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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的生活,越快越好

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华工

  从明代开始,中国沿海人民就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但是契约华工(一般称‘猪仔’)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招诱出国,则是18世纪以后的事。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列强以开通商口岸为名,把掠夺“猪仔”华工的活动,从澳门扩展到香港、汕头和广州等地。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强占广州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大量掳掠绑架华工贩卖出洋。?
  众所共知,广州于1848年7月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9年始就有成批的人民被贩往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黄埔长洲的外国洋船停泊处成为掳掠人口(即华侨劳工)的重要据点。?
  1857~1861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烧杀掳掠,贩运华工出洋更是肆无忌惮,“一昼夜毁数千家”。公开劫掠、绑架,“男女被掳者以数以万计”,“匪徒始犹暗用术诱,近则用强抢,省城附近一带,村落行人,为之裹足”。就连外国招工人员或雇员“也不敢走近黄埔周围四分之一英里之内”。当时,“猪仔”贩子还在广州西关堤新街(即浩官街)一带备有快船,掳掠“猪仔”十分猖獗,随时把劫掠来的“猪仔”运往黄埔或澳门。据史载,当时尚未设立“猪仔馆”,拐诱来的“猪仔”关在趸船上;在黄埔的外国趸船经常有六七艘,小艇有四五十只,在岸边成排列开。而贩运“猪仔”买卖的经纪人多是美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由于拐骗来的“猪仔”华工,先在小艇上进行拷打和刑讯,因而不断激起广州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反对掠卖“猪仔”的传单不断出现,还有木刻版传单任人复印散发,①到处可见。广州29个商团联合投递禀帖,痛斥掠拐“猪仔”华工之害。另外,在1859年4月初,仅在十天之内已有许多“拐子”被群众所杀。?
  这年8月12日,葡萄牙“路易沙”号船从黄埔载“猪仔”运往澳门途中,“苦力”华工揭竿而起,把艇上帆桅和帆索全被砍掉,并离船逃走。②?
  “猪仔”贩子在广州使用各种诓骗手段,逼使华侨劳工上当受骗。其中,对“猪仔”华工所施毒刑极为残酷,有被浸冷水者、敲碎手指者、夹上竹竿乱踩者、用香头烧灼者,还有关进屎牢者及被用拇指绑住吊起者。例如,增城魏新说:“有几个不识姓名的人(指‘猪仔头’)买我的鸡,要我同去黄埔取钱,我没有料到他们竟敢把我捆了。”番禺何阿容说:“有人买我几担货物,叫同到船上去取钱,一落船就绑住,用柴片堵住嘴,挟到长洲,棍打逼勒出洋。”到1859年11月,英国最先在广州西关德隆里设立“招工公所”,法国和西班牙亦跟着在此地设招工所。这是英法两国不经清廷同意,而在广州擅自公开招工。事实上,到了1860年10月《北京条约》后,英法两国在华招工才为清政府所认可。西印度专员奥斯丁在广州招工,每名“苦力”华工只花62元,运费55元,共计117元。③而当时秘鲁和古巴的“苦力”市价,每名“猪仔”达400元。由于合法化章程规定,无约国不得招工,致使有立约的英法两国处于垄断地位。1862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奏稿中提到,英、法募人佣工,“愚民被其胁诱,动辄数百十人”,“被卖者语言不通,自以为受雇佣工,一经出洋,永无下落”,甚至有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妇人子女,奏拟“诱骗略卖者,皆斩”④。据史载,于同治五年至八年(1866~1869),广东省先后处决“猪仔头”56名。在这56名拐骗犯中绝大部分人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据估计:19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高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⑤这200多年正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过渡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其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因而西方列强加紧向东方侵略扩张,疯狂掠夺海外殖民地,野蛮奴役弱小国家的人民,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缓慢解体到濒临崩溃的历史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处于大转折时期。?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⑥。“猪仔”贩卖与“苦力”贸易都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根据华工出国史料显示,大致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猪仔”贩运。从1881~1930年到达槟榔屿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共约830万人。⑦其中,70%是“猪仔”。⑧这50年共运去近600万名华工,每年平均要去10多万名。东南亚的“猪仔”贩运成为后来美洲和其他殖民地从中国掠运契约华工的样板。?
  第二,“苦力”贸易。1855年澳门设立五所“猪仔”馆,从1847~1874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14.3万和12万名华工,大多数是澳门运出的。⑨香港更是掠贩“苦力”的大本营,到中国运“苦力”的外国船都在香港改建夹层统舱,以便尽可能多装“苦力”,还加装舱门铁栅。1904年香港首席检察官曾在判词上说:“事实上,在香港绑架无知华民的事早已盛行了,那间房子(即‘猪仔’馆)是香港公共工程局比塞尔(Bissel)设计的。完全是一座牢房”,“冒名顶替(指冒充苦力,见官诡称自愿自费,使真‘苦力’蒙混出洋)更是习以为常。”⑩1860年以前,苦力运输为英国船所垄断,以后就由美国飞剪快船取代了。从香港、澳门开往美国的苦力船,其航行成本,每人不到5元,而船票的售价为55元。⑾利润高达十倍。由于苦力贸易暴利所在,从1845~1874年是“苦力”贸易极为猖狂的30年。?
  第三,赊单“苦力”。当年从香港掠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苦力”华工,被英美当局说成赊单工(即自愿自费的“自由移民”)。实际上从香港出国的赊单工,其诱骗、拐架、囚禁与“猪仔”贩运是“小巫见大巫”,都是从广州附近各县招诱来的。直到1906年香港还设有23家囚禁“苦力”的“猪仔”馆。实质上,无论“苦力”奴隶还是“赊单移民”,两者都是掠贩契约奴隶,并无轩轾之分。?
  第四,“合法招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者一面带头非法掳掠华工,一面极力谋求这种非法掳掠合法化,以便垄断中国廉价劳力资源,排斥别国竞争。在19世纪60年代,英、法、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强行与清朝政府签约。这种所谓“合法招工”,实质上是使掳掠华工合法化。拐骗之徒,“以贩人渔利,此风未能禁绝”⑿。?
  正由于掳掠苦力和贩卖“猪仔”的实质及其情况,集中表现在鸦片战争以后,因此苦力华工更具如下的特点:以拐骗或绑架方式进行招募;在一定契约形式隐蔽下以商品方式出卖;华工出洋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简而言之,出国华工具有“一拐诱,二出卖,三为奴”的鲜明特点。这不仅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一个历史见证,而且是一种血腥榨取和屠杀的肮脏制度。究其实质是“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⒀。?
  综上所述,以鸦片战争后华侨劳工出国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没有真正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富强昌盛和民族兴旺发达;应当看到,改变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必要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更应看到,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以及振兴中华大业的严肃性和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