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补给舰:关于围城

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霓裳非衣

说到钱钟书，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围城》。《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也就是这唯一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风靡全国，而是遭受了不应有的冷遇和非议，被当时的社会所忽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围城》，钱钟书因而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围城》也因此一版再版，印行了几十万部，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了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并大获成功，引发了当时的‘围城热’。电视剧《围城》让钱钟书走出书斋，深入大众；《围城》作为畅销小说被搬上各大书店的书架，成为九十年代的绝唱。《围城》这才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随着《围城》的再度走红，钱钟书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文化的泰山北斗，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在作为作家的钱钟书面前黯然失色。

《围城》写于一九四六年，作为沦陷区文学，《围城》的题旨并不像其题目一般革命化，它所反映的偏偏就是和革命毫无瓜葛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弊端。作品对当时社会环境着墨很少，对所谓的历史背景，时代风云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这一点说来，《围城》偏离了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但也正因为如此，《围城》才具备了有别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的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围城》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鲜见的。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也没有。

从作者自身看，像钱钟书这样兼具研究才能和创作才能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够道出常人不能道出的东西。但要他们动手创作作品，就不大可能了。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既有学问，又能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实在是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是一部学者的作品，而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因而具有其多方面的独特性。

从作品本身看，这部作品的对象是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以这样的主题，没有一定的功力，最多只能在知识分子圈内传阅。以《围城》改编的电视剧，能够突破这一读者范围，让普通观众都对这样的文学描写产生兴趣，实在难得。可以说，直到今天，同类型的小说仍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围城》。

下面，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一、共性化的人物定型。

《围城》里人物的身份是定位的，但人物所处的社会是普遍化的。它不以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态。换言之，钱钟书的《围城》超越了特定时代的人性百态。因此，这部40年代的作品能在九十年代走红，并能吸引当代的读者，实属情理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们未尝说得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更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直接联系起来，只有少数作品例外。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我们将那些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称之为阿Q式的人物。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也享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会联想到方鸿渐；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小姐；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我们则常常会想到李梅亭。《围城》中的人物是对大学生活中的人物概括得最准确的。这一类文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至于“文化沙龙”的无聊，三闾路上的奇闻逸事，学校里的人情世故，上海滩上的韬梁谋略，大家庭内的口舌是非，无不这样真实，这般深刻，更不用说将婚姻喻为围城的永恒命题。

于是，只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习性和这样的氛围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钱钟书的《围城》。《围城》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此。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作品中找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人的影子。

二、从人性立场上展开的独特文化批判精神。

读钱钟书的围城，我们会体会到浓郁的冷幽默，正如有人将《围城》称为‘新儒林外史’，把它当成一部讽刺批判小说。但钱钟书的这种讽刺批判是很独特的。

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文学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以强烈的激愤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多种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是讽刺方式，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有人由钱钟书的讽刺手法联想的鲁迅的讽刺手法，认为两者有着某种联系。但事实上，钱钟书的讽刺批判，不同于鲁迅的讽刺批判。

鲁迅先生的讽刺是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怒，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毫不留情。但鲁迅先生的批判饱含着激情和理想。因此,他的批判有时是低沉的，但总体上还是带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色彩，即使是绝望和怀疑，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钱钟书的讽刺不是对社会的批判，而是一种文化批评。作品对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都给予了某种嘲弄。这种嘲弄从文化上掂量出这两种人物的狭隘和偏激。表面上似乎诗书礼仪、放眼世界，其实可笑得很。这种批判，是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展开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在知识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都露出了丑态。方鸿渐的博士文凭是买来的；与大学教授沾不上边的李梅亭，偏偏是中文系教授。

正是基于人性立场对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的揭露，以及对文化的批判，《围城》的艺术价值更有其独特性。

三、与世界现代主义文艺创作同步的艺术探索。

二十世纪初叶，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文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其影响，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成为了西方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心理学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

因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洗礼，钱钟书的作品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围城》不仅是旧中国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还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造成方鸿渐们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其次，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也是导致方鸿渐性格的社会基因。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人生努力的徒劳、选择的偶然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制与束缚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与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一脉相承，《围城》的题旨在于反观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悲哀。

《围城》跳出了中国狭隘的文化主潮流，与时代、与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此外，《围城》反映的是一种人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围城》不是中国的《围城》，而是世界的《围城》，是对整个人类困境的探讨。它的独特性既带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生活本就是围城——读《围城》有感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书中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情围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而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鸿渐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陷阱，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围城》赏析
《围城》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此外,辛楣可说是无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围城》,想象苏文纨这个人物,我总莫名地想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这两个女人都属于很有心机的那一类。可苏文纨的心机只让人厌惑,而白流苏的心机倒颇能惹人同情,这大概就在于一个“度”的问题。后者押宝于一个男人身上,而苏文纨却试图激起三个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还怕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苏文纨选丈夫,不是选所谓“乘龙快婿”,而是选一个易于控制的,比较没用的男人。因此,她不会选赵辛楣。赵辛楣拥有家世,有地位，事业如意,无需苏文纨的施舍,这就减轻了苏文纨的优越感。方鸿渐是个小乡绅的儿子,虽也有“博士”之名,但苏文纨深知其中底细,自忖他端不起这架子。而且,方鸿渐还是她大学时代中国文学系的同学,这也合乎她“女诗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鸿渐是个知音。她岂知方鸿渐对那首“锁与钥匙”的诗根本不解。当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学生输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时,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为曾经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这样,方鸿渐的“失足”就变成他和唐小姐情变的主因。

苏文纨下嫁曹元朗,从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其实却不然。首先,苏文纨早已列人大龄女青年行列;其次,对方鸿渐的失败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总算会写两句“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的歪诗,勉强符合“女诗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苏文纨是个工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新派大家闺秀。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一一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