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达医院真的吗:关于《青春之歌》的解读或评论

近期，我读了杨沫所著的《青春之歌》，颇有感触，随笔记录下来。
在读此书之前，《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新月是我一直最喜爱的人物形象。她聪慧、美丽、纯洁向上，又带着一种惹人怜爱的淡淡忧郁。但当《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克制不住地欣赏她，喜欢她，甚至崇敬她。从对待世俗的超然冷漠到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道静生活中的一息息波澜在我的心中翻滚着，久久不能平息。
合上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道静不知不觉中代替了新月在我心中的位置。她不像新月那样宁静温婉，但确在无形中，将那个几乎完美的姑娘“比”下去了……
道静最动人之处，莫过于那种青年特有的热情力量，那种为实现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勇气。就是这种力量和勇气，锻铸了一个使人景仰的“女战士”形象，而不只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用个苛刻些的词——新月显得“狭隘”了。我不否认新月有强烈的事业心，但她只是凭着对心爱职业的向往而奋斗，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她的生活始终被各种琐碎的情感笼罩着，从来没有开阔自己的生命，最终还以热爱生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病态美离开人世……而道静不在腐化中沉沦，将一腔热血泼洒在革命的战线上……尽管在故事的结尾，她在游行中身负重伤，生死未卜，但无论结果如何，她都是光辉的，美丽的，因为她是为真理奋斗的先驱而不是生活的牺牲品。
《穆斯林的葬礼》文字优美，感情深挚，它之所以没能像《青春之歌》那样有一种很激奋人心的力量，我想，或许是由于它没有将生命的意义超脱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没有将人物小小的情感世界丰富到对生活、对人类的博爱。生命的意义何在？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答案自会有差异。但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总该对真理存在一种执着和热情，即便是没有保尔“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境界，甚至没有道静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至少，我们该学会欣赏生活，把自己生命的主旋律定格于健康向上，这样才能不为琐事所困扰！
有人批评现代学生的作文没有“气魄”。原因何在？我们的心是对小小的生活圈敞开的。现在翻阅自己的日记，我觉得自己是个很纤细的女孩子，心的纤细使得心思有些琐碎，这种琐碎也恰恰反映了我的狭隘所在，而正是狭隘，阻碍着我们手中的笔挥写波澜壮阔的诗篇。
也不能完全责怪我们。作为独生子女，虽说享尽了长辈的爱，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块失落的空白；我们的成长中溢满了爱，唯独没有将心放飞蓝天的记忆。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比上一代人更需要一种广博的、来自生命本身的爱，真的。
……
一部《青春之歌》，引出联翩浮想，也没有什么逻辑。况且，把《穆斯林的葬礼》盲目比较下去，可能是由于我的幼稚和浅薄，不能完全理解它情感的深沉和文字的精湛，正如我体会不了琼瑶小说的缠绵凄婉的感情。关于“狭隘”，我自己也是“狭隘者”，便不可能有什么高深见解。但我相信，在今后的成长中，多读好书，多亲近大自然，甚至也到我曾厌恶的都市繁华中看一看……见识多了，胸襟开阔了，总有一天我们能跳出生活的小圈子，让不再狭隘的自己站在另一个高度对生活微笑。

事实上，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依稀地，身上似乎还留有那个时代的伤痛。可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却离我们远去了。我们是健忘的。
可是，正如别人说，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能选择的。比喻：我们是怎样一个人，相貌如何，生活在什么时代，父母亲是谁等等。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权选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又是不能选择的，我们不可能都变成唐吉珂德去。
更悲观一点，苔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坏的星球上……”
我们依稀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段名言，可是我们对着那段名言却无言。
我是个易冲动的人，尽管在表面上看着很平静；我又是一个极易冷却的人，我希望的能和林道静一起，并肩走在北平的大街上，去面对着凛冽的寒风和闪着寒光的刺刀。但是我没有了信仰，我不会再像她一样，看见“中国共产当”几个字，就会象婴儿见了母亲一样，感到亲切和伟大，我们听贯了什么“当性”、“原则性”之类的话，对当，也是另一种感受。在《青春之歌》中我领略到了林道静对于当的真挚的依赖的象孩子见到母亲一样的情感；领略到他们那一群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热血的爱国之情；领略着那个动荡的、轰轰烈烈的时代的风云。一星期以来，每个晚上，我都沉浸在那个时代中。但是，毕竟，我还是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了。书看完了，我看了杨沫的再版后记。这一本书，它经过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文化达歌明的时代。它听取了众多的意见而改变了一点，增加了林道静在乡村农民运动中锻炼的七章，这表明了“歌明者要与工农商相结合”的歌明思想，也给整部小说展示了更广阔的天地。同时，林道静的思想发展、成熟之路也就更加合情合理。我虽反感增写的理由，但却还比较喜欢这几章。最喜欢的是开头道静和余永泽生活，和卢嘉川接触的一段，在狱中和林红接触的一段，写得很成功。可是后来，却很难理解一个成功的歌明者的真正的斗争和歌明的情节。这种内部的“左”和“右”的斗争，也许是因为某些人的批评，也许揉进了文革的一些影子，更也许，我自己天真地没有预料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杨沫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有太多责任的作家。作品不应该为历史去背上沉重的包袱。我欣赏的是那种“自由”的作家，他没有任何责任和工作的目的需要而去写作，他的作品就应该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感情，是他心底最强最高亢的呼声。杨沫的作品，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她毕竟写出了，成功地写出了一代人最壮美的青春！

　　作者简介 杨沫，女，1914年9月25日生，原籍湖南省湘阴县。原名杨成业，后又用名杨君默、杨默，早期文章还曾用过“小慧”的笔名，抗日战争后期名杨沫至今。杨沫出生在官宦家庭，13岁时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3年后因家道中落，半途辍学，在河北省香河县、定县等处教小学，后又在北京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这时期开始接触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阅读马列主义著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后，陆续担任报社编辑工作，曾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编辑和副刊主编。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工作一时期，1952年调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后转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63年起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兼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沫最早发表的处女作是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34），此后在抗日根据地写过短篇小说、散文、报道等，195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8年1月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1959年9月，《青春之歌》由作者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被认为是国庆10周年的“国产新片展览月”中最优秀的影片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笔耕。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开始创作，197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红红的山丹花》。198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第一部），1980年出版了《不是日子的日记》。1981年出版了，《杨沫散文选》。1985年出版《自白—我的日记》。最近又推出《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

　　内容概要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出身贫苦，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从小像个小狗似的成长。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非亲生母亲徐凤英，逼她嫁给胡局长，想把林道静变成她的摇钱树。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有一天，林道静在课堂，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课，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去投奔她的要好朋友王晓燕。王晓燕是和林道静同岁的高小学生，她父亲王鸿宾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晓燕现在已是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了。林道静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还险受一个日本人的欺侮。在余永泽的柔声哀求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无情，美丽的梦开始破灭。后来她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游行。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他知道的组织纷纷遭到了破坏，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将卢嘉川赶出家门，结果卢嘉川也被捕了。林道静终于明白了政治上分歧、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是自己欺骗自己，她终于和余永泽分手了。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她把卢嘉川临走前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备受鼓舞。她开始独立作战。她靠黑夜的掩护到大小胡同张贴宣传标语和散发传单。青年们看到传单深受鼓舞，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而敌人却非常害怕。戴愉又以革命者的面目骗取了林道静的信任，结果林道静也被戴愉出卖惨遭被捕。胡局长又一变为党部特务，亲自出面对她利诱恐吓兼施，她不为所动。敌人没办法就放了她，但被特务们监视着。这时她的朋友王晓燕和李槐英来到她的身边，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平安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几个月过去了，郑瑾介绍了一位叫江华的同志来到她这里，正当她苦闷孤独的时候，见到了江华，也就是领导纪念“三·一八”游行的革命同志李孟颙，林道静高兴极了。江华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又给林道静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教导她如何了解农民的疾苦，如何深入到农民当中去，组织农民站起来和地主老财作斗争。在江华的直接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麦收时农民抢收麦子。她向江华提出了入党的请求。江华鼓励她勇敢地接受党的考验，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江华通知林道静回北平。林道静按照江华的指示回到北平，去找郑瑾联系，没有找到。不久，林道静再次被捕。她拒绝在“自首书”上签字，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牢里她见到了郑瑾（真名林红）。林红的革命精神给了林道静和难友以巨大的鼓舞。林红被害后，林道静揭穿了女特务，开始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后来得知卢嘉川也被杀害了。此时，江华来到北平和获释的侯瑞开始营救狱中的同志。日寇占领北平前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由王鸿宾教授出面保释林道静出狱。林道静来到王晓燕家。王晓燕一家非常正直善良。叛徒特务戴愉正在欺骗王晓燕，而王晓燕一家没有认清他的本来面目，还把他当作革命者。在江华等人的介绍下，组织上研究了林道静的全部历史，考察了她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学生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由于戴愉的欺骗，王晓燕以为林道静是个叛徒，便不理睬她。林道静在北大遭到学生中的特务王忠等人的毒打。她毫不屈服，仍坚持斗争。在党的指示下，她和侯瑞积极争取王晓燕。他们以有力的证据揭穿了混在学生中的特务王忠等人，王晓燕开始醒悟了。叛徒戴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当林道静苦闷的时候，江华又带来了党的指示。林道静的态度更坚决果断了。她和侯瑞一个班一个班地去发动学生，及时抓住学生的苦闷心理给予启发引导，把学生都组织起来，几个系先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天早饭时分，江华冒着大雪来告诉林道静，市委决定由学联组织“一二·九”大游行。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由于发高烧，林道静没能参加“一二·九”大游行。“一二·九”之后的一星期内，党紧密地团结了各个学校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广大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到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来。于是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迅速扩大了。为了继续扩大“一二·九”的成果，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涌向正义的爱国之路，为了反对出卖华北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12月15日晚，党领导学联的负责人决定在12月16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再一次号召全市的大中学校来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江华连夜通知林道静关于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北大的工作他全部交给林道静负责。林道静整整奔忙了一夜。她、侯瑞和其他党员以及积极分子们，分头分工负责组织，终于在三四个钟头内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游行示威。一切组织布置妥当，她才作为一个游行群众奔向集合地。在游行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李槐英——这位曾经同情和帮助过林道静的女学生，后来不问政治，当了“校花”、“皇后”，可是，日寇的暴行，终于使她觉悟过来。王晓燕的父母全来参加游行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游行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

　　作品鉴赏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它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描绘了当时我国各类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所走过的道路。塑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他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们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学生运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卢嘉川把林道静引上了革命道路，而在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上，林红的坚强不屈、英勇顽强的精神，江华稳健、老练的工作作风对林道静最终能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培养了像林道静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而且以它崇高的目标，忘我的精神培养和熏陶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有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此外还有在学生中宣扬悲观情调、最后又禁不住敌人的引诱变成叛徒的戴愉；自私自利、平庸、狭隘的余永泽，他没有爱国主义的热血，整天死守着他温暖的小窝，对投奔他来的老长工，表现得非常冷酷，竟毫无同情心地把魏老山赶出家门，当他知道林道静跑出去送给魏老山三十块钱后，冷冷地讽刺林道静是拿他的钱装好人。还有思想空虚、贪图享乐、最后沦落为玩物的白丽萍。还有王晓燕父子，他们同情学生、痛恨国民党政府，但又书生气十足，以至被戴愉利用。作者用墨最多的还是林道静的形象。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她的母亲是被她父亲霸占了的贫农女儿，她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她心地善良，同情民众，憎恨她的家庭，反抗她的家庭，为追求自由离家出走，想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但是她虽然逃离了她家庭给她设置的网，却又踏进了余敬唐的罗网。她从绝望走向自杀的道路。北大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以“骑士兼诗人”的风度和温情体贴赢得了林道静的爱情。他们度过暂短的爱情生活，在许多实际问题上发生分歧。向往自由追求革命的林道静，终于认清了余永泽自私、庸碌、狭隘的本质，毅然与余永泽分手。林道静跨出了“爱”的小圈子，标志着她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这时期她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向往革命，并投身到革命。她张贴标语，撒发传单，单枪匹马地进行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党组织营救了她，把她秘密护送到定县农村。在这里，党又派果敢、机敏、干练的江华同志领导她工作。在江华的帮助和教育下，林道静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在狱中，她又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员林红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出狱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林道静终于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作者通过曲折的情节，细腻地挖掘林道静的内心世界，描绘了林道静的思想感情的发展脉络，真实而生动地揭示出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林道静的形象真实感人，栩栩如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最成功之处。

　　作品在结构上始终循着一条主线——就是以林道静的成长和行踪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由林道静带出各种人物。这样架构篇章，使得结构单纯，严谨而完整，也正因为这样的结构，才使得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丰实、饱满，生动而感人。同时这样的结构也很适应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作者以高亢激昂的旋律为爱国知识分子写下的一首青春的赞歌。作品自1958年1月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喜爱。人们对《青春之歌》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个由个人奋斗和反抗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
　　林道静是大地主林伯唐强暴佃户姑娘秀妮所生，母亲投河自尽后，小道静受尽了养母的百般虐待。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遇，既形成了她倔强、富于反抗、同情劳动人民的品质，另一方面，又使她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性。这一性格的双重色彩注定了她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林道静在成长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高中毕业后，养母将她作为摇钱树，逼她嫁给胡梦安作姨太太，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家出走。可是逃出虎口，又差点落入狼窝。不甘屈服，但又无力抗争的她，只得用死来反抗这个黑暗的社会。余永泽救起了她，并给了她一片温情的小天地，她也曾一度想从爱情中寻找幸福，可她很快发现自己又成了余永泽的“玩偶”。她因不满足这种被关在“鸟笼”中没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生活，而再次陷入痛苦之中。林道静的这段经历，不仅真实再现了3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痛苦处境，而且也形象地说明了，个人反抗是软弱无力的。
　　就在林道静苦闷彷徨之时，她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嘉川。他引导她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并逐渐投身于火热的斗争。日渐觉醒的林道静发现自己以前“好象个糊涂虫”，也使她进一步看清了余永泽自私、庸俗的真面貌。当余永泽赶走卢嘉川，导致卢被捕，最后牺牲时，林道静终于与他分手了。从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林道静在探求光明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曲折经历。这以后，她经受了一系列血的教训和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炼，尤其是女革命者林红的热情帮助，以及她那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她进一步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为人民，为革命而奋斗。她看清了自己思想深处存在的温情狂热，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自觉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中锻炼自己。在北大，当不顾生活的困苦，且忍受着同学们把自己当特务毒打的屈辱而积极地开展工作，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第一线的林道静出现在读者眼前时，人们怎能不为她高兴和骄傲呢？经过艰难的跋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终于成为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告诉我们：知识青年只有将个人命运融入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其青春才是最壮丽和辉煌的。
　　《青春之歌》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上，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典型，而且还通过林道静的成长，刻画了国难当头时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中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林道静的引路人卢嘉川、江华和林红；有民族危亡之时，名利熏心、整天想着个人幸福的余永泽；有开始倾向革命，但最终因贪图享乐而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的白丽萍。正是这些与林道静相互映照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立体地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前后动荡年代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为进步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青春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