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和丝锥的对照表: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因为“天”大，“天”的规律不可违逆，所以在“天”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的人类就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孔子认为，人类如果不能敬畏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规律，就会得罪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到这时候，即使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类与“天”相处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规律，掌握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自身谋福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天大地大，所以孔子对自然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如赤子一般，对大自然非常热爱、非常依恋，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关心生命，提倡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式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本人在钓鱼时就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鱼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在巢中歇宿之鸟。这样，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动物就可以繁衍生息，不致绝灭；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就可以永久保持，不致破坏。孔子这种“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行为和主张，是今天环保主义者的一个绝好样板。正因为孔子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还主张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充分地认识自然，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正确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

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孔子对中国的贡献是创造的儒家学术麻痹中国两千多年,中国人个个都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也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孔子还被冠以大圣人,试问何谓圣人,真是幼稚可笑.你们谁能说自己不是在自欺欺人?

孔子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质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
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
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
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
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历史书上有现成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