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枣最好吃:我想看到李清照改嫁说和没有改嫁说的文章

看过她的资料，材料暗示她没改嫁，这是历史，所以谁也改不了。

支持改嫁说，她自己写的诗词、文章中也有证明，虽然本人也爱李清照，但改嫁并不能玷污她的形象

支持“改嫁说”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晚年流荡无归，屡遭打出，谢世以后还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晚年有没有改嫁张汝舟。

宋代人赵彦卫的著作《云麓漫钞》中存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以下简称《谢启》）。按《谢启》的说法，李清照是在重病期间被骗结婚的，婚后，张汝舟暴露出市侩面目，清照不堪虐待，揭发了张汝舟以前的匿罪，按照宋代《刑统》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须徒刑二年。当时的大官吏綦崇礼帮了清照的忙，使她免受了牢狱之苦。事后，清照对綦崇礼表示“感戴鸿恩”，写了这封信。关于李清照改嫁一事，除了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外，尚有六部之多的宋代著作提及此事。

早在明代，一位名叫徐勃的学者先提出李清照改嫁不可信，他的观点主要是清照年老和宦们出身不可能改嫁。到了清朝，便有许多学者都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卢见曾根据清照生平事迹推断不可能改嫁，他说：“观其（清照）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获头目，如见故人，其惓惓德夫（赵明诚字）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雅丽堂本金石录》）继卢见曾之后，俞正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改嫁不可信，首先他采用史家编年的方法排比岁月，接着指责宋代著作的记载不可靠。俞正燮考证的李清照经历，没有改嫁张汝舟的可能。他指责《谢启》虽记载了李清照改嫁的整个过程，可是《谢启》又为什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呢？再者，男女婚嫁世间常事，朝廷不须过问，《谢启》中怎么会有“持官书文字来辄信”之类词语？在俞正燮看来，《谢启》文笔劣下，前后矛盾，中间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根据《谢启》内容分析，只有把其视为李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李清照另一冤案）一案，才更说得通。针对宋代历史性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记载李清照改嫁一事，俞正燮认为，《要录》的作者李心传与李清照远隔万里，他很可能是误听误载。近代，也有不少人否定李清照晚年改嫁。况周颐考证了李清照、张汝舟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证明了两人踪迹判然，不可能有婚配之事。现代人黄墨谷附和上面观点并且作了补充。她认为：第一，从李清照自传性文章《金石录后序》中可以看出，“颁金”案发生在建炎三年，但是延续到绍兴元年仍未解决，何况《谢启》是事后感谢信，当然有可能作于绍兴三年以后。这样，《谢启》中提到的背景和綦崇礼的官衔等与事实就没有矛盾了。第二，綦崇礼与清照的丈夫有亲戚关系，清照如果真的改嫁一事，而且又涉讼，她会腆颜去求他帮助吗？第三，宋代有这么多人提及李清照改嫁，那么，赵明诚的表甥，又是綦崇礼的儿女亲家谢伋不会不知道。然而，谢伋在《四六谈尘》中不但不提再嫁一事，而且称清照为“赵令人李”，书中还引用李清照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第四，摒弃李清照的诗词文章、生平事迹来议论改嫁一事是不全面的。李清照曾说：“虽处忧患而志不屈。”在赵明诚卒后，她又为颁行明诚的著作《金石录》耿耿于怀，这些情况也是否定李清照改嫁的佐证。

与上面看法相反，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梯、黄盛璋等认为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黄盛璋在《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记载李清照改嫁的材料，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迈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就书的性质而论，又是史书、目录、金石等严肃的东西；就地域而论，胡仔、洪迈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并不是相去万里。同时，胡仔、王灼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她谣、伪造《谢启》是很不近情理的。

黄盛璋还指出，妇女守节直到明清两代才趋严格，《宋史》中记有治平、熙宁年间都有诏许宗女改嫁之事，可见改嫁在宋代是极为寻常的事。宋朝人对李清照改嫁一事不会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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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说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佑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云麓漫钞》记这种情形时，距李易安的死不过才六十年，文章的流传已如此之少，篡改本或膺品自然是极可能的事。

这种史料方面的不可靠，足以成为李易安没再嫁的第一个证据。

李易安的丈夫赵明诚，死在高宗建炎三年已西（一一二九），那时候李易安已经四十七岁了；四年以后，在高宗绍兴三年癸丑（一一三三），她写《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中有“间阎嫠妇”“嫠家父祖”的活，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了，还在守寡；第二年，绍兴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她写《金石录后序》，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序的末尾署“绍兴二年”，是后人转抄抄错的，应该是“绍兴四年”，洪迈曾在王厚之（顺伯）那里看过这序的原稿，遂在《容斋四笔》里记为四年，也就是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说的“绍兴甲寅”。序中说“至遇莲竣知非之两岁”，莲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证李易安当时是五十二岁。）在序中李易安历数她从丈夫葬后，“无所之”的苫况，由于想投奔她丈夫的妹婿到投奔她的弟弟李迹迒，受尽了病困苦恼，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那里还改什么嫁？无怪乎吴卫衡照要在《莲子居词话》里说：“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桔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敖按：李易安的父 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概也已！”

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她没有再嫁的第二个证据。

从李易安寡居后的作品中（如“感怀”诗、“晓梦”诗、“武陵春”词等），我们看不到她改嫁的原手史料。再从宋人朱烹、洪迈等的片语或著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关她再嫁的微辞或记载。（寡妇再嫁在朱嘉眼中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是《词综》记朱嘉提到李易安，却只称赞她是“本朝妇人”中的“能文者”。我怀疑李易安若改嫁了，朱老夫子会不揭她的疮疤！）又从《宋史》李格非的传中，更看不到她的女儿改嫁再适的证据。又如帮过李易安大忙的綦崇礼学士，他的女婿谢伋，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写《四六谈尘》的自序时，李易安已五十九岁，谢伋还称她为“赵令人李”，她若再嫁张汝舟、怎么能有这种称呼呢？所以俞正燮认为：”若（綦）崇礼为处张汝舟婚事，伋（为）其亲婿，不容不知。”俞正燮又提到百年后、理宗淳佑元年，一二四一）张端义《贵耳集》中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的话，同样可证“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因为张端义也是宋朝人，《贵耳集》也是不算太晚的史料，至少比《建灸以来系年要录》还早）。这些文证，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三个证据。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细味这段话，怀疑“汝舟妻李氏”可能不是李易安，也许是李易安的本家，也许是一种讹传或牵合。李慈铭又说“讼其妄增举数”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明发生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的九月朔，但《金石录后序》却明明还记着绍兴二年十月朔“易安室”的字样，“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其实这是李慈铭自己的错，他不知道《金石录后序》中的绍兴二年该是绍兴四年，所以这种反证，虽然在替李易安辩护，却不能驳倒李心传。驳倒李心传的办法，除了前面俞正燮举出的李心传有作伪行迹外，还可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原来赵明诚死的日子是建炎己酉三年（一一二九）八月十八日，李心传指出的李易安与后夫涉讼则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九月朔，前后不到三年。李易安死了丈夫，必得守“三年之丧”，她若不先守丧三年，改嫁不但要判“徒三年”的罪，而且婚姻是无效的，这种规定，“宋刑统”中著有明文，读书知礼世门望族的李易安绝不敢不守这种礼法，也不可能不守这种礼法。即使三年之丧按照二十六个月来算，则她为亡夫守丧完毕时已在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十八号了。从这天朝下算，直算到李心传所谓的与后夫涉讼公庭为止，前后不到十个月，在这不到十个月的日子里，若照诽谤她的人所描写的，她必须又要脱下丧服，又要疗养重病，又要找到新欢，又要听新欢“如簧之说”“似锦之言”，又要再婚燕尔，又要双双闹翻，又要整天挨打”，又要上达皇帝，又要“被桎梏而置对”，又要“同凶丑以陈词”，又要“友凶横者十旬”，又要“居囹圄者九日”，……不到十个月的日子，要接二连三发生或凑足这么多的事件，实在不能不说有点牵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推断，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四个证据。

朴人先生说：“张汝舟的身世无可考，读上面一段文字，知是易安嫁他，甚为勉强，是受了他的哄编和勒逼。所谓持官文书来辄信’，大约仍牵涉到诬明诚馈璧北廷一案，汝舟的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的。”据我所知，朴人先生这种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当时宋朝的法律，“官方”不但不会”命令”寡妇改嫁，甚至明文禁止主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干涉寡妇再嫁与否的问题：“宋刑统”中硬件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这，徒一年，周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即使寡妇被“祖父母、父母”强迫改嫁，她若不肯，长辈们也无法可施，在宋人文集如毕仲游《两台集》、洪迈《夷坚乙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乃至《宋史》列女传中，都叫以找到佐证。因此李易安“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张汝舟）”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这是李易安没有再嫁的五个证据。

再从常理判断，堂堂一个南渡偏安的朝廷，整天为女真人的侵略闹头疼，那里还有工夫来研究一对男女之间的隐私，研究这些“闺房鄙论”？俞正燮说得好：“夫南渡仓皇，海山奔窜，乃舟车戎马相接相时，为一驵侩之妇（敖按：造李易安谣言的人，说她上綦学士启中，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的话。）（皇帝竟）从容再降玉音（旨），宋之不君未应若此！”

这是很平允的议论，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六证据。

上面这些证据，还只是就外在的证据而言。从内在的证据来说，若仔细分析李易安的“人格品质”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也极难令人相信她有改嫁的可能性：一个“素习义方，粗明诗礼”的女人，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女人，一个“忠愤激发，意悲语明”的女人，是很难不为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模式殉道的。

关于李易安再嫁一，案，历史上谈论的人很多，除了上面所举的以外，如陈振孙、陆心源、沈寐史、刘声木等都有所论列。由于方法论的牵制，关于这段史实，闹错误的人大多了。即以相关年代一点而论，从俞正曼、吴衡照、李慈铭，到胡适。陈东原，人人都有不精确或失检的地方，因此更使我们觉得，做历史考据真是不容易！

李易安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