页) 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
盛世辉煌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团》)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 两。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 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 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 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吴敬梓：《儒林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辩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 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 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 )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楼主看了上面的一定也快吐血了．我简单的说几句吧！
1＼乾隆早年重视人才，比较清政廉民．还具有创新精神，
2＼中年之后开始希里糊涂．注重”安全防事故”，拘束自身，不敢作为．
3＼文字狱太多早成后期局势动荡，人心背离．贱（没有写错字）人当道．
4＼历史必然（乾隆不比前人，却身高自傲）
5＼江南旅游奢侈浪费．

寂寞的朋友，现在有点晕了吧。楼上的洋洋论文，阐述了“清朝的衰亡”的道理，是否能再阐述一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葡萄牙、西班牙、包括英国“衰亡”的道理，要不再论述一下古罗马、古埃及。其实，原因很简单，规律如此，老子早告诉原因了，“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不信，再过几百年看看美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