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怎么打日本电话:求篇文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研究

197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小康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邓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小康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小康”最早见于史册，是《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注：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戊戌变法前后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和党的经济建设路线密切相结合，二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结合，三是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结晶。
1.从1979年12月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小康社会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其标志是提出并形成小康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确定把翻两番定为奋斗目标。
早在60年代，党就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70年代中，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又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新时期的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延误，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后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经过20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重要统计指标，开始提“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页。）小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称“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和“小康的国家”。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邓小平还说：“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根据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番话并不是邓小平主动向客人介绍情况时讲的。邓小平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开始筹划两个十年翻两番的战略。邓小平说：“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页。）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在同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据此，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2.从1982年9月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小康思想的成熟时期。主要标志是小康社会思想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十三大把“分三步走”确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到更为宽泛的社会概念。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他曾经问省里的领导，如果江苏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社会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关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而且关心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问题，以及精神面貌的变化等未来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小康的含义由原来较单一的经济问题，拓展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概念。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讲“小康社会”。邓小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54页。）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提出我国的小康建设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讲话，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景、指导方针和政策，确定通过“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方针和根本政策，保证宏伟目标的实现。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小康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在讲到达小康的意义时，邓小平进一步说：“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邓小平这两次讲话，表明小康社会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较多地阐述科技进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法制建设、反对自由化，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等重要问题。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荣氏亲属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有了本世纪本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标志“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已经形成。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在该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一战略规划被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3.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小康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全面进入实践时期，主要标志是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确定把小康建设作为90年代经济建设的主题，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下个世纪前10年，我们“还是处于小康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解决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同时也为我国小康建设找到一条根本出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小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90年代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落实邓小平小康思想的基本实践。
三、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邓小平作为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政治领袖，虽然借用了小康这一具有儒家色彩的词汇，但他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却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绝不相同的概念。首先，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指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是一种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比较，甚至于和发展中国家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比较，这种现代化的水平都是比较低的。但它的最富活力和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都是最具有现代性的。第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诚然，用一般范畴来度量，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它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原则、调整社会集团利益所遵循的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国家政治制度和法权体系所规范的社会发展方向，都是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第三，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表述了一种人民群众所要达到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但又有比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宽泛的含义。作为一个最初只是替代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小康社会直接反映的是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作为整体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力量”。第四，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强调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并且常常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小康这一概念，说实现这一目标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邓小平的“小康”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指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一种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较高水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活状态。第五，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较低的阶段，一种过渡状态。以1980年为基点，把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个阶段三步走”的过程中的第二步所达到的水平；如果将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前半世纪划分为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达到的目标。所以，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概念。小康社会既是一个目标和终点，又是基础和起点。在没有达到这一终点之前，它是一个需要“雄心壮志”和经过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的目标”；当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当我们把它放在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审视时，这一曾经是相当宏伟的目标不过是一个平台和基点，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能够“接近发达国家”并与之为伍的基础和起点。
站在世纪之初，无论回顾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最后20年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小康”是一个在我国有广泛文化共识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华人世界和东方文化上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尤其是经过近代史上在海内外华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阐述和赋予新意，是一个能被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接受、认同的概念。邓小平能在同日本首相会见时提出“小康”，不仅表明邓小平对这一概念的认同，而且是因为日本具有和中国较为接近的儒家思想和东方文化。邓小平使用有广泛文化认同的概念，起到了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的作用。
第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是对我国发展目标的实事求是的调整。60年代党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较少考虑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或者，那本身就是产生于浪漫主义时代，由那些具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的领袖们提出的具有浪漫成分的奋斗目标。70年代中期中央重申这一目标时，这一差距更大了。过去，人们较多的是从现代化概念的性质和总体上认识问题，所以，它虽然也能起到鼓舞、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盲目性。1979年，邓小平较早地使用联合国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此之前，我们用工农业总产值），使我国的经济能力与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较为准确地找到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尤其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把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调整得更为科学和实际，是对我国70年代中曾经出现的“洋跃进”的纠正。
第三，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60年代提出现代化时，把现代化主要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所以用“四个现代化”来概括。到70年代中期，人们基本上还是囿于这样的认识。小康社会思想突破了仅仅从经济上看问题的狭隘观点，把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
第四，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是制定和形成新时期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在这样的大国搞建设，必须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所以，小康社会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是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是制定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半期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加之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地位，使这一思想从其形成初期开始，就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纲领，成为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
1979年底，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1980年年初，他强调80年代要抓紧工作，争取用两个10年实现小康。1981年，邓小平用“分两步走”即两个10年翻两番来表述其战略构想。1982年9月，两个10年翻两番就作为我国发展战略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中。1987年，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第一次全面和完整地表述“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同年10月就作为我国发展战略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中。1990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确定把奔小康作为90年代经济建设的主题。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中央提出把“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作为从1991年到2000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根据《建议》的规划和展望，到2000年，目前已经实现小康的少数地区，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多数地区，将普遍实现小康；现在尚未摆脱贫困的少数地区，将在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前进。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作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争取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原定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
在2001年春节团拜会上，朱róng＠①基总理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年3月，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又一次指出：“人民群众生活继续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论述制定“十五”计划纲要的重要指导方针时，提出“坚持把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保证人民群众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指出：“世纪之交，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理解“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我们从80年代末开始，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一个有10亿人口的贫穷大国，解决人民的吃饭和温饱，不仅对中国，即使就人类历史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1995年，我们提前五年实现了第二个翻两番目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小康目标就是生产总值翻两番。所以，90年代后期完全可以说，我们达到了小康。其次，我国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脱贫。中西部农村不少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距小康水平还有距离。还有，虽然，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但人均水平却很低。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不是靠前的。对于达到小康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小康生活也是有限的，不全面的，只能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以，我们必需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用新世纪第一个10年时间，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使人民群众能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
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距离有所缩

党的十五大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并将这个结论写进了修改后的新党章。事实已充分证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20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模式，确立了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本文旨在探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巨大意义。

空想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

众所周知，指斥私有制，主张公有制，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尤其是16－17世纪早期空想家的共同特征。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他们渴望找到实现平等和公正的途径和手段。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寻根探源，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是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使人道德败坏的根源，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因而是现实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几乎都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作为寻求社会平等、公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根本方法。空想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是私有制问题。他们认定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私有制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演化几千年的基本制度，不仅仅是滋生罪恶的土壤温床，肯定还有它社会生活理性的一面。人类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这说明私有制并不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障碍阻力。空想主义者只是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情况，因而断言私有制除了罪恶就是罪恶。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罪恶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原因。而私有制至多是导致这些罪恶的一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具体思考什么样的私有制会导致罪恶，更无法说明人类哪些罪恶是由私有制所造成的。因此他们幻想：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铲除了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可见，他们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理性的分析。且不说有关消灭私有财产的幻想如何能够实现，假使真的实现了，彻底公有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间的罪恶和堕落就会少了吗？

其次是公有制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倾向是崇尚和迷信公有制，把公有制k k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当作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向往原始共产主义，认为那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期，没有私欲，没有占有和争夺。他们以原始共产主义作为蓝本所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方案，都是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然而假使那种普遍的公有制真的实现了，就能够避免一切社会罪恶，确保理性、正义、公平、平等之类的理想通行无阻吗？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无法预测的。

这里，我们绝对无意苛求于几百年前的先哲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多也只能是站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显性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来观察和思考。所有制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矛盾，无疑是属于表层现象、显性问题。空想主义者只是在他们的思维和观念的世界里实现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们憎恨私有，追求公有，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的、处于自在状态的无产者心态，反映了这个阶层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寄托。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清醒记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那些思想主张，仅仅是空想，绝不可以在“空想”范围之外去理解和诠释，更不可能做为国家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运作的理论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站在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发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局限性。他们以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对待公有、私有问题。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对公有制的设想，已经不是那种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简单抽象和思辩活动，而是把公有私有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去探讨和研究。如果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理解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那么这种理解至少是犯了简单化、片面性的毛病。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所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能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不是“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意语，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制，是资产阶级赖以实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这里的“消灭私有制”其含义显然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简要概括。《共产党宣言》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改造社会的一般经济纲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着重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的否定和批判是极其严谨的。他们所针对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私有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形式。

其次，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提出一些概略性的设想。例如“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反杜林论》的一段注释中，明确表示不赞成笼统地把国营、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这里我们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申明不同意关于个人生活消费资料实行公有的说法；二是他们所设想的公有制的典型、理想形式，不是全民所有、国家所有，而是多种多样形式的劳动者集体或个人所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那些超越具体构想和个别结论的、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对于我们更具有启迪和帮助作用。例如他们曾讲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断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正如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对未来社会所有制k k公有私有问题的设想时，尽量避免由于追求详尽周密而走入空想的误区，这是他们理性和科学精神之所在。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凡是对未来社会k k共产主义的某些稍许具体一点的构想，都是具有严格的时代背景的，既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针对当时有可能发生工人革命这一特定的背景所阐述的，他们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有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意义。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价值和真理的光芒，并不在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讲得正确与否，也不在于他们对未来社会构想得是否准确恰当，而是在于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给我们留下的一大笔宝贵的科学财富，这才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动力之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创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私有问题的探索是在严谨的科学和实证层面上展开的，具有丰厚的实践底蕴。人类已经有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k k公有私有的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坚持从社会主义现实的国情出发，坚定地走出了所有制认识的误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

首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和考察，从而克服了那种由于抽象理解非公有制经济而形成的种种理论认识误区。在革命和战争的社会背景下，私有制曾是革命的锋芒所指。然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建设和怎样建设？这决不是空喊口号和死抠书本教条所能解决的课题，继续沿袭革命年代对私有制的认识和实践原则，必然犯“左”的错误。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公有私有已不是矛盾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相反相成，互补互利的统一体，私营企业主是法定公民，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军中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建设者。

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五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针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由“必要补充”到“基本方针”，由“基本方针”明确为“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研究

197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小康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邓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小康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小康”最早见于史册，是《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注：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戊戌变法前后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和党的经济建设路线密切相结合，二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结合，三是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结晶。
1.从1979年12月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小康社会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其标志是提出并形成小康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确定把翻两番定为奋斗目标。
早在60年代，党就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70年代中，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又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新时期的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延误，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后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经过20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重要统计指标，开始提“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页。）小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称“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和“小康的国家”。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邓小平还说：“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根据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番话并不是邓小平主动向客人介绍情况时讲的。邓小平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开始筹划两个十年翻两番的战略。邓小平说：“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页。）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在同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据此，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2.从1982年9月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小康思想的成熟时期。主要标志是小康社会思想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十三大把“分三步走”确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到更为宽泛的社会概念。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他曾经问省里的领导，如果江苏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社会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关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而且关心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问题，以及精神面貌的变化等未来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小康的含义由原来较单一的经济问题，拓展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概念。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讲“小康社会”。邓小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54页。）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提出我国的小康建设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讲话，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景、指导方针和政策，确定通过“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方针和根本政策，保证宏伟目标的实现。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小康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在讲到达小康的意义时，邓小平进一步说：“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邓小平这两次讲话，表明小康社会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较多地阐述科技进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法制建设、反对自由化，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等重要问题。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荣氏亲属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有了本世纪本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标志“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已经形成。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在该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一战略规划被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3.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小康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全面进入实践时期，主要标志是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确定把小康建设作为90年代经济建设的主题，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下个世纪前10年，我们“还是处于小康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解决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同时也为我国小康建设找到一条根本出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小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90年代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落实邓小平小康思想的基本实践。
三、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邓小平作为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政治领袖，虽然借用了小康这一具有儒家色彩的词汇，但他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却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绝不相同的概念。首先，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指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是一种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比较，甚至于和发展中国家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比较，这种现代化的水平都是比较低的。但它的最富活力和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都是最具有现代性的。第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诚然，用一般范畴来度量，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它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原则、调整社会集团利益所遵循的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国家政治制度和法权体系所规范的社会发展方向，都是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第三，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表述了一种人民群众所要达到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但又有比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宽泛的含义。作为一个最初只是替代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小康社会直接反映的是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作为整体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力量”。第四，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强调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并且常常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小康这一概念，说实现这一目标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邓小平的“小康”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指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一种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较高水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活状态。第五，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较低的阶段，一种过渡状态。以1980年为基点，把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个阶段三步走”的过程中的第二步所达到的水平；如果将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前半世纪划分为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达到的目标。所以，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概念。小康社会既是一个目标和终点，又是基础和起点。在没有达到这一终点之前，它是一个需要“雄心壮志”和经过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的目标”；当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当我们把它放在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审视时，这一曾经是相当宏伟的目标不过是一个平台和基点，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能够“接近发达国家”并与之为伍的基础和起点。
站在世纪之初，无论回顾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最后20年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小康”是一个在我国有广泛文化共识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华人世界和东方文化上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尤其是经过近代史上在海内外华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阐述和赋予新意，是一个能被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接受、认同的概念。邓小平能在同日本首相会见时提出“小康”，不仅表明邓小平对这一概念的认同，而且是因为日本具有和中国较为接近的儒家思想和东方文化。邓小平使用有广泛文化认同的概念，起到了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的作用。
第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是对我国发展目标的实事求是的调整。60年代党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较少考虑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或者，那本身就是产生于浪漫主义时代，由那些具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的领袖们提出的具有浪漫成分的奋斗目标。70年代中期中央重申这一目标时，这一差距更大了。过去，人们较多的是从现代化概念的性质和总体上认识问题，所以，它虽然也能起到鼓舞、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盲目性。1979年，邓小平较早地使用联合国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此之前，我们用工农业总产值），使我国的经济能力与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较为准确地找到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尤其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把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调整得更为科学和实际，是对我国70年代中曾经出现的“洋跃进”的纠正。
第三，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60年代提出现代化时，把现代化主要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所以用“四个现代化”来概括。到70年代中期，人们基本上还是囿于这样的认识。小康社会思想突破了仅仅从经济上看问题的狭隘观点，把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
第四，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是制定和形成新时期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在这样的大国搞建设，必须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所以，小康社会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是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是制定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半期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加之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地位，使这一思想从其形成初期开始，就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纲领，成为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
1979年底，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1980年年初，他强调80年代要抓紧工作，争取用两个10年实现小康。1981年，邓小平用“分两步走”即两个10年翻两番来表述其战略构想。1982年9月，两个10年翻两番就作为我国发展战略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中。1987年，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第一次全面和完整地表述“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同年10月就作为我国发展战略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中。1990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确定把奔小康作为90年代经济建设的主题。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中央提出把“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作为从1991年到2000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根据《建议》的规划和展望，到2000年，目前已经实现小康的少数地区，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多数地区，将普遍实现小康；现在尚未摆脱贫困的少数地区，将在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前进。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作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争取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原定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
在2001年春节团拜会上，朱róng＠①基总理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年3月，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又一次指出：“人民群众生活继续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论述制定“十五”计划纲要的重要指导方针时，提出“坚持把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保证人民群众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指出：“世纪之交，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理解“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我们从80年代末开始，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一个有10亿人口的贫穷大国，解决人民的吃饭和温饱，不仅对中国，即使就人类历史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1995年，我们提前五年实现了第二个翻两番目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小康目标就是生产总值翻两番。所以，90年代后期完全可以说，我们达到了小康。其次，我国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脱贫。中西部农村不少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距小康水平还有距离。还有，虽然，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但人均水平却很低。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不是靠前的。对于达到小康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小康生活也是有限的，不全面的，只能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以，我们必需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用新世纪第一个10年时间，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使人民群众能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
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距离有所缩

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空想的时代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