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游篮球游戏哪个好玩:“出仕”与“入仕”？

简单的说，出仕就是积极向上，当官成名出人头地，是儒家的思想；入仕是消极的，是道家的思想，远离朝廷和功名，这是古代文人选择的两条道路。

　　儒士与出仕.....士之学者，以成君子为务。君子者，仁智兼备之人也。君子修身者，修此也。君子出仕，非其欲也，行其义而已。志在行仁，则仕与不仕无不可。有其德者，得其时者，以仕为宜，为尽其德能以弘仁道也；有德而非其时，正心慎行可也。
　　政者，正也。孝悌忠信，践之履之即正，弘之宣之亦为正。亭林先生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出仕当谋国事，国事岂非天下事？自善自正之士，当谋天下事，天下事何尝无关于国事？先师为相于鲁，是仕也，而谋及国之政；周游列国，谋其道直行也，非谋出仕也，欲其仁道惠及天下也；纂订六经，垂范后世，欲仁道惠及万世千国也。仁矣哉！

　　士不言政，则失其天下之责。言政而非正，足以害乱天下；言政而身不正，足以致虚伪之风。有无恒产而咸有恒心，则富贵不骄，穷困不滥。不骄不滥者，是为履仁；能施而惠及于人者，方为行仁。士之言政，旨在正天下，非与天下为敌也；旨在益民生，非倡天下之乱也。士之言政，不轻出于口，思之再三而后言，尚有违道离正之虞，况其轻率而言者乎！个人之失也轻，而政之失也重，可不慎哉？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认同而没有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排佛理论的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愈虽然在排佛的同时也连带着排黄、老，但是如前面所说，基本都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要谈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才批驳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实并不真的不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实际上他不但在世界观上是信奉天命论的有神论者，实际生活中还在信奉着黄、老之术，在这一点上，韩愈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14），大违“子不语怪力乱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为一位儒家领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尽信，然则他在论著与诗、文、书信中也频频言“天祸”、“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传》、《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乌赋》中云：“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而无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省试明水赋》：“唯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德业于坎，同类则应，形藏在虚，气应则通”，这不单单是天命论了，已迹近道家的阴阳学说，还有《与崔群书》：“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有时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足可证明韩愈是个天命神鬼论者。

　　其二，韩愈口虽不言并且还时常排斥黄、老道家，但实际还是信奉道家那套长生不老理论的。韩愈晚年时，家境富裕，据记载：“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道：“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这个周员外名为周君巢，是当时在服铒丹石方面的专家。而白居易诗则更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证明最后韩愈竟然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

　　不过很多韩愈的追随者对这点很难接受，认为韩愈反对服食丹石是有证据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长庆三年(823年)写的《李干墓志》里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干）及且死，又悔”，因此认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说到墓志，这又牵涉到了另一个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韩愈的谀墓问题。韩愈一生中写了极多的墓志，在这个问题上后世一直有很多争论，有说他谀墓的，有说他不谀墓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韩愈主观上到底谀墓不谀墓的问题不谈，就会发现应该予以重视的是自韩愈的文誉起后，他生活费用的一大来源就是为人写碑铭墓志，李商隐在《齐鲁二生》里说当时有个刘生叫刘义，曾经“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可见他为收取钱财而为人写墓志碑铭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韩愈少年生活艰险，出仕后又几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为国子博士时，又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他说这时已经“家累三十口”，而国子博士月俸为25贯，因此他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韩愈曾有两个关于写碑铭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在王用男人一事里他说收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韩弘事则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已经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是我们可以知道的（16），那么五百匹绢就是400贯钱，等于他工资的16倍。这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韩愈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40文，一斗米是50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400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17），可见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庞大的财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韩愈为什么写了如此之多的墓志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韩愈的俸禄如此底，却可以一次解囊十万钱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了。

　　因为韩愈写墓志大多是收人钱财受死者家属委托而写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首先他是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评价墓主人行为的，而那个李干因服食丹药而死，墓志中又说他“及且死，又悔”，所以这个《李干墓志》里那些指责服食丹药的话，应该是李干自己和他家人的意见，而不是韩愈的观点。

　　另外，也有认为白居易说的“退之”不是韩愈，如钱大听曾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方崧卿说，称此诗中的退之是《卫府君墓志》中的卫中立、卫退之，不是韩愈韩退之，但后人多不同意此说，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经过考论认为：“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由以上种种事例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

　　由士入仕的思考

　　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是读书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士”我没有作过考证，只是从古代的典籍中知道，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就设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可见，早在远古时代，士便是有尊贵地位人的代称了。

　　自从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以后，士逐渐多了起来。尽管这样，在素有尊师重道传统的文明古国
　　，士人仍然是被全社会尊崇的阶层。孔子对士的称号就相当看重，他首肯弟子曾参之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还以自己的行为，为士的含义做过许多注释。此外，“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些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都说明，士属于社会的精英和财富，绝非那些附庸风雅，吹牛扮酷之徒所能自封的。当年孟尝君养士三千，鸡鸣狗盗之徒侧身其间。推而广之，再看今天全社会的“士人”队伍，就更加宏大而绵绵不绝。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当时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数量只有30万人。而从去年开始全国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已愈400万人之多。再加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办学等，累计起来，目前全国取得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更是蔚为大观。这么庞大的队伍，难免出现某些为人所不齿的分子，其中包括见利忘义者、贪赃枉法者、结党营私者、奔走弄权者……为实现个人的贪欲无所不为。即便这些“士们”持有一定的知识和特长，但充其量只能属于司马光所谓的“虎而翼者”，更何况当今的某些“士人”手中的文凭还是出自“办证”人之手。

　　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在中国历史1300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那么究竟怎样看待由士入仕的唯一通道——科举制度呢？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6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这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制曾选拔出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家，从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此外，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铨选。据资料统计，在历时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选拔出来的进士共725科，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的数目，总计要超过10万人，这还不包括宋及以后各代特赐过的一批进士。10万多进士大军是我国1300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国家的治乱，都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些人又是这个历史阶段文化活动的主力，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衰，也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就一项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之后，我们回首历史时就不难看出，科举制度至少有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广泛、惟才是举等优点。此前官吏的选拔主要采取的是世袭制和举荐制。世袭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选举面只能锁定在名门望族。举荐制虽破除了血统的限制，但具备“考绩幽明”资格的人毕竟很少，且又没有统一的标准，被举荐的人无法平等竞争。而科举制却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开大门，不论富贵贫贱和门第高下，都可报名应试。对参与舞弊的考生和主考官的处罚也相当严厉，甚至处以极刑。元明清各代，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设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将至公理念公之于世。秦桧与岳飞，都是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一奸一忠，一邪一正，但岳飞、秦桧二人却同是科举入仕，同朝为臣的。还有北宋的蔡京、明代的严嵩虽都属独夫民贼，却也都是进士出身。因此，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即便是名节卑污，遗臭万年者，就其才能讲，也绝非酒囊饭袋。

　　有人举出《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以及历史上众多有才能的人耗尽一生精力，久困科场，终无所成为例，说明科举制扼杀人才。且不说范进、孔已己本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并无案可稽，即使那些终生未能及第的“众多人才”与1300年间的科考选拔的人才相比也只能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尽管科举制的诸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像不能因为一所大学没能培养出爱因斯坦就否定这所大学的成就，同样也不能因为李白、杜甫未能金榜题名就否定整个科举制度。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理念。“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既与“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有关，也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背景有关。当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提倡，北大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不做官”，这曾使“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受到较大的冲击。当然蔡元培所谓“不做官”的宗旨是要把做学问和从政严格分离开。而在现代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很多知识分子担任公职，特别是时下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化”。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知识分子是做“士”还是做“仕”；二是各级组织选什么样的“士”“入仕”。当年爱因斯坦曾被以色列当局邀去当总统，如此“位高极品”可谓光宗耀祖了。可是爱因斯坦却断然拒绝了，还是一心研究他的物理学。当然，人各有志，确有心系庙堂，心忧天下者专门想做官也无可厚非，那就该把知识分子“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带进官场，去做个廉洁奉公的清官，更是善莫大焉。

　　大学衍义补·清入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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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丘浚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焉。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虖？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

　　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諌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

　　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

　　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陈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

　　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

　　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

　　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佑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

简单的说，出仕就是积极向上，当官成名出人头地，是儒家的思想；入仕是消极的，是道家的思想，远离朝廷和功名.