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三年戒掉了厉害吗:关于反腐唱廉的资料

反腐败的资料太多了,搜索一下到处都是,给你点难得的理论材料.
　　刘复生先生著

　　摘要：“反腐败”小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追求法制现代性的思想向度上展开叙事，其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重建正在受到侵蚀的正义的现代法律的正当性，重塑司法权力以及公共权力的权威与合法性。小说对现实社会问题加以人性化、道德化的解释，将“腐败”问题处理成人性堕落与救赎的寓言，并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将法律“矫正”的正义改换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解决，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

　　“反腐败”小说：追求司法公正的现代性诉求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权与钱的联合与相互渗透、转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腐败”才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当代的腐败问题其实主要特指这种腐败。1980年代中期，当经济改革进入城市改革（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为中心）阶段之后，某些官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当代意义上的“腐败”问题开始真正出现。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各种政策调节手段努力抑制“腐败”的发生，同时也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这项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腐败”问题自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的普遍不满。也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反腐败”小说正是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而产生的，并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创作潮流与特定的题材与类型[i]。自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 “反腐败”长篇小说作品，其代表作家有张平（《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森（《绝对权力》、《国家公诉》）、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人，这些作品也大多被改编为影视剧播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ii]。可以说，无论在小说还是影视剧方面，“反腐败”题材都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创作现象。

　　“反腐败”小说高扬法律的旗帜，延续了“新启蒙主义”的思考向度：法律是现代性的标志，所谓“现代”社会，应当是一种建立在契约和法律之上的社会制度安排。在这种观念里，法律或法制与市场化、商品经济有密切相关性。“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的理论表述和意识形态中，“民主与法制”，“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一直是常见的提法，法制对应的是前现代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公民权利、私有财产要靠法律来保障，国家管理机制的运作，市场的规则都要由法律来协调。对法律的呼唤一直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重要方面。

　　不过，在1990年代以后，“新启蒙主义”所呼唤的法律形象开始丧失它原初的神圣魅力。分配的不公正需要由法律予以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只是对某种社会问题与后果的补救，无法代替对社会问题自身的根本解决。而且在法律背后，也存在权力与利益的纠缠，它既有保障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的一面，也有维护现存秩序，使某些不合理的分配规则合法化的功能。何况，在现实中，司法有时又受到各种权力、利益的制约和影响，被某些黑箱作业、幕后交易等潜规则所支配。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下降[iii]。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法律身上的玫瑰色逐渐消褪，法律自身的合法性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司法或法制题材的“反腐败”创作正是对这一危机的应对。它试图在想象的领域重建正在受到侵蚀的法制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将法律“矫正”的正义转变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解决。

　　“反腐败”小说试图将“中立化”、“形式化”的法律描绘成富于强烈的正义感、超越“程序的正义”的道德化形象；同时，又以高度的理性态度来看待各种社会性的不公正、“腐败”问题，包括司法自身的腐败，将之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伴生物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以高度乐观的态度对追求法律现代性的前景充满信心。虽然张平、张宏森、周梅森的作品都较多地触及了法制乃至体制自身的问题，如司法权力与腐败分子相互勾结，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十面埋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司法权力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构成对“清官”的排斥机制（《抉择》）；政治权力过多介入司法过程，影响程序公正与结果的公正（《大法官》、《绝对权力》），等等，但他们总是将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法制不建全”、“法制观念落后”等，并确信它们将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被逐渐化解。在《大法官》的一篇创作谈中，作者张宏森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念和态度，他将“腐败”（特别是“司法腐败”）视为某种偶然现象或“人治”观念的产物，并深信通过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就可加以祛除，而这种“司法改革”正是以向西方的现代性标准看齐为目标：“我们正在和世界上先进的优秀法制文化接轨，和世界上先进的司法队伍接轨。” [iv]

　　“反腐败”小说试图重建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既包括维持社会公正、合理秩序的司法、审判、检察、公安等权力，也包括行政权力。这是“反腐败”小说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使命，这些直接行使“反腐败”权力的主体、组织与机构的品格将决定现实秩序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大法官》（张宏森）、《国家公诉》（周梅森）、《十面埋伏》（张平）、《英雄无悔》（南翔、严丽霞）[v]等作品就起到了建立读者对公、检、法等机关的信心的作用。在隐喻的意义上，司法权力正是现实秩序的象征。

　　为了达到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反腐败”小说运用了一套定型的情节模式和表达策略，这形成了这类作品比较成熟和固定的叙事成规，它使得众多“反腐败”小说给人以面目相似的感觉。

　　“反腐败”小说的叙事成规

　　“反腐败”小说的叙事成规是一般大众都能辨识的，小说一般以市一级的党、政副手或部门领导为“腐败”分子，他们的保护伞一般是省一级的副书记或副省长。在《绝对权力》中，“腐败”分子是市长。

　　但一般作品中，市长或市委书记是正面主人公，常见的是作品让市长唱主角，市委书记配合，市长或书记发现市属某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问题，但当他试图处理某些人的时候，却扯出了他们背后的权力网络和更深的政治背景——更高一级的后台，一般是省里的某重要政治人物，如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而且他很可能还对自己有某种栽培、赏识之意，关系到自己的仕途与前程。于是，他陷入痛苦的抉择。但党性、良知使他抛开私利，在政治利益与物质财富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在重重阻挠中，在迫害、威胁、挫折面前坚持正义而不退缩，在人民群众的保护、协助下，他不断地协调各种政治关系，凭着勇气与智慧，终于获得上级（省委书记，高法、高检）的支持，赢得“反腐”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生活代价。这种叙事方式以《抉择》、《苍天在上》为代表[vi]。

　　或者是以市法院、检察院院长、检察长为主角。如《绝对权力》是以省纪委副书记，专案组组长刘重天为主角，到镜州市来展开调查，从小案抓起，最后引出来的“腐败分子”是市长、市委书记等高层领导，因为涉案人的特殊权力，司法程序一再受到干扰，主人公也受到各种打击与政治压制，但凭着法律的良知与高度的职业伦理、业务素养，他（她）以意志顶住压力，掌握了大量铁的证据，得到上级包括省委、省纪委、高法、高检、省反贪局的支持，在民众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气焰不可一世的“腐败分子”。这种叙事方式以《国家公诉》、《大法官》、《绝对权力》为代表。

　　再有就是以公安部门的警察局长或刑警队长、缉私队长为主角，以刑事、走私案件为切入口，引出公安内部官员，一般是市级公安系统的高层人物，如市公安局副局长，或政治官员的“腐败”。由于级别低微，主人公在办案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阻挠和打击，甚至被迫离开公安岗位，只好以私人身份继续调查。经过艰难的努力，在众多正义干警的支持下，在人民群众协助下，主人公终于掌握了关键的铁的证据，获得了案件侦破的重大转折，在最后的激烈冲突中，时常伴有黑势力介入，于是就有了犯罪团伙的最后挣扎——枪战，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最大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司法、公安系统的“腐败分子”一般都选择自杀，如《刑警本色》中公安局副局长潘荣，《大法官》中检察长张业铭。这类叙事方式以《大雪无痕》、《财富与人性》、《刑警本色》、《英雄无悔》和《十面埋伏》为代表[vii] 。

　　除了这些大体一致的情节模式，“反腐败”小说在内容处理上也具有一些模式化的特征。最明显可感、也最为重要的是，正义的反腐败力量要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最后胜利，关键的一点，这种胜利需要有一个前提：在体制的富于洞察力和坚强有力的统揽和控制下。虽然在小说的前半段往往是正义力量受到某种压抑，但体制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并给正义力量以越来越有力的支撑。在小说中，代表体制的更高的权力一般都出现在小说情节进展的后三分之一的段落，因为，它们的显现将意味着在地方一级上猖狂的“腐败”分子要面临着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标志着故事要进入高潮和结束部分了。这一处理模式是“反腐败”小说的本质所在和主要标志，它强调了正义秩序的本质，以及它对“腐败”的非本质部分的祛除机制。有限度地展现“腐败”然后靠体制自身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反”腐败，达不到其意识形态目标。“反腐败”的目标在于重建正义秩序。它其实仍然重复了那个古老的最基本的叙事模式：秩序，秩序的损坏，秩序的修复。

　　在这一“反腐败”过程中，体制内的“反腐败”力量与“民心”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反腐败”小说都会书写对腐败深恶痛绝，并热心、勇敢参与“反腐败”的一般民众形象，这一群体的构成以底层民众（腐败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如《苍天在上》中因控告“腐败分子”而成为非法的“盲流”的流浪者，《抉择》中的老工人夏玉莲及纺织厂工人，《十面埋伏》中被犯罪分子致残的汽车修理工张大宽）或普通公务员（《苍天在上》中掩护受到打击的反贪局长郑彦章的医护人员）为主，他们以各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民间的反腐行动，从而有力地配合、促进了体制内的“反腐”活动，甚至成为“反腐”成败的转折点。

　　这些民间的“反腐”力量支持并保护受到迫害的“反腐”英雄，或不顾危险，揭发、控告甚至亲自参与“反腐”的侦破工作，如《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十面埋伏》中的张大宽就非常深入地介入了调查、取证、跟踪等工作，他们与体制内的“反腐”英雄互相配合（当然，“英雄”们可能已被开除公职或排斥在“反腐”过程之外，如《苍天在上》中的郑彦章和苏群，《十面埋伏》中罗维民，《大法官》中的杨铁如，因而他们的工作已带有暗中“反腐”的民间性质），并肩作战，已经成为编外一员和边缘部分。在这一合作关系中，“民间”的参与者总是自觉地服膺于体制内的反腐英雄的人格魅力，听从他们的安排与调遣，带有“助手”的依附性质，他们只有最终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归拢到体制内的方式来寻求“腐败”问题的解决，他们从始至终对体制的“反腐”能力与必胜充满信赖，而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的反体制的方式，即使带有愤激的反社会性质的“盲流”们（《苍天在上》）也在最后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组织”，从非法回归到合法的轨道中来，至于那些集体闹事的工人们（《抉择》），也只是为了保护好干部李高成，并没有其它的要求与过激行为。在《大雪无痕》中，民间的反腐英雄廖红宇同时还是一位党性坚定的基层干部，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中介性与代表性。

　　“反腐败”小说采取上述写作模式，是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是这一题材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提示着某种写作禁忌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反腐败”小说家并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空间，他们的自由与技艺高下只能体现在对这一种模式的创造性运用上，而不是显现为对它的挑战与抛弃。

　　除了这些模式化的叙事、情节安排与内容处理，“反腐败”小说的模式化还体现在对“反腐败”这一主题的阐释角度上，即对“腐败”根源的道德化或人性化解释上。

　　对“反腐败”的道德化与人性化解释

　　对“反腐败”进行道德化解释是为了建立司法权力的正义性，也是为了转移问题的重心。“反腐败”小说中的正面英雄形象都是道德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法律、体制力量的人格化。“反腐败”作品往往对英难的伦理、道德品格刻意表现，着力展示他们身上的超凡魅力，以与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腐败”分子形成鲜明的两极。这就使“反腐败”作品具有了宽泛的道德主义色彩，法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紧密地联系起来，取得了同一性。

　　在“反腐败”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这场“正与邪”之间的生死较量中，与其说是法律获得了胜利，还不如说是人格、意志、操守、信念获得了胜利。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以反传统，反“人治”，追求现代法治为基本诉求和理性目标的“反腐败”小说高扬的恰恰不是现代法理与程序，而是带有某种儒家文化“内圣”色彩的人格操守。如果说在《大法官》中，杨铁如和陈默雷对正义秩序的追求还是基于对现代法制理念的信仰，还可以看作是对职业伦理的坚持，那么在《抉择》中，支持李高成“不腐败”并“反腐败”的只能是强大的道德自觉力量，这种来自内心的绝对律令促使他“趋害避利”，以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为代价做出一个个命运“抉择”。

　　于是，在“反腐败”过程中，具有道德主体意志的人格力量被异乎寻常地凸显出来，法制秩序被传统道德秩序所取代了。比较典型的作品还有《苍天在上》，“反腐败”的最深层动力来自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撑，“腐败分子”的倒行逆施触犯的不仅是法律，更重要的，他们冒犯了传统的、民间的伦理秩序，激起了从普通干警、医护人员乃至下层“氓流”以至“腐败”集团内部成员田蔓芳等人的共同义愤。“腐败分子”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为他们挑战的是“邪不压正”的“天道”，“苍天在上”！。

　　虽然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反腐败”小说中，“包青天”式的叙述已很少出现，正如陆天明所说的，“到了90年代不能再写一个青天大老爷，他一降世就解决了各种问题。再写一个‘李向南’，老百姓已经不相信这个……”[viii]。完美的、强力的“青天”式人物消失了，作家们在理性上有意突出的是现代法制的力量，但“青天”式人物所具有的强大道德力量以及其所象征的传统伦理秩序仍然存在，它构成了很多“反腐败”小说的潜在结构。正因如此，《抉择》在前半段使用的“清官微服私访”的叙事模式并非偶然：市长李高成以平民身份深入青苹果娱乐城和纺织厂，才得以发现只靠听汇报、看材料所不能得知的真象。在此过程，李高成并没有遵循现代法制设定的程序。其实，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包括《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他们介入司法的方式，甚至这一介入本身并不符合现代法制的规则。

　　有意思的是，虽然小说中叙事人的态度、倾向性，还有所发议论，都清晰地体现了法制现代性的诉求，却容许甚至鼓励了政治权力（当然是正义的）的介入。从这里不难发现，在“反腐败”小说中，存在着现代法制与传统道德理想之间的持续张力。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现实中，即使现代法治程序能够排除种种政治、经济权力与社会性因素的干扰，而较为完美地付诸实施；其形式化与“中立的”特点，也使它无法化解某些社会性的根本问题，比如“腐败”的起源。因而，当作者试图在叙事中将现代法制理想付诸实现时，便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于是不得不转而寻求传统道德与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撑。

　　就这样，具有超凡魅力和强力的英雄人物力挽世风日下的“腐败”逆流，重新拯救了正义的秩序，以这种方式，“反腐败”小说解决了现实的矛盾，给焦虑中的公众提供了心理的抚慰。与此同时，在小说的表层叙事中，有效运转的是令人信赖的现代法制，及其对正义秩序的维护。张平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了这种心理治疗意义：“我国正处于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处于一个最沉重的变革时代。一方面，这个时代有着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个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为了实现这一憧憬必须克服巨大困难和阻力的难忘历史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资源和创作资源，这就要求作家能直面社会的重大矛盾，能真实地提示和表现这些重大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渴望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渴望出现更多的主持正义的理想英雄，而人类又具有憎恶腐朽和崇敬英雄的天性，所以民众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精神期待，正是文艺作品产生和得到回应的最开阔雄厚的基础。”[ix]

　　多数情况下，“腐败”分子成为道德堕落的象征，腐败是私欲膨胀，人性被财富、权力所异化的结果，使腐败获得一种人性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腐败完全是一种被财富、权力所异化的人性的非理性造成的，是一种不计后果追求财富与权力的疯狂状态，直到东窗事发，“腐败”人物才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非理性。

　　所以一般的“反腐败”小说都要安排一个“腐败”分子忏悔的段落（如周梅森《绝对权力》、毕四海《财富与人性》等）。只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在《大法官》的开头数页，为何作者要设计“腐败”分子周士杰在法庭上做长篇陈述：他从幼年时偷同学的一块橡皮的往事谈起，一直讲到贪污200万人民币的犯罪事实。这场触及灵魂，自剖与反思的讲话内容长达数千字，其中一再出现的核心词汇是“鬼迷心窍”，最后，周士杰追悔莫及地说：“我一直想，现在的周士杰已经不是过去的周士杰，我已经远不是我了……”。

　　《大雪无痕》中，陆天明对周密这一人物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也进行了这样的揭示，他由一个贫苦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前程似锦的副市长，再到沦为受贿、杀人罪犯，最后，在行刑前，堕入疯狂的周密面对死亡终于醒悟了，恢复了“理性”，他对警察马凤山、方雨林讲了一个财富无用的寓言故事。

　　《大法官》对“腐败”的检察长（原法院党组副书记）张业铭自杀前的一段“闲笔”也具有这种劝诫的寓言意味：自知难逃法律惩罚的张业铭来到野外，遇到一位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牧羊老人，老人活的闲适自在，这对于疯狂地攫取财富、到头来却走上绝路的张业铭来说，无异于无言的嘲讽。

　　因为字数限制,复制了一半过来,完整的可以连接下面的网站看到.
　　http://www.eduww.com/huyuanwenji/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5

首先纠正一下!应该是反腐倡廉,不是反腐唱廉.是提倡的意思不是歌唱的意思!呵呵!

可以搜索中国廉政文化网，网址是http：//www.cnicw.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