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人图片唯美:有<孔子论学>演化出来的成语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息，对中华民族起到了其他思想学说所难以匹敌的巨大作用，已深深地积淀于人门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生活关系、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中，从而构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孔子思想的这种深刻性、丰富性、悠远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作为民族语言智慧结晶的成语中。我曾对甘肃师范大学所编的《汉语成语词典》作过粗略统计，仅出自于《论语》一书的成语就多达120多条，更何况还有“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等许多成语尚未收入呢！因此，探讨孔子与成语的关系，不但可以看出孔子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民族语言，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仁”是孔子最高的伦理信条，尚仁德、重节操是他一生的信仰和追求。孔子在《论语·宪问》（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中评价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时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卒，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由此看来，孔子认为管仲虽然有着不知礼、不节俭的毛病，但他帮助齐桓公使天下安定，保护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促进了民族的发展，这种大有益于民众的事就是最大的仁德！因此，后来人们就把有高尚志向和道德、为国尽忠、为民效力的人誉为“志士仁人”（《卫灵公》）。孔子生活于天下“分崩离析”（《季氏》）的动荡时代，他以“兴灭国，继绝世”（《尧曰》）为己任，凭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毅勇进的精神，做着拯救社稷的大事业。身处混乱之世，他要求自己和弟子们“见危授命”、“危言危行”（《宪问》），要“当仁不让”、“直道而行”（《卫灵公》），要“见义勇为”（《为政》），要“见危致命”（《子张》）。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地位低贱，贫困潦倒，奔走于各国谋求实现自己的抱负，被人讥笑为“累累若变家之狗”，但他却从不“降志辱身”（《微子》），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涅而不缁”（《阳货》），出淤泥而不染，时时告诫自己要刚强勇毅，“任重而道远”（《泰伯》）。他家境寒微，却能“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子张》），从不做不义之事，不取不义之财，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意思是说，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贫贱到吃粗粮、喝冷水、枕着胳膊而睡觉，那么我也感到快乐；如果不合乎道义而得到富贵，就像过往的浮云，不值一顾。他赞美“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敬仰“岁寒而后凋”的松柏，也都是这种崇尚节操思想的表现。而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孟子、司马迁、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等志士仁人的身上都有体现，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诗句，不也受其深刻的影响吗？

厚德载物，宽宏大量，是我们民族的美德，而这一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光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导源于孔子的“恕道”。孔子对“恕道”曾作过许多论述。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仁爱之人，自己有“立”与“达”的愿望，因而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立”与“达”。又说：“己所不欲，毋施于人。”（《颜渊》）自己所不愿遭受的待遇或痛苦，也同样是别人所不愿遭受的，因此就不要把这些东西强加于人。这样就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恕道”作了界定，并指明“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正是“宽恕之道”的心理原则和实践方法。在《阳货》中他进一步指出“宽则得众”，即为人宽厚，才能取得拥护和爱戴。因此，孔子告诫人们对过去的事情要“既往不咎”（《八佾》），对从前的怨恨要“不怀旧恶”（《公冶长》），即使受到别人的冲撞冒犯也要“犯而不校”（《泰伯》）。然而这并不是说孔子要人放弃原则，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他和主张“以德报怨”的老子并不相同。《宪问》篇记载，有人问孔子：“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强调应该用公正来回报怨恨，以恩德来酬答恩德。因此，孔子所说的“宽恕”是要求在坚持正义的原则下，对一些小事情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也泛化表现于各个方面。譬如在为政上他强调要“为政以德”，认为有德的人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围绕在他的身旁，如星辰环绕着北斗星一样。在治理方法上，崇尚怀柔，反对武攻，崇尚教化，反对酷刑。这与法家所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孔子的这种思想既确立了我们民族人际交往中宽厚待人的基本范式，形成了我们民族某些优良传统，但也导致了宽厚有余而刚勇不足的柔弱民性，以及鲁迅所屡屡针砭的“易忘历史”的流弊。

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颜渊》），“信则人任焉”（《阳货》）。一个人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和信任。他的这种“贵信”的思想在成语中也有所表现。例如“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等等。正是由于“信”和人们的品行、声望密切相关，而且说出的话“驷不及舌”（《颜渊》），所以孔子主张要“慎言”，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强调说话要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言必有中”（《先进》），认为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卫灵公》）的人是很难教育的。孔子非常讨厌爱说花言巧语的人，他曾说：“巧言乱德”（《阳货》），“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认为花言巧语足以败坏品行、远离仁德。他把那种心口不一、伪善欺世的老好人称作“乡愿”，认为这种人是仁德的大敌。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孔子把他一生对人的观察的经验告诉了人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要“察言观色”（《颜渊》），即看看对方是否言行一致，所说的话是否发自内心，强调君子要“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对教育有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见解，这些睿言智语也早已汇入了汉民族成语之河。对于教师，孔子认为应具有不分贵贱、“有教无类”（《卫灵公》）的高尚师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的敬业精神，“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两》）、“循循善诱”（《子罕》）、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的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学习，孔子最强调的是立志、勤奋、好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他把立志看作是求学的第一步，只有胸怀大志的人，才会把学习当作乐事，做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才会乐于求知，淡于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对于那种把吃粗茶淡饭、穿俭朴衣服当作耻辱的读书人，他认为是不值得与他谈经论道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的君子之心。孔子本人素以勤奋而著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学习《易经》时反复勤读，曾经“韦编三绝”（《史记》）。所以他把“学而不厌”作为君子必具的一项美德。同样，他也看不惯懒惰的人。有一次，他的学生宰予大白天睡懒觉，这可惹恼了孔子，他愤愤地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后来人们就用“朽木粪土”来比喻不堪造就之才。在勤奋博学的同时，孔子还强调学思结合，善于思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既广泛的占有资料，又善于分析归纳，这样才能求得事物的真谛。因此他告诫人们要做到“三复斯言”（《先进》），“温故而知新”（《学而》），要“举一反三”（《述而》）、“闻一知十”（《公冶长》）。对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要虚心向他人请教，“不耻下问”（《公治长》），“择善而从”（《述而》）。

以上只是将最能体现孔子主要思想的成语作了简要的列举，其实，由孔子的话变化而来的成语还有很多。《左传·囊公二十五年》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强调语言要有文采；《孔子家语》中的“薰莸异器”，以香草与臭草不可放在同一器物中，来比喻好人不能与坏人共事。而出自于《论语》中的成语则更是不胜枚举。例如：“不亦乐乎”、“温良恭俭让”、“过则勿惮改”（以上出于《学而》）；“一言以蔽之”、“从心所欲”、“周而不比”、“多闻阙疑”（以上出于《为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如指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以上出于《八佾》）；“一以贯之”、“见贤思齐”、“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上出于《里仁》）；“肥马轻裘”、“中道而废”、“文质彬彬”、“敬而远之”、“先难后获”（以上出于《雍也》）；“述而不作”、“求仁得仁”、“发愤忘食”、“生而知之”（以上出于《述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上出于《泰伯》）；”空空如也”、“待价而沽”、“善价而沽”、“川流不息”、“功亏一篑”、“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后生可畏”、“欲罢不能”（以上出于《子罕》）；“侃侃而谈”、“食不厌精，脸不厌细”（以上出于《乡党》）；“不得其死”、“升堂入室”、“过犹不及”、“鸣鼓而攻之”、“一日之长”（以上出于《先进》）；“成人之美”（出于《颜渊》）；“名正言顺”、“手足无措”、“其身正，不令而行”、欲速则不达”、“斗筲之器”、“和而不同”（以上出于《子路》）；“夫子自道”、“大言不惭”、“怨天尤人”（以上出于《宪问》）；“工欲善其事，必失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以上出于《卫灵公》）；“既来之，则安之”、“血气方刚”（以上出于《季氏》）；“杀鸡焉用宰牛刀”、“色厉内荏”、“患得患失”（以上出于《阳货》）；“无可无不可”（出于《微子》）；“惠而不费”（出于《尧曰》）等等。

由孔子的语言变化而来的成语，不但具有汉语成语的一般特点，如意义的整体性、结构的凝固性、表述的简练性、含义的深刻性等等，而且还有着其独具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伦理性。伦理性是指出自孔子的成语，从整体上来看大多侧重于人的伦理道德方面。对“仁、恕、信、忠”等方面的论述自不待言，论述审美、学习、教育等方面的成语也多以伦理为指归。如孔子谈论对山水的审美时就将其和人的道德品质相联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在这里孔子把水的灵动和智者的聪慧、山的厚重和仁者的敦厚联系了起来。又如比喻小题不必大作的“杀鸡焉用牛刀”一语，出自《子罕》：“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日：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当时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孔子言其武城小邑，何必用此大道。可见，这一成语最初也是与伦理礼乐等密切相关的。如果进一步与当时的诸子相比较，孔子成语的伦理性这一特点则更明显。出自于《老子》的成语如玄之又玄、哀兵必胜、知雌守雄、和光同尘等带有明显的玄虚性、思辩性，出自于《孙子兵法》的成语如出奇制胜、知己知彼、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则带有更强烈的功利性和智谋性。因此从成语中既可以看出孔子与老子、孙子等人思想的鲜明差异，又可以认识到他对后世影响的重点之所在。

二、丰富性。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孔子对汉语所贡献的成语最多，是其他人物所无法相比的。先秦之后的思想家、文学家自不待言，就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灿烂的先秦时期的诸子似乎也无人能与其相比。据笔者对《汉语成语辞典》的粗略统计，出于《老子》的成语有26条，出于《荀子》的成语有45条，出于《庄子》的成语有93条，出于《孟子》的成语有104条，但都不如出自《论语》的120多条多。其所以如此，除了孔子思想的真理性与智慧性之外，恐怕还得益于历代统治者对他的尊崇和宣传。春秋时，孔子首创儒家学派，借聚徒讲学、四处游说而宣传其学说，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使其思想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孔子死后，德分为八，各派都从孔子这一母体中各取所需，推衍发展，从而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而最为重要的还应是汉代和宋代的重视。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使孔子思想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中心话语的权力和霸主的地位。《论语》和《孝经》是汉初学者的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书，才能进而学习“五经”。宋代时，理学盛行，朱熹又将《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其门人弟子大力鼓吹，广为传播。从元朝元佑年间恢复科举以至清末，规定科举考试的题目都从《四书》中出，考生所作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使其影响更为深远。因此，千余年来，《论语》是土人所必读熟诵之书，孔子的语言也就更多地流泻于他们的口头和笔下，熟焉能详，相沿成习，因而也就自然地汇入成语之中了。

三、元典性。如果从成语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由孔子的语言演变而来的成语常常是后世许多成语的“母体”，对后世有着巨大的衍生性。这种衍生性一方面表现在语言形式的继承和沿用上，如孔子首创的“言之……”（如言之无文等）这种语言格式，人们又循此创造了许多的成语，如言之无物、言之成理、言之有理、言之不预、言之凿凿等等；继孔子的“见X思X”(如见贤思齐等)之后，人们又循此格式创造了见异思迁、见利忘义、见物思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以孔子思想为本原，又创造了许多既有联系又有新意的成语，如循着“见危致命、见义勇为”的思想，人们又创造了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舍已为人、舍生取义、取义成仁、仗义执言、仗义疏财、解囊相助、助人为乐等；循着“箪食瓢饮、富贵浮云”的思想，人们又创造了安贫乐道、穷且益坚、淡泊明志、威武不屈等；循着孔子“贵诚信”的思想，人们又创造了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信而有征、坐言起行等，而反对言行不一、夸夸其谈、巧舌如簧、出尔反尔、花言巧语、不稽之谈等；循着“恕道”的思想，人们创造了反求诸己、反躬自问、反躬自省、以已度人、宽大为怀、宽宏大量、豁达大度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广为传播，才在语言产生了这种独特的衍生现象。因此，只从语言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文化伟人的孔子伟大之一斑。

本文发表于《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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