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标仪表管的执行标准:达斡尔族的由来和民族发生的重大史实和民族风俗

据说按照DNA测试，说他们是契丹人后代。

　　根据一份资料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达斡尔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具有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民俗文化。达斡尔族民俗是达斡尔族民众把日常生产生活中处理具体事宜的实实在在的观念和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模式化的特点，为人们世代承传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发展而发展变化。在清代，达斡尔族已经形成了建立在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基础上的民俗文化，其中既保留有古老的民俗内容，又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增进的内容，具有综合体现融汇农牧渔猎经济因素的民俗文化特色。这在众多的民族中是少有的，是达斡尔族对人类民俗文化的独特贡献。到20世纪初，居住嫩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族仍然较全面地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其他地区居住的达斡尔族，由于受居住地域环境及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虽然也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但已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与经济状况的民俗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达斡尔族民俗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在此，根据我们并不翔实的调查材料，对于达斡尔族民俗在现代的承传和变化作粗浅的论述。

　　一、达斡尔族民俗的承传变化的状况

　　（一）生产习俗及经济发展情况

　　据我们在莫旗、扎兰屯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方调查，达斡尔族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多种经营的经济特点，形成了以农为主的经济。在此以莫旗腾克乡特莫胡珠村、莫旗西瓦尔图镇双龙堡村、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为例。

　　特莫胡珠村地处偏僻，是很典型的山区之村。1997年村里有103户，475人口，其中达斡尔族90户、鄂温克族4户、蒙古族3户、汉族6户。在三四十年代，村里达斡尔族从事多种经营，种地、狩猎、放排、制作大轱辘车到呼伦贝尔草原上换马。而我们所了解到的，这里不放排有30年了，不制大轱辘车有20年了，不用大轱辘车有10多年了。

　　1982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这里已经以农为主，发展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向。1982年全村有耕地面积4000亩，生产队有2台拖拉机、150来头匹牲畜。到1997年，村里地多的人家一户就有一百多垧（1000多亩）耕地，是过去一个生产队耕地的数量。全村有耕地面积4万亩、大牲畜300头匹、山羊一百多只，有95%的人家有奶牛，半数以上的人家养马，主要用于骑乘。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是黄豆，占耕种面积的80%多，其他有小麦、玉米、谷子。全村有大型拖拉机16台、小四轮拖拉机40多台，有播种机等配套机械。70%至80%的耕地用播种机，翻地也有机械，只有趟地时使用牲畜。大多数人家不用牲畜种地有十来年了。过去生产队时，粮食不够吃，好的年头每人能分上360斤粮食，多数年头是吃返销粮。现在家家卖粮。人均收入达到一千五六百元。

　　这里仍然保持着园田种植蔬菜、玉米的传统，但种植烟叶的人家明显减少。原因是很少有人收购烟叶，中青年人吸烟卷的多。种植烟叶的人家也是一次种植够用两三年的烟叶，隔年种植，或买别人家的烟叶。

　　双龙堡村伪满时建村，当时就以农为主，同时有牧业、放排业。1997年有58户、264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1户、汉族7户。有耕地9470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989年的13.5亩，增加到1997年的近36亩。在六七十年代，仍然种植荞麦、稷子等传统农作物。到1982年以种谷子、玉米、小麦显主，少量种植稷子、荞麦、燕麦。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开始转向主要播种黄豆。1997年全村黄豆种植面积占耕种总面积的90%。有小四轮拖拉机32台、大型拖拉机1台，种地基本上是机械化作业。该村从1984年开始使用除草剂，1990年已经普遍使用。1986年以后很少用牛马耕地了。该村1983年售糖20万斤，1996年售粮近200万斤。

　　1989年该村有120多头大牧率。1997年有47头牲畜，其中7匹马，其余是牛，其中奶牛80多头，基本上每户都养猪，平均每户两头猎。过去家家种黄烟，每家出售几百斤黄烟。由于销路变窄，从980年代以来已基本不出售黄烟了，黄烟种植逐渐减少，1997年全村只有五六家种植。1996年、1997年，村里有两三户人家开始种菇娘（植物名称），亩产可达120多斤，效益比较可观。

　　巴图村是40年代初由齐齐哈尔地区迁移来的达斡尔人建立的。当时就以农为主，同时从事狩猎、制造大轱辘车。1997年全村有278户、1167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7户、210人口。全村耕地9866亩，黄豆播种面积占70%，玉米占10%，葵花占5%，还有白瓜、甜菜等。80年代，黄烟曾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每户平均种植一亩黄烟，单产达六七百斤。自1990年以来，黄烟销路减少，现只有少数人家种植。全村有310头牛，其中146头奶牛，还有221匹马、770只羊。牲畜还较多地用于耕地、拉车。全村有40户人家有小四轮施拉机，有配套的播种机、自动犁，占总户数的14%。

　　以上三个村生产的基本情况，反映了大兴安岭东麓达斡尔族的生产现状及生产民俗的变化状况。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达斡尔族经济已经由传统的农牧渔猎多种经营经济，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

　　2．达斡尔族农业经济本身也在实现历史性转变。首先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其次是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大。

　　3．在以农为主条件下牧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相应发展。各地养畜头数都有增加，出现了养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的大户。养畜业的发展具有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农牧结合的优势，应当成为达斡尔族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经济作物更是有利于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所不可缺少的。

　　（二）服饰习俗

　　达斡尔族有着穿长袍、皮服的习俗，传统服饰在用料、式样、装饰上都有自己民族的风格。直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族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传统服饰。到70年代，老人们仍然穿长袍，人们穿狍子腿皮做的“其卡米”（靴子）。当时达斡尔族妇女做的“其卡米”很有销路。而到90年代，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平常时已经没有人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了。据我们了解，在达斡尔人中，还保留着给已故老人穿民族服装作为寿衣的习俗。除此以外，传统民族服装已经成为存放于箱柜中的“文物”。

　　随着这些年来民族文化活动受到重视，达斡尔族服装也在继承中得到了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在各级文艺演出中，只要是表演达斡尔族歌舞，演员都穿上达斡尔族式服装。舞台服装经过专业人员设计，在服装的式样、风格、色彩、装饰方面，都更加突出民族特色和审美艺术性，增强时代气息，此传统服装有了改进、发展。二是体育服装。以莫旗的达斡尔族等民族青年组成的共棍球队，在参加比赛和表演时，穿颇具特色的运动服装。三是礼仪服装。参加各级人大、政协等重要会议的达斡尔族代表、委员等，在会议期间总要穿上民族服装。在莫旗等达斡尔族聚居地方，在一些礼仪活动中，经常有主持人员和服务人员穿民族装。四是群众文娱活动服装。在群众民族舞蹈表演、娱乐活动中，参加者们穿民族服装。在莫旗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式表演、敖包会表演中，参加者们穿的达斡尔族服装式样、色彩之多，达到一个高峰。上述这些表明，达斡尔族服装已人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转向主要应用于民族文化和民族风采的展示。这种展示蕴涵了人们对于民族服装标识作用的理解和民族文化的回归。

　　（三）饮食习俗

　　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中的主食有稷子米、荞面和燕麦米等，以肉、牛奶、蔬菜和采集的野菜为副食，品味多样、很有民族特色。20世纪以后，白面、小米、玉米进入了达斡尔族的饮食生活。这些主食与传统饮食相汇的饮食习俗基本上保持到70年代。

　　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20年来，达斡尔人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变化。白面、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大于小米、玉米等，已构成主食内容的转变。在农村，有相当数量的达斡尔族人家出售自家生产的黄豆，然后购买白面、大米，成为主食来源的转变。在发生上述两个转变的同时，传统饮食习俗也在得到承传达室，以其特有的风味受到人们的流连和喜爱。传统的用鲜、酸牛奶泡饭、做“托古列”（牛奶煮面片）、做“昆比勒”（柳蒿芽）等野菜，吃传统的烩菜、“音得森·努瓦”（菜末）、“瓦日勒·拉里”（初乳粥）等都仍然保留着。在农村里仍有一些达斡尔人少量种植稷子、荞麦、苏子（紫苏）。

　　在烹任设施方面有了改变。虽然很多人家还保留着大锅做饭的习惯，但新建住房都设多灶、小灶，用小锅、炒勺做饭、做菜。在夏季，个别人家也像城里人那样用液化气做饭，用电冰箱贮存食物。在特莫胡珠村，1997年已有十几家有电冰箱、冰柜。

　　（四）居住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80年代初，大多数达斡尔族农牧民的住房基本上保持了传统习俗。这期间建的住房沿承了土木结构、传统样式。有所改普怕是房子的南墙用砖垒成，或用瓦盖屋顶，在窗子上安装玻璃。实行改革开放20年以来，达斡尔族的村落、院落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了原有格局和面貌。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达斡尔人的居住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住房的建筑上，一是改变传统住房的内部结构。一些人家拆掉原住房的北炕或南炕。拆了北炕后，摆上组合家具，仍以南炕为尊。拆了南炕的人家，则摆上写字台、电视柜。有些人家在室内搭建火墙，改变了冬季单靠火炕、火盆取暖的办法。由于不采用炕干的方法加工稷子米、荞麦，原来基本上家家都有的“额勒乌”（池式炕）已很难见到了。二是新建的住房已不再是传统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由过去通行的基本一致的结构转变为多样化结构。90年代以来新建住房大多数为砖瓦结构，房门开在正面、侧面和后面的都有，在侧面、后面开门的，都在门口外建门厅。室内间壁结构多种多样，多在北屋设厨房、物品库、浴室，南面是起居间、客厅。虽然室内仍为长者搭火炕，但年轻人已在使用木床、铁床，采用火墙或土暖气取暖。在双龙堡村，58户中有14家为砖瓦结构住房，5家为一面砖住房，均不是三面大炕的结构。在巴图村57户达斡尔族中住旧式三面炕住房的只有四五户。

　　在村落成员构成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土匪强盗侵扰，为生计投靠亲友等原因，传统的以“哈拉”、“莫昆”（氏族组织）成员单一结构的村落中，正迁入其他“哈拉”、“莫昆”成员。到目前，虽然原建村居民的后代仍较多地留在其村落居住，但是大多数达斡尔族村落已经成为有多数“哈拉”、“莫昆”成员共居的村落。村落为某个“哈拉”、“莫昆”所属的观念正在淡化。同时，其他民族成员在达斡尔族村落中落户，以及达斡尔族居民在其他民族村落中安家的情况也较多。如特莫胡珠村原是鄂嫩哈拉建立的村落，现在已增加有莫日登（孟）、敖拉（敖）、苏都热（苏）、郭博勒（郭）等哈拉的成员，并有鄂温克族、蒙古族和汉族居民。双龙堡村51户达斡尔族中，约有一半是建材的莫日登哈拉居民，其他是别的哈拉的居民。

　　（五）交通习俗

　　达斡尔族的传统水上交通工具有木槽船、木板船，在江河浅水、缓流处设渡口、在小河上架桥。陆路交通工具有爬犁、滑雪板、骑马、大轱辘车、单轮推车等。其中大轱辘车最为常用。它曾经是山区、草原上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的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农村牧区生产队里有了汽包车、拖拉机，但大轱辘车仍是使用最多的车辆。到80年代中期，在莫旗已很少有人使用大轱辘车，个人家运输以小四轮拖拉机为主。改变了单靠畜力运输的状况，开始以机动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1997年，特莫胡珠村已有16台大型拖拉机、40网台小四轮拖拉机、4辆吉普车、8辆摩拖车。莫旗腾克乡提古拉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全村只有两台大型拖拉机，47头牛。1997年全村58户人家已有22台大型拖拉机、56台小四轮拖拉机、8辆吉普车、2辆东风汽车。双龙堡村58户人家有32台小四轮拖拉机、7台摩托车。该村从1995年到1997年三年投资15万元修建了通过村外的5公里公路。村里一户达斡尔人家自买面包车搞客运，往返于双垄堡村至莫旗政府所在地尼尔基之间。莫旗西瓦尔图镇小库莫村71户人家有小四轮施拉机32台、大型拖拉机9台、吉普车2辆，有一户达斡尔人家搞客运，往返于卓洛尼村至尼尔基之间。

　　（六）文化生活习俗

　　达斡尔族民间有着举办歌舞晚会、讲故事会、古典文学译说会、开展体育、游艺等活动的传统，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比较丰富。直到六十七年代，在一些达斡尔族村中仍有人讲民间故事、举办传统歌舞晚会，少年儿童进行传统的玩“哈尼卡”（纸偶）、剪纸车马、打曲棍球、山上放爬犁、下围棋等活动。随着一些民间艺人的过世，人们现代文化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目前达斡尔族文化生活的格局已经有了变化。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也有新的文化生活内容的增加。

　　1．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

　　在农村牧区开展讲民间故事活动大致延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近年来达斡尔族村中已没有讲民间故事的活动，也没有人译讲满文的古典文学了。个别会满文的老人也读满文书籍，但只是个人的文化兴趣了。我们在西瓦尔图镇的双龙堡村、小库莫尔村了解到，现在村里在春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等节日时，人们仍组织相聚在宽绰的人家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主办者还准备瓜子、糖块、饮料。有时，邻近村屯的达斡尔人也互相邀请到自己村举办舞会。1992年我们在调查中，正逢并观看了莫旗库如奇乡举行建党71周年文艺汇演，其中有几个节目是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和民歌演唱。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还开展了达斡尔民间舞蹈培训活动。他们在节假日举办歌舞晚会，不仅有本乡的牧民参加，附近巴彦托海镇的达斡尔族群众也赶来参加。

　　打曲棍球是达斡尔族的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乡村青少年中仍广泛开展，90年代以来大为减少。1974年，莫旗成立了业余男子曲棍球队，1976年转为正式队。经国家体育部门的重视，达斡尔族古老的曲棍球运动成为我国的一项正式体育项目，填补了空白。达斡尔族地区成为我国现代曲棍球运动的发源地。从1978年到1997年，该队代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队在参加30次全国比赛中，夺得22次冠军、8次亚军、6次精神文明运动队，并多次代表国家队、包括队员参加国家队，参加国际曲棍球比赛和访问比赛。1982年，由该队10名运动员参加的国家队在第一届亚洲杯比赛中夺得第三名，国际曲坛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该队的老动动员退役后，分别被几个省、市体委聘请为教练员，为国内曲棍球运动的发展再立新功。1980年，莫旗成立了以达斡尔族姑娘为主的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为我国女子曲棍球事业的兴起，起到了开创作用。

　　目前，在各地达斡尔族举办的敖包会等节庆活动中，都有打曲棍球的项目，也举行摔跤、赛马、拉棍、比颈力、下围鹿棋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表演。

　　2．文化站活动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走访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他们在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达斡尔族农牧民文化生活的发展趋向，即从民间自发组织向专门机构组织转变，由几种活动内容向具有丰富内容转变，由传统方式向现代趣味转变。

　　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成立于1981年。1984年建有土木结构的站室。1987年建起了250平方米砖瓦结构的站室。该文化站由上级拨包干经费，1991年为1万元，1992年1.5万元，1997年2.5万元，设活动室、阅览室、播音室。活动器材有手风琴、电子琴、二胡、吉他、架子鼓、扩音器、高音喇叭、照像机、音箱、台球、乒乓球台、五百多册图书、报刊等。该文化站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其内容有：举办舞会，跳交际舞和达斡尔族民间舞。办小学生绘画班和绘画展。1991年的小学生绘画展有58幅作品参展。举办业余歌手大赛，基本上是每年一届。1992年的第三届业余歌手大赛有15人参赛。1997年的歌手大赛有20人参加。举办展览。举办了香港回归、纪念毛泽东、邓小平的图片展、少数民族风俗图片展等。举办传统交通工具马拉爬犁比赛，赛程为10里地。举办畜牧业科技培训班。1997年培训的内容是草场改良、牛羊饲养与管理，听课牧民五六十人。1996年、1997年举办了两届文化节。在1997年的文化节期间举办了歌手比赛、达斡尔族民间舞蹈比赛、少儿歌手比赛、少儿绘画比赛、下围鹿棋比赛、曲棍球比赛。文化站还搜集民族歌曲，请乡里著名民间艺人那音太来唱达斡尔族歌曲，录了几盘盒式磁带。文化站活动的开展，继承发扬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牧民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推动全乡两个文明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在此以莫旗为例，可以大致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脉络。在莫旗，1954年设立收音站。1955年成立有线广播站。1956年广播站的喇叭延伸到各乡镇。1958年开始有达斡尔语、汉语播音的自办节目。1982年设无线广播。1984年建立电视台。1993年建有线电视台。1998年全旗已有电视差转台17座，有线电视台136座。广播曾在六七十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全旗15个乡镇通广播，入户喇叭9500只，有些村中有高音喇叭。80年代以来，广播的作用减弱，声像俱备的电视更为人们所接受。通过电视在偏僻的达斡尔族乡村也同样可以迅捷地了解天下大事，获得生产、科技、文化多方面的信息，享受现代文化生活。据我们调查，在腾克乡1995年开通有线电视，全乡电视普及率达到85%左右。特莫胡珠村103户人家只有几户没有电视机，多数人家是彩色电视机。双龙堡村1989年42户中有电视机28台，1997年全村58户已是家家有电视机，其中彩电占60%。

　　（七）民间信仰习俗

　　历史上达斡尔族民间信仰萨满教。萨满教以其神职人员被称为“萨满”而得名。它是以万物有灵思想为基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多神信仰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群众中影响很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对于达斡尔族的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已经大为削弱。但是，在农村牧区达斡尔族群众中，供神、请雅得根（即萨满）或巴格其（雅得根助手）跳神、求寸祭祀、祭敖包等不同形式的民间信仰活动仍然存在。

　　在特莫胡珠村，我们访问了一位从事民间萨满活动的人，他六十多岁。他说，在他幼年时村里有五六个雅得根，有男的也有女的。现在没有了。他自己不是雅得根，可以是位巴格其，时常被本村和外村的人请去进行祭祀活动。说是在村的西北山上建有神房，供奉“牛马王”，认为祭祀它对于村里的牲畜有益，并保风调雨顺。在该村，我们看到有的人家的园田里建有供神的小木房，在人们家里也能看到西墙上设置的神位。1997年7月19日，我们在特莫胡珠村赶上了村里祭敖包求雨。当时已有一个多月没雨，旱情严重。祭祀者们先到村南河边祭祀，而后到村西山顶祭祀，最后到村西北山后坡的敖包处，杀鸡献酒。祭祀之后大家用盆、桶从敖包旁的泉水中取水互相泼水。第二天上午11点，开始下起了大雨。

　　这种求雨祭祀活动在一些村中都有，人们认为即使是经求雨没很快下雨，也对避免雹、虫灾起到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