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财小故事: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英 雄

　　在任何时代之中，不管好与坏都有想改变世界野心的人。能评价其野心所能改变世界的可能，只有那时代的人们。为什么如此说？是因为后世的史学家会因所生存的时代而有不同的评论。但，在历史留下其名并燃烧起改变世界的野心，在人类历史中烟消云散的人，人们称这些人为“英雄”。

　　——《黄金之翼》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发雄兵百万、战舰千艟，怒鞭大海，远征希腊，扬言要“使波斯的领土与苍天相接”。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仅率300名勇士坚守温泉关。当敌人吹嘘他们射出的箭能够遮蔽太阳时，勇士们高兴地回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阴凉里追杀敌人了！”后人在李奥尼达和他的战士们墓前树立起纪念碑，镌刻着：“过路的客人啊，请告诉斯巴达同胞，我们尽忠职守，在这里粉身碎骨。”

　　这就是英雄。

　　今天，如果有人非要出语惊人地说：“李奥尼达作为斯巴达王，如果他的脑子里装的是抵御外辱，保护百姓的话，就不应该只带300个亲信到温泉关去送死，而应该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向斯巴达、雅典和全希腊的人民如实宣告波斯大军的不可抵抗，组织人民转移或有条件投降，尽最大可能保全人民的生命财产。实际上，他满脑子装的只不过是‘为祖先的坟墓，为希腊诸神的祭坛而战斗’！他应知道温泉关失守后，被激怒的波斯军会使希腊血流成河，他不去尽全力采取有效措施疏散人民，只是想通过战死来逃避，推卸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自私吗？雅典城千年积淀下来的文物古迹其实正是由于李奥尼达的自私而毁于一旦。”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高论者只能嗤地一笑置之。

　　以事后诸葛亮的英姿对作古的英雄妄加指责，以标榜自己的见识不凡，只能显露出论者本人的可笑。几乎没有哪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能够经得起今天多角度全方位的道德审判。如果说岳飞在收到12面金牌后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班师回朝是“效忠皇帝却辜负了国家”的话，那么1793年4月22日华盛顿在法英战争中罔顾民意与国会而发表“中立宣言”是否也可解读为 “效忠己国却背叛了全人类的事业”？当我们对这位“半神半人”的伟人不恋栈权位而乐于归隐田园的高尚品行再三鞠躬时，是否也应该问问他为什么不解放弗农山庄里蓄养的数以百计的黑奴……

　　有人提出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字是传说而非史实，有人认为那阕流唱千古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并非岳飞亲笔，更有人论证“兀术遗桧书”纯属子虚乌有……这些对于还原历史真实也许不无意义，但用来指证岳飞“大有问题”则未免太费了些周折。且以无疑岳飞版权所有的几首诗词来看，其中便不乏“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七律．寄浮图慧海》）；“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收”（《七律．题骤马冈》）；“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七绝．题青泥市萧寺壁》）云云，这顶“愚忠”的帽子戴的可谓不冤了。然而，就今天而言，岳飞真的“落后于时代”，不再值得敬仰和学习了吗？

　　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如是评价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诺克斯(John Knox)：“在我看来，要求这个苏格兰人在300年后的今天像一个刑事被告那样在世界面前抗辩，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以当时可能的那种方式，他是所有苏格兰人中最勇敢的！”在我看来，岳飞也是一个道理。在那侵略彼时中国的北方民族如怒涛一般奔腾南下的危难关头，身为一介末将的岳飞以大无畏的勇气奋起抗战，“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直令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以其大智大勇挽狂澜于即倒，玉柱擎天般地捍卫了中国人的疆土和尊严，如此英雄绝代，又怎不教人扼腕千古！

　　时下各种反岳飞的高论言之凿凿，或将学习岳飞与提倡愚忠挂钩，或曰高举岳飞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平统一云云。不客气地说，这些论调大都在混淆视听。现在我们学岳飞，学文天祥，决不是要学什么“男儿立志扶王室”、“壮志饥餐胡虏肉”，而是要学习岳飞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学习文天祥毅然捐弃歌伎满华堂的优渥生活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精忠报国”之于当代，决不再是效忠于个别统治者，更不是效忠于专制政统，而是要我华夏儿女忠于母国，忠于中华民族，以国家向荣、民族复兴为己任，争进民主自由，建设国富民强。这些，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华同胞都不会误读，而那些拒绝对母国和民族有所承担的“逃兵”们总是要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罢。

　　回到民族英雄的话题上，究根到底，民族英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试图从战争中哪一方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战争中哪一方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来加以评判，笔者以为，这个标准还是没有挣脱“历史唯物主义”的泥沼。尤其是若依前者，中国曾经“改土归流”和美国曾经屠灭印第安人的污史岂不摇身变成了“英雄史诗”？秦桧主持和议殚精竭虑，甚至不惜代宋君跪受金帝诏书，终于签约罢兵，为宋、金双方恢复、发展生产力营造了难得的和平环境，试问桧与飞谁更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而 “正义力量”之说又有着太多的衡量角度，最后还是一团乱麻。至于《现代汉语词典》上的定义：“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无比英勇的人”则未免有失偏颇——难道为中国制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中山、为南非废除种族歧视制度而奋斗一生的曼德拉、为韩国推翻专制暴政而无畏抗争的金大中、以一颗基督般的心给印度无数“贱民”以人的尊严的德兰修女……竟不够“民族英雄”的资格，就因为他们没有抗击外来侵略？

　　让我们不妨抛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禁锢，便不难发现民族英雄真正的普世标准——所谓民族英雄，当是以一个真诚而无畏的高贵灵魂体现了民族共同信仰的伟人，在他／她的身上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内核，凝聚着民族所共同追求的高尚美德，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民族的历史，最终升华为激越子孙后代踵武前贤不懈进取的典范和楷模！

　　华盛顿之为美利坚的民族英雄，代表着争取自由、维护民主的民族精神；圣女贞德之为法兰西的民族英雄，体现着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圣雄甘地之为印度的民族英雄，集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反宗教偏执、仁爱非暴力等崇高美德于一身，成为印度的“民族精神之父”；岳飞、文天祥之为我泱泱中华的民族英雄，乃因他们象征着“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精魂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概。民族精魂一日不移，英雄之光一日辉明，不随时局变迁、政治转向而暗灭。

　　如果说岳飞的“愚忠”有错，那么错的只是他生于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岳飞自然是有局限的，而他所象征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浩然正气则跨越千古而长存，化入我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与中华民族的灵魂息息相通，成为维系我中华国祚历经万劫而绵延的民族脊梁。卡莱尔说：“任何时代只要能找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非常智慧和善良的人，它就不会走向毁灭。”岳飞正是这么一盏昏暗的宋王朝中的明灯，甚至可称得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明灯。在这个意义上，岳飞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当仁不让我中华民族第一位的民族英雄。

　　《宋史》是元朝蒙古族丞相脱脱主持修撰的，岳飞并未被抹杀；满清的皇帝老儿们——女真人的子孙也没有夷平岳王庙，相信今时今日更鲜有人会用心险恶地将尊崇岳飞利用为宣扬民族仇恨抑或抵制和平统一，而今的史官们何竟如是庸人自扰！要知道，岳飞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早已跨越了民族鸿沟而为中华同胞所共仰，成为海内外亿万华夏儿女所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要知道，对岳飞的尊崇来自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自发选择，纵然秦桧、赵构之流曾篡改史书，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亦不能压制！日本小说家田中芳树说：“当我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旅行之际，都一定会向当地人询问：对你们而言，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应该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大概百分之百都会提到岳飞。”（《中国武将列传．续出的英雄——宋时代》）岳武穆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英雄地位又怎是一纸高中历史教育大纲所能褫夺得了的呢！田中又说：“是以从中国所出关于历代名将的评价来看，常会有称其为抗金名将的情形，其重点就在于岳飞是持续抵抗金兵侵略的名将，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了。” 这么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又怎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所能诡辩得了的呢！今日为兄弟，当年岂手足？可见中国一以奉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已经走火入魔、误人子弟到了何等地步！

　　长期以来，一些高举着“历史唯物主义”大旗的史官大人们总是在自作聪明地物化英雄的价值，藐视英雄的光辉。对他们来说，岳飞、文天祥也好，戚继光、郑成功也罢，都不过是政治玩物和宣传道具而已，用之则招，不用则弃。在他们毫无敬畏的眼中，这些英雄无不一钱不值，与娼妓无二。然而，英雄之光又岂是这班唯“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的史官大人所能遮蔽得了的呢！

　　最后要强调的是，关于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而只能称为“抗金名将”的说法并非“与时俱进”的新物，我上学时就做过这样的题目，当年多拿了那几分，今日尤令我痛悔莫及。据闻五十年代末还搞过对岳飞的大批判，指称其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云云。与其说“新民族英雄论”是出于维护民族团结的“时代需要”，还不如说是执中国教育权柄者长期以来用变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强奸学子的一个明证。

　　借用武穆祠前楹联以为结：“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历史不是任人亵玩的娼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