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思想的格式:朱熹哪个朝代的？他是谁？哪位仁兄帮帮忙！谢谢了！

朱熹是明代人.

朱熹的生平:

中国人有一个喜欢神化伟人，为伟人制造光环的传统。所以，大凡伟人降生，总会出现吉祥的征兆。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在雷电晦冥之夜梦与神遇，且见蛟龙于其上，因而怀孕生下刘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朱子的出世，则与吉祥的紫气相联系。据说，朱子诞生的那一天在朱氏故居婺源老屋的一口井中，突然升起的紫色雾气不断上升，在天空中凝成一片美丽的彩云，直到朱子降生才慢慢散去。这口预兆着吉祥的古井，后来被人们称为“虹井”，至今安静地躺在婺源县城稠密的民宅之中。婺源将产生一位文化伟人的征兆，早在朱子出生100年前就曾被人道破。在婺源县城外的芙蓉山上，葬着朱子的四世祖母程氏夫人。一天，有两位世外的高人路过此山，刚进山口，一阵扑鼻的香气袭来，令两人好生奇怪。其中一人说，此山风水极佳，100年后葬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后代将出现一位绝代佳人，并成为皇后，因为他闻到了胭脂的香气。但另一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闻到的是翰墨香，100年后此人的后代将有一位圣人出现。果然，100年后诞生了程氏的四世孙朱子。后来，朱子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亲往芙蓉山祭扫四世祖母之墓，并种下24棵杉树。现在程氏夫人墓完好地保存着。朱子手植的古杉现存16株，也早已长成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了。人们为了纪念朱子和那个美好的传说，把芙蓉山改称为“文公山”。这些玄得有点离奇的传说，当然是不足为据的，但幼年时代的朱熹即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探求真理的热情，恐怕并不是后人的虚构。朱熹4岁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片沙洲称为“画卦洲”。

尤溪，位于福建的腹地。朱松曾在这里任县尉，后寓居于此，并生下了朱熹。朱松的原籍为古徽州婺源。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望族大姓。被朱熹尊为一世祖的朱坏，在唐天佑中（904－907）率制史陶雅之命，领兵3000戍防婺源，就此定居，后来被任命为掌管一方茶政的官员。但是，这个家族到7世孙朱森手中时，已彻底败落，一蹶不振。朱森的儿子朱松靠刻苦攻读中举出仕，入闽为官，并最终落籍于福建。

朱熹的幼年是在战乱的烽火中渡过的。父亲朱松被战火驱赶着东躲西藏，几次丢掉官职。后来又因反对秦桧的主和政策受到打击而彻底丧失了仕进的前途。于是，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朱熹身上。他用严格的儒家教条管教儿子，要把他训练成一个饱学的大儒。朱松深受二程（程颐、程颢）理学的影响，他和李侗都师事于程颐的得意门生罗从彦。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早年游学京师，学为举子文，刻意于词章之学。宜和5年（1123年）以后，从学于罗从彦，始闻河洛之学。从此尽弃旧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幼年的朱熹就是在父亲理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他八九岁时就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不间断。当读到《孟子·变秋章》时，弄懂了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就是要下功夫，不罢休地去做事情，就能成功。于是慨然发愤于自己的为学求知。10岁那年，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熹不自胜，以为圣人亦易做”，从此确立了以做“圣人”为榜样的人生目标。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因积劳成疾，不幸壮年病故，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朱熹母子。

朱松临死前并没忘记托付自己的后事，尤其念念不忘的是爱子的学业与前程。他在病榻之上对朱熹说：“籍溪的胡宅、白水的刘勉之、屏山的刘子翚，这3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学问是有渊源的，为我所敬畏。我就要死了，你应把他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唯其言之听。这样的话，我也就死无遗憾了。”同时，他致书刘子翚，以妻、子相托。朱松死后，刘子翚把朱熹母子从建瓯接到五夫里，拉开了朱熹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幕。

到了五夫里以后，朱熹进入刘氏家塾受学于三先生。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而良好的全面的儒家教育，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先生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不时地将佛、老思想灌输给朱熹。儒、佛思想的搀和与混糅，是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儒学的衰败和社会的动乱，使无可奈何的知识份子们纷纷向佛、道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与出路。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下，三先生喜好佛、老，将儒学与佛、道相糅合，并把这种充满了禅机与玄理的儒学传授给朱熹，也就不足为怪了。朱熹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佛、道影响，曾使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沉湎于佛、道的经典与禅师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但这也为他日后融儒、释、道为一体，建立新儒学准备了条件。

1147年秋天，建州举行“乡贡”。考官蔡兹在一群考生中发现一位考生的“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断言，此人“他日必非常人”。这个考生，就是 18岁的朱熹。

第二年朱熹再中进士，3年后（1151年）授佐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踌躇满志于齐国平天下的壮志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中止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他在谋求学术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在同安上任前夕，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的“同门友”李侗。李侗与朱松曾一同从师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与李侗相见并拜其为师，决定了朱熹学术思想由儒、佛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从此，一个以振兴儒学为目标、以接嗣道统为己任的朱熹出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活剧。

1162年，主和派的皇帝高宗赵构宣布退位，支持抗金的孝宗赵继位。这位新皇帝很想有所作为，所以登基不久即下诏书求直言。朱熹似乎从这位新君主的身上看到了抗金救国的希望，所以积极响应号召，上“对事”言政，提出了三点振兴朝纲，恢复中原的建议：一、“帝王之学不可不熟讲”。二、“修攘之计不可不早定”。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就是要求赵以儒家的道统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南，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国家之大政策，以整顿朝纲、选贤用能为革除弊政的突破口，以期富国强兵，抗击外侮，恢复中原。在这一“封事”中，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初露端倪，并表现出坚决强烈的主战反和思想。

此后，朱熹多次为朝廷所征招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但他志不在为官，故屡次辞命，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史书上说他一生在外做官的日子加起来总共只有9年，在中央政府仅仅40天。但即使在这短短的9年中，朱熹的政绩也是卓尔不凡的。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恰在这一年，南康军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朱熹在领导这场大规模的赈荒救灾中显示出卓越的行政才干。他那周密细致的救荒措施、敢作敢为的办事作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终于使陷于绝境的一方灾民脱离了苦海。史书上说他“全活甚多”，而人民则称誉他“政声报最惟清白”。朱熹在做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益的改革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救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弊。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总不忘建学校、兴教育、聚徒讲学。在知南康期间，他修复了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学规。在书院正式开讲的那一天，他亲自为学生讲课。每逢休息日，他总是到白鹿洞去，与学生们一起研讨论辩，答疑解惑。64岁时，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不久，他即着手重新修复岳麓书院。据记载，朱熹白天处理政务，尽其辛劳；到了晚上，则与书院的学生们讲论学术，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的讲学由于切己务实，切中时弊，又亲切诚恳，使听讲的学生们很受感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为三湘士子问道学经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光绪善化县志》卷11）

此外，朱熹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每一处，他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他必整顿县学，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熹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一生。如果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熹理学之路的开始，那么在这以后的40年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中有几个重要的关捩与环节。

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这是朱熹辑录程颐、程颢二人与其学生“所见闻答问”之书。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朱子由佛、道杂糅而入于儒之后，首先着手整理二程的遗文、遗训，其用心良苦。二程之世距朱子的时代已有百余年之久，他们的言论、著述已有不少为后人所窜易。朱子认为，理学开山祖们的心传之要已受到歪曲，“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朱子年谱》卷之一下）所以，振兴理学必从在其根本开始。他强调，读程子之书，“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1170年，朱子41岁，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诸子学问大进、著述丰收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著《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他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寒泉精舍著述几年思想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巧。这本书后来成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教课书。

1194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玫愧集》卷26），赵扩采纳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宋代的侍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其任务就是专门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论经义，备顾问应对。显然，这是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把朱熹招致麾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装修门面。所以，当朱熹一旦以皇帝之师的身份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主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熹是个好多管闲事，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为“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离朱熹入宫侍讲仅40天。

朱子在侍讲期间曾数度上疏言政。他主张限制君权，反对近习干预朝政，反对大臣专任己私，反对君主专断独裁。这不但引起皇帝的反威，更引起了以裙带关系入主朝政并专横独断的野心家韩胄的不满。由此引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朱熹及其学派为主要攻击对象的政治迫害。

1196年12月，朱熹被削职罢官。他的学术被斥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熹以为道学者戒。朱子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罢官流放。朱子的著作遭毁禁，一时间黑云压城，时论汹汹。1197年，又置《伪学逆觉籍》，其中宰执4人、大臣44人、武臣3人、士人88，共59人被列入黑名单。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朱子显示出一个纯儒处乱不惊、超然物外的大无畏精神。1194年，他从京城退隐福建建阳，卜居于风景如画的考亭，并建成竹林精舍（后名沧洲精舍），照旧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当有人告诉他，朝廷正严道学之禁，并有人上书要求杀害他时，他一笑了之，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朱子年谱》卷之四下）同时，他依然潜心著作，笔耕不辍。在罢官回乡到去世的短短4年中，他完成的论著有《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集传》（未全部完成，后由蔡沈补完）、《楚辞集注后语、辩证》。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一代文化巨人朱熹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光辉的理论思维之路，带着遗憾和屈辱，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留下的遗产确是一首永远不死的人本主义的颂歌和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理学文化之路。他的学说、思想、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特殊价值。

韩胄死后不久，朱熹即被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谥曰“文”，并从此被尊称为“朱文公”。1227年，理宗下诏书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自此以后，朱熹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他的著作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他的画像被列入孔庙受到祭祀。

（1130——1200）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
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
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一、自幼勤奋好学 立志要做圣人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
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
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从朱熹的家世来看，其祖辈世代做官，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其家族在
地方上很有名望。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
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是朱熹之祖父，
“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不到20
岁就中进士，授建州政和尉，后来“因召对，称善，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
嗣后在吏部做官，他曾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最后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
波阳）。未赴任，“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喜欢研究历史，“取经子史传，考其兴
衰治乱，应时合变”。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是罗从彦的学生，学习过杨龟山（时）
所传的河洛之学，其著作有《韦斋集》12卷，外集10卷。但朱松在朱熹出生的那年
就失去官职，只好以教学为生，家境比较困难，更为不幸的是，当朱熹14岁时，其
父就去世了。年少的朱熹，只好遵照遗嘱的安排，依靠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过日子。
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
经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比其他方面更为卓著。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
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
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做官
40天。可见，其仕途坎坷，很不顺意。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这个
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
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
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朱熹在学习上的勤奋用功，可以从《年谱》的记载中得知一二。据记载，当他
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决心
“以铢累寸积而得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中庸》第二十章中的话。其
原文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
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
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
强”。这段话是指导人们做学问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谓“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地
汲取各种知识；所谓“审问之”就是学习过程中须详审察问，把不明白的问题弄清
楚；所谓“慎思之”就是指思考问题须在慎字上下功夫；所谓“笃行之”，就是要
把所学的东西认真付诸实行。《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讲的学、问、思、辨、
行本来是学习和实行圣贤们的学说和道德规范。但作为一般的为学方法来看，上述
要求对我们是具有借鉴作用的。朱蕉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就
是因为他能够按照这个途径和方法去实行。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某自十六七时，
下功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凭地硬著力去做，自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
是吮了多少年苦读书。”（《年谱》卷1）、由于学习上进步很快，他在18岁时就考
上建州乡贡，19岁又考中进士。取得进士资格以后，朱熹继续勤奋读书。24岁时，
朱熹竞徒步数百里，求学于当时著名理学家、他父亲的同学李侗。公元1160年，正
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
生。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心于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李
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
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年谱》卷1）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并且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
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
朱熹年轻时，读书的范围十分广博，除四书、五经外，对先儒的书乃至诸子百
家、禅、道《楚辞》、兵书、史书无不涉猎，并且还吸取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他
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

二、仕途生涯多艰 做官清正有为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 22岁，官授左边功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
为主簿。他在任职期间，主要是认真为封建国家催收赋税，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
他纠正了当地贫民因“贫不能聘”而行的“引伴为妻”的陋习。他还积极搜集藏书，
在同安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并以《周礼》、《仪礼》
和唐、宋礼制为蓝本，绘制了礼仪、器用、衣眼等图，教授学生习用。此外，也协
助当局镇压过一次饥民暴动。
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
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
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
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
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
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
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
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
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
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
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
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
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朱蕉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的任务虽然
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但又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公元1178年，他知
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就在上任的那年，南康发生灾荒，朱熹发布了
《劝谕救荒文》，劝导富裕之家要同情和救济他们的佃客，“务令民食”，应将余
粮以公平的价格和足够的斤两开卖给农民，不使有“流移饥饿之患”。同时要求农
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不要离乡流亡。若有不轨，“定当追捉”。他又竭诚
上奏，恳求朝廷免征星子县的税钱，并要求上级拨支钱粮修复该地长江沿岸堤防，
用以工救饥的办法缓解口粮问题。自此以后，朱熹得出经验，认为要安抚百姓，使
他们不犯上作乱，就必须恤民。公元1180年，他又上《封事》，请朝廷“恤民”，
“省赋”。
公元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浙东
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去四方察访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
其风采”（《宋史》本传）。经过察访，朱熹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因受残酷剥削和灾
荒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凄惨现象，同时得知一些地方官的贪赃枉法行为。为此，他
大胆奏劾了绍兴府一个官员偷盗赈救饥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实，又弹劾了衢州守
臣李峰隐瞒灾情和谎报政绩的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朱熹发现当朝宰相王淮的
亲戚，吏部尚书郑丙和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
虐，蓄养亡命，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诸种罪行之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连续
六次上疏弹劾，终于逼迫王淮撤去了唐仲友的官职。与此同时，他又雷厉风行地下
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还惩罚了一些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在浙东任上，朱熹也
上疏要求孝宗“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粢之本”，诏谕户部减免欠税，
撤去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宋史》本传》）以期达
到“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的目的。
公元1189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后，便“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
减轻总制钱四百万”（同上），在漳州任期内，他又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
求核实田亩，绘图造册，为什么要行经界？这是因为一些贫苦农民的田产早被官僚
地主兼并，造成了“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田产被人夺走，税额仍在失去土地
的农民头上，使“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税
计不足之患”（《文集》卷21，（经界申请司状》）。这种情况，不仅贫苦农民深
受其害，而且给国家造成坐失常赋，出现“岁计不足”的财政困难。故朱熹认为，
若能“正板籍”，核实业户田亩，实行“随亩均产”，则既可减少佃民的痛苦，又
可增加政府的收入。然而，由于这种办法有损于豪民利益，因而遭到了大官僚地主
的反对，未能实行。
上述事迹，说明朱熹在各地作官期间，表现了他的卓识远见，能够不畏强暴，
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也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
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这虽然是为了从根本利益上巩固赵家王朝的统治，但比起那
些昏庸腐败的官员来说，却显示了朱熹的正直和远见卓识。但也应指出，朱熹作为
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农民相对
立的，因为他最恨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
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

三、力主推行理学 竟遭落职罢祠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加
之他在政治道路上举步艰难，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
却表现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
“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
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
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
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
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年谱》卷2）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
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
私督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
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同上）这次上疏，虽
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不过，他并未就
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
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
本传）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
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
修明军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此《封事》达于
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
兼崇政殿说书。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
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
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
“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
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
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
得专任己私”。（《文集》卷14，《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
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本传）。这更使宁
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
心从事讲学著书。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囗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接
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
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
“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
《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
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
《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
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
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
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陆鹅湖论学 理学殊途同归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
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朱熹
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
为“理”的体现。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
的认识。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
觉得它大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他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
“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
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
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
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
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我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
会”。
会议开始，陆九龄首先发难，作诗表明观点：
孩提知爱长知亲，古圣相传只是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朱熹听了一半，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
船了也。”辩论开始，陆九渊再用一诗和陆九龄以表白自己的观点：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大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陆氏兄弟把他们的为学之方标榜为“易简功夫”，而讥笑朱熹的治学之道是
“支离事业”。陆学是从“心即理”的宗旨出发，认为朱熹的“泛观博览”和“即
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是支离烦琐，不切实用，因而主张“切已自反”，“发明本心”，
这就是他们的“易简功夫”。实际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方法。
朱熹听了陆氏兄弟的诗，很不高兴。会议进行了三天，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
好不欢而散。事后，朱熹批评陆九渊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若认得一
个心了，方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便
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语类》）这个批评对陆学来说，真是击中要害
了。
鹅湖之会虽然只辩论“为学之方”，但也涉及两派在心物、心理关系上的分歧。
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过“泛观博览”和“格物致知”而达到对理的认
识；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张通过向内用功“发明本
心”去达到对“理”的体认。
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继续进行辩论。主要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
歧。朱熹讲“无极而太极”，强调“无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说明“理”是形而
上的，贯通万物的根本。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形上
形下。在陆九渊看来，太极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不承认心
外有道。因此，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
“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通过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的辩论，充分表明：在本体
论上，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他
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从治学目标上看，他们都是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
据。对这一点，后来黄宗羲做了正确结论，他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
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原无有背于圣人。”（《宋元学案·家山学案》）总之，朱、陆在学术上的分歧，
不属于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归。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
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
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
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
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
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五、倡办文化教育 重建书院学规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
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传播
儒家的道德文化，但也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
学术发展的作用。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
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下面主要介绍一下
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的事迹，以窥见其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
一斑。
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
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
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
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知南康军时，
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
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特为
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诲诱不倦。
从朱熹的学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基本精神上看，主要是按照圣贤
的教导要求学生。第一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为“五教之目”；第二条：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第三条：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
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第四条：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
“处事之要”；第五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
物之要”。这些学规的内容，完全在于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它总结了孔孟以来儒
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因此，这个学规就成
了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
名书院之一。然而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
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文集》卷100）。朱熹来此之后，虽然政务烦忙，
仍积极抽出时间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
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
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
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这说明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
付出了很大的力气，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一处
著名的高等学府。

六、阐义理之奥秘 集理学之大成

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体系，它是以研
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从研究方法上说，理学不同于
过去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的“汉学”。故人们又称宋代开始的义理之学为“宋学”。
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来看，理学是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
种新的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
张载、罗钦顺、戴震等人，也有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二程、朱熹、陆
九渊和王守仁等人。人们一般所说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和陆王之学，因为无
论程朱或陆王，都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这是宋明理学的主流。
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赵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
鉴于唐宋藩镇割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五代
史》卷16）的历史教训，为防止再度发生“臣弑其君”和“以下犯上”的事件，经
过北宋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艰苦营造，才建构了理学这样一种学术思潮，它萌发于晚
唐的韩愈“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论”，奠基于周敦颐、邵雍、张载，初创于程
颢、程颐兄弟，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基本思想大致如此。
（一）健全理本体论，阐发义理之奥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
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
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
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
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
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
卷70。下引此书简称《文集》）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
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
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
概括。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
他说：“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下引此书，简称《语类》。）

朱熹哪个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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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 （《宋元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元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 。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时，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大学章句》），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子“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缉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考经刊误》、《考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艰苦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些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朱子新学案》）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朱熹，字元晦（1130—1200），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生于尤溪县。14岁时父病逝，寄居崇安五夫。19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他一生为官九年，先后担任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湖南潭州知州、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焕章阁待制、侍讲（皇帝的老师和顾问）、知福建漳州等职。庆元六年（1200年）十一月初九，逝世于考亭，归葬于建阳唐石里（今黄坑镇）大林谷。

他一生刚正不阿，无意仕途。平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是我国继孔孟之后的一代宗师。如果说孔子是中国早期儒学的权威代表者的话，那么朱熹则是中国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著的书被元、明、清三朝代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收；他的哲学观点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长达600多年时间；迄今仍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朱熹（1130～1200）

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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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